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一位抗联司令站在刑场上，面对即将到来的枪决，他会说什么？是慷慨激昂的遗言，还是声泪俱下的忏悔？关于冀东抗联总司令高志远在被枪决前是否“认罪服法”这件事，时隔多年，却成了一团迷雾，一个让人忍不住想探究的谜团。
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众说纷纭的记忆碎片里。高志远，这个名字在冀东抗战史上，曾经是响当当的人物。他率领抗联战士，与日寇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然而，命运却跟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他最终被指控“阴谋叛国、丧节投敌”，并被处以极刑。而临刑前，他是否真的承认了这些罪名，却成了历史的罗生门，各执一词，真假难辨。
最初，一些关键人物的证词指向了“认罪”。当年负责审判工作的杨春甫回忆，高志远明确表示“认罪服法”。李运昌更是言之凿凿地说，高志远“当场认罪服法”。这些说法，似乎为高志远的“叛国罪”盖棺定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声音浮出水面，让事情变得扑朔迷离。
《滦南与冀东抗日暴动》一书中，收录了多位目击者的回忆。抗联战士李炳志回忆，高志远只是含糊地说了一句：“过去全怪我糊涂，心肝给猪油给蒙了，今天算是清醒了过来了……”山南村村民王福用的回忆则是：“一步错，步步错，没啥好说的了！冀东的抗联战士们，跟日本鬼子干到底吧……”这些话语，与其说是认罪，不如说是对过去的懊悔，以及对抗联战士的期盼。
更让人感到疑惑的是，《魂系冀东》一书中，王凯东提到，高志远在终审后曾要求见王仲华政委一面，并托他带两句话给中央：“我是忠良，要求上诉。”如果高志远真的认罪了，为何还要坚持自己是“忠良”，并要求上诉呢？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还有一位名叫刘铭的抗联战士，他亲耳听到高志远承认曾派人联络过吴佩孚，但坚决否认这是投敌叛变，只是为了“给抗联搞点粮饷和一些人员”。这个说法，或许能解释高志远为何要与吴佩孚接触，但这是否就能证明他没有叛国呢？
这些相互矛盾的证词，就像拼图碎片一样，散落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试图将它们拼凑起来，还原历史的真相，却发现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得到一个完整的画面。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用自己的记忆来诠释那段历史，而记忆，往往是最不可靠的东西。
时间的流逝，会让记忆变得模糊，甚至扭曲。当年的目击者，如今都已经垂垂老矣，他们的回忆，难免会受到主观情感和时间的影响。有些人可能出于对高志远的同情，选择性地记住一些细节；有些人可能出于对历史的维护，而坚持原有的说法。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矛盾的证词呢？我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它们归结为“记忆偏差”，而应该深入分析，探究其背后的原因。或许，高志远当时所处的环境非常复杂，他的行为也并非简单的“叛国”二字可以概括。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抗联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物资匮乏，人员伤亡，与日寇的战斗异常残酷。为了生存，抗联战士们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规的手段，甚至与一些不光彩的人物打交道。高志远或许正是为了解决抗联的困境，才铤而走险，与吴佩孚接触。
当然，这并不能为他的行为开脱。与吴佩孚接触，无疑是违背了革命原则，也给抗联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将他全盘否定，忘记他曾经为抗战事业做出的贡献。
历史，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高志远的案件，也是如此。他或许犯了错误，但他也是一个为了民族解放而奋斗过的英雄。我们应该以更加客观、理性的态度，去看待他的功过是非，而不是简单地贴上“叛国者”的标签。
如今，距离高志远被处决已经过去了数十年。历史的尘埃渐渐落定，但关于他的争议，却依然没有停止。或许，我们永远无法还原历史的真相，但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记住那些为了民族解放而牺牲的英雄们，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事迹，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即使他们的命运充满了悲剧色彩，即使他们的功过是非难以评判，但他们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
高志远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历史的复杂性，也照出了人性的多面性。它提醒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要更加谨慎、客观，要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要尊重历史的真相，而不是简单地进行道德评判。
历史的意义，不在于评判过去，而在于启迪未来。高志远的案件，或许永远无法盖棺定论，但它将永远警醒我们，要珍惜今天的和平生活，要坚定理想信念，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这，或许才是对那些为了民族解放而牺牲的英雄们，最好的纪念。而关于高志远是否“认罪服法”的争论，也终将随着时间的流逝，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诉说着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