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俩这次要是考不上，就别想着再读书了，趁早回家务农吧！”父亲的话像一记重锤，砸在我的胸口。那是1987年的夏天，村里的天热得连蝉鸣都显得无力，蝉鸣间隙里父亲的声音格外刺耳。
堂妹林青低着头站在一旁，双手搓着衣角，不敢抬头看父亲。
我知道，她心里也很忐忑。这样的压力，对于我们这些出身农村家庭的孩子来说，就像一座大山，压得我们喘不过气。
中专考试是人生的一道分水岭，考得上，就有机会走出大山，过上不一样的日子；考不上，就只能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在田间劳作。
那年我十八岁，林青十七岁，正值青春年华的我们却背负了沉重的负担。家里穷，父母没多少文化，但他们比谁都清楚，这场考试决定我们的命运。父亲的话虽然严厉，但我明白，那是他对我们的期待。
结果出来的那天，父亲破天荒地买了一斤白酒，母亲还从集市上割了几斤肉，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饭。
村子里的人都知道我们家出了两个“状元”——我考上了商校，林青考上了师范。
父亲喝得满脸通红，逢人就说：“老天爷开眼了，我家这两个孩子有出息！”林青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大伯，平日里寡言少语，那天却一反常态地拍着桌子笑个不停。
那时的我们，根本想不到，三十多年后的人生会如此不同。林青是个安静的姑娘，比我懂事得多。
她从小扎着两条麻花辫，白净的脸上总挂着淡淡的笑容，喜欢坐在村口的大槐树下看书。
她母亲去世得早，大伯一个人拉扯她长大，家里穷得叮当响，但她从不抱怨。
小时候我常调皮捣蛋，父母没少揍我，但林青总护着我：“叔叔，哥哥不是故意的，他以后肯定会懂事的。”她一口一个“哥哥”，叫得特别亲。
考上中专后，我和林青一起离开了小山村。那是我们第一次坐上火车，火车轰隆轰隆地驶过田野，像是把我们载向一个全新的世界。看着窗外的田野渐渐远去，我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觉得人生的路从此会一帆风顺。
商校的生活丰富而新鲜。我学的是会计专业，学校里大多是男生，大家谈论的都是“毕业后能分配到什么单位”。
而林青所在的师范学校则截然不同，她常给我写信，信里描述着她的校园生活：课堂上老师教歌曲，同学们一起去郊游，晚上在宿舍里点着煤油灯看书。她的信总是带着浓浓的烟火气，温暖又真切。
毕业分配时，命运开始显现出它的分歧。我被分到了一家国营商场做会计。那时候，能进国营单位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我穿着灰色的中山装，夹着公文包，骑着自行车上下班，觉得自己终于“熬出头”了。
而林青则被分配到了一所乡村小学教书。她的工资不高，还要自己种地补贴家用，但她似乎并不在意，信里总是写她的学生有多可爱，村里的炊烟有多美。
“哥哥，你羡慕我吗？”她在信的末尾这样问。
我笑了笑，把信折好放进抽屉里。羡慕她？怎么可能！
我在城里有稳定的工作，拿着固定的工资，每个月还能寄钱回家，这才是让父母骄傲的事情。她守着一群山里的孩子，能有什么前途呢？
可是，人生从来不会按既定的轨迹发展。90年代初，国营商场效益下滑，工资一拖再拖，生活变得艰难。我不得不辞职下海经商。最开始，我在街头摆摊卖衣服，后来又开了一家小店，但生意总是起起伏伏。
每次收到林青的信，她总是安慰我：“哥哥，生活不会一直难的，你是最能吃苦的人，一定会熬过去的。”
林青依然留在那个小山村，教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学校条件很差，冬天没有暖气，夏天蚊虫肆虐，但她从未抱怨过。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她的学校看她，发现她正蹲在校门口为孩子们缝补书包。
看到我，她站起来笑了笑：“哥，你来了。”那一刻，我的心里生出一丝惭愧。
她的生活看起来那么简单，却那么充实，而我在城市里拼搏了这么多年，却越活越疲惫。后来，我们的联系渐渐少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终于在城市里站稳了脚跟，有了自己的公司和房子。可生活的重担也越来越多，工作、家庭、孩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有时候，我会想起林青，想起那个扎着麻花辫的女孩，不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
直到去年，我回老家参加一个同乡会，意外地见到了她。她比记忆中苍老了许多，头发里已经夹杂了白丝，但她的笑容依旧那么温暖。她告诉我，她已经退休了，但村里的孩子总是来找她补课，她也乐在其中。
“哥，你还记得我们刚考上中专的时候吗？”她笑着问我。
我点点头，心里却五味杂陈。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和她的人生轨迹早已天差地别。
我在城市里打拼，得到了许多，也失去了许多；而她，虽然留在了乡村，但她的生活却充满了意义。
分别时，我问她：“你后悔留在小山村吗？”她摇摇头，目光坚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我选择了这条路，就不会后悔。”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她的话。在人生的长河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和方向。
正如罗曼·罗兰所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林青的选择让她的生活充满了温暖和意义，而我的选择也让我学会了承担和拼搏。
如今，我们都老了。回首往事，那些曾经的苦难和幸福，早已融进了我们的生命。人生没有高低，只有看待选择的心态。或许，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