俗话说，钱财乃身外之物，可是总有些人会因为钱而动些歪脑筋，比如盗贼。春秋战国时期，虽然整体社会风气比较古朴沉重，人人崇尚君子之风，但是，依然有人为了一己私利而沦为盗贼，欺压百姓。遇到这样的人，喜大人等法学专家们又该如何处罚他们，为民请命呢？答案当然要从一个个经典案例中寻找。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语，叫窃钩者诛，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偷窃钩的人要被诛杀。为什么仅仅是偷盗物件就要判得如此之重呢？
原来啊，根据《荀子》的记载，当时的人们对盗窃是深恶痛绝的。尤其荀子及其弟子更是认为盗窃人家的私有财产的行为十分可耻，是一种非常害人的行为。许多学者也认为，君主们行政的主要祸患就是盗贼。这是由于当时井田制逐渐瓦解，土地私有制开始出现，所以人民的私有财产自然就逐渐受到了官府的重视。
那么，对私有财产损害比较严重的盗贼自然就成了官府重点对付的对象。而且许多时候，盗贼还充当反抗者的角色，经常利用造反的机会祸害百姓，为了维护人们的生命安全，当时各国的君主和官吏自然会为了百姓而一致对外。
比如春秋时期鲁国贵族盗跖，根据《庄子》记载，此人曾经率九千人反叛鲁国，借造反之机赶走人家的牛马，抢别人家的妇女，可以说是鲁国的大祸患了。可见，盗贼对国家的安全产生的危害是相当严重的。
对于各种各样的盗贼，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律还是相当严苛的，为了让人们对做盗贼产生心理阴影，官吏们开始制定各种各样的肉刑，他们认为盗贼本就可恨，不损伤其发肤器官，他们是不长记性的。
战国时期李悝就曾经将在其《法经》中安排了《盗法》和《贼法》两大章节，并且认为抓捕盗贼的好办法在于核查搜捕，对现代刑侦工作者抓捕盗窃团伙的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不过，作为一本法学著作，《法经》还是具有着非常明显的缺陷，那就是刑法过于严苛了。如果是盗跖这样的大盗，轻则发配充军，重则就是死。而且一些偷物件的也是重罪，在《晋书》中记载的有关《法经》的内容，曾经明确显示，“盗符者诛，籍其家；盗玺者诛”。如果说害人性命的大盗判重点无可厚非，可是偷物件并没有致人死地，反而还要死路一条，这刑法难免过重了。
随着《法经》被商鞅带到了秦国，这种问题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人们受了重典，身体残破，自然无法再通过劳动来改邪归正，甚至犯的罪越来越重。秦国的官吏在推行商君之法的同时，也不得不在实践中考虑，如何将盗法和贼法的惩罚程度降低，使盗贼们可以变成劳动力。
作为令史的喜大人，自然在生活中经常遇见盗窃这样的事情，对于安陆和鄢两县的盗贼，喜大人的处理方式还是非常多面化的。
在《法律答问》中，喜大人记载了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处理盗窃案件的方法。由于盗窃罪的侵犯对象是财务，所以秦法中对这些人的处理方式的首选是罚钱。
如果数额比较大的，就盗贼变成刑徒，去服徭役，帮国家修理城池，发肤也会有损。如果是团伙作案，数额巨大，那么盗贼才会被处以损害肢体的重罪。比如，偷贡品要罚钱，偷盗桑叶要去服徭役，偷盗别人家的牛马就要发肤有损。
在《法律答问》中，喜大人还记载了许多稀奇古怪的小案子。比如，盗贼逼迫奴婢去偷东西，那么盗贼和奴婢都要被处以发肤有损的罪，不过可以用钱赎。
如果被偷盗的是奴婢的主人，还要及时归还主人财物。不过，如果奴婢的父母是主人的家生奴才，和主人一同居住，偷盗的奴婢就不算盗主。
除此之外，在《法律答问》中，喜大人还记载了分赃的处理方式。如果二人分赃，数额较低，就只罚金或者给县里提供一个盾牌。
如果是窃贼故意把所盗财物放在无辜的人家里，那喜大人也不会冤枉好人，不知贼赃而用之的无罪，而知情不报的才要被处以守赃之罪，查封财产。
另外，《法律答问》中，还记载了关于盗窃之罪连坐的处理方式，给了秦法一个清白。在秦昭王到秦王政年间，对于连坐法并没有那么严重，除非犯人的亲属参与了犯罪过程，否则是不会有任何惩罚的。
比如有工匠偷盗，他的同事如果没参与偷盗那就是无罪的。如果是生父偷儿子的东西，不算偷盗，而父子之间没有血缘关系，那么父亲才算偷窃。
更有意思的是，《法律答问》中还出现了一个神奇的盗贼，这个盗贼竟然偷走了主人家的衣服换成了布和钱给物主。
最终，喜大人将布和钱给了物主，但是衣服归了盗贼，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盗贼应该只是帮着卖东西的人，只是被碰瓷了。
在盗窃这一部分，《法律答问》可以和《封诊式》结合着看，因为《封诊式》中记载的具体案例基本都和告发自首有关，所盗之物也都是钱物和牛马，和《法律答问》中记载的案件互为补充。
从这些案件中，我们可以发现原来秦法并没有我们想的那样严苛，甚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秦法更注重将罪犯变成劳动力，在这一点上，绝对是春秋战国法律史上的一大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