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为父报仇鞭尸楚平王的故事里，有这样一个细节：当时，楚平王杀了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兄长伍尚，并在楚国范围内通缉伍子胥，伍子胥在韶关关口看到了通缉自己的文书和画像，因不知该如何出韶关而急得一夜白了头。

但也正是因为一夜白头，伍子胥与画像中的形变变得大不一样，因此得以骗过守关将士顺利出韶关，进而离开楚国，来到吴国，并在数年后引吴兵灭楚，将已经死去的楚平王掘墓鞭尸以报杀父之仇。

但关于伍子胥一夜白头出韶关的这个故事，有人却给出了另一个版本的解释，这个人就是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在他的故事里，伍子胥是这样出的韶关：

伍子胥到韶关时，被守关将领抓住，伍子胥对守将说：你知道楚王为什么抓我吗？守将说不知道。伍子胥说楚王抓我是因为他觉得我偷了他的夜明珠。

伍子胥接着说：你刚才已经搜查了我的行李，里面有没有夜明珠？守将说没有。

伍子胥说那如果你把我交给楚王，楚王也不会在我身上找到夜明珠，那么楚王一定会怀疑是你偷了他的夜明珠，楚王说抓住我就赏千金，封万户侯，这是你想要的，但是如果楚王怀疑你偷了他的夜明珠，那么你别说得到千金和封侯，恐怕连脑袋能不能保住都两说了。

守将不知道伍子胥所说是真是假，但是权衡利弊后，选择放走了伍子胥。

伍子胥到底怎么出的韶关已经很难去考证了，这也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但作为号称法家思想集大成者的韩非子，他这个版本的伍子胥出韶关却能非常完美的解释法家思想的理论基础：

守将为楚王抓伍子胥，即便嘴上说的原因可能是忠于楚王，但真实原因是贪图楚王允诺的厚利：赏千金，封万户侯。

守将不爱楚王，也不恨伍子胥，但是为了千金和万户侯，他有足够的动机去分辨每一个行人以找出伍子胥来领赏。

伍子胥被守将抓住后，编造一个关于夜明珠的故事欺骗守将，听了这个故事后，守将依旧不爱楚王，也不恨伍子胥，只是把伍子胥交给楚王这件事在守将心中的预期改变了：

抓住伍子胥不但获得不了封赏，还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进行了风险和收益的评估后，守将选择放走伍子胥。

楚王和伍子胥对于守将来说，是两个远在天边的人，从始至终，他对这两个人的态度都是不爱也不恨，他为楚王抓伍子胥为的目的是获得“千金”和“万户侯”的“利”，他后来选择放走伍子胥是为了避被楚王猜忌进而被杀的“祸”。

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统治者制定规则时顺应这种天性就如顺水推舟，违背这种天性就如逆水行舟，人趋利避害的本性是法家制定一切规则的总依据。

随着墨家的衰落，儒法两家的斗争逐渐成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主线，而“儒”与“法”之间的争论也必然围绕一个总的主题，这个主题便是“性善”与“性恶”。

公元前403年，消灭了智氏的韩、赵、魏三家联合派使者前往洛邑面见周威烈王，要求后者以周天子的身份正式册封三家为诸侯。

周威烈王见即便嘴硬不给三家正式的诸侯身份，也改变不了当初周天子册封的那个强大的晋国已经名存实亡的事实，于是干脆送个顺水人情，封韩、赵、魏三家为正式的诸侯。

20年后，三家将晋静公手上那仅剩的土地也瓜分殆尽，晋国正式灭亡。

这个故事就是大名鼎鼎的三家分晋，在史学著作领域与《史记》齐名的《资治通鉴》就以“三家分晋”的故事开篇，足见三家分晋这件事在这个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分量。

在我们的历史体系中，“春秋”与“战国”其实是两个模糊的概念，关于春秋和战国到底以什么历史事件为节点来划分，其实是有很多种说法的，但是大多数人都将“三家分晋”作为春秋时代结束，战国时代开启的标志。

这一方面是因为随着韩、赵、魏三国的建立，“齐楚燕韩赵魏秦”的战国七雄正式就位，但更重要的是，三家分晋这件事彻底改变了诸侯产生的条件。

韩、赵、魏三国是先以武力手段抢夺地盘，架空晋公，再上表周天子要求其给自己正式册封。

虽然在春秋时期，甚至更早的西周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兼并就一直存在，比如说南方大国楚国就是靠一路兼并小诸侯国成长为地跨千里的南方霸主的，但是这种行为在大多数诸侯眼里都是令人不齿的，即便楚国自己，在兼并小国后，给出的解释也是“我蛮夷也”。

楚国不得不以道德上的自我矮化来化解它不守“规矩”兼并其他小国行为时的尴尬。

但当韩、赵、魏三家瓜分掉周天子册封的晋国时，他们表现的理直气壮，没有任何道德包袱。

哦，对了，在晋国有巨大权势的家族原本不是三家，而是六家，韩赵魏三家是在用武力干掉了范氏、中行氏和智氏后才成为实力最强的三家，在晋国六姓变为三姓的过程中，各方既用上了朝堂上的阴谋诡计，也用上了战场上的刺刀见红，总之，能用上的手段全都用上了。

随着晋国，这一春秋后期的“超级大国”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再也没有人怀疑当初周天子的那一套规矩已经失效了。

无论是否愿意承认，当初周公建立的那套礼乐制度已经崩溃，而且这种崩溃是如此的彻底。

礼崩乐坏，大争之世已正式开启。

新的时代里，需要去参与残酷竞争的不只是各路诸侯，诸子百家也不得不进入新的赛场，他们的学说将在这大争之世中接受考验，能适应新时代的留下，不能适应的则将被无情淘汰。

从春秋的后期开始，诸子百家中的佼佼者是儒家与墨家，很奇怪，这二者都强调“爱”，但是这二者的“爱”却又是针锋相对，甚至水火不容的。

孟子曾称墨家主张与禽兽无异，孟子为什么会以如此恶毒的语言去攻击同样讲究“爱”的墨家？这个问题值得好好去讨论讨论。

墨家创始人叫墨翟，曾到过鲁国，听过孔子讲学，但反复思考后认为孔子的思想不能解决当时的问题，于是创立了墨家学说。

儒家与墨家都讲究“爱”，但儒家讲的爱可以称为“仁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这两句儒家的经典名言的含义是这样的：要孝敬自己家的老人，然后尽量做到像孝敬自己家老人一样孝敬其他的老人，要爱护自己家的孩子，然后尽量做到像爱护自己家孩子一样爱护别人家的孩子。

请一定注意，这里面是有个先后顺序的：先爱自己家老人和孩子，然后再爱其他人家的老人和孩子。

换句话说，儒家的仁爱主张的是有差别的爱，而且儒家也大方承认了这种差别，一个人爱自己的父母胜过爱别人的父母，这件事它是天经地义的，不用去遮遮掩掩。

儒家的至圣先师孔子的主张克己复礼，复的是什么样的礼？是周天子那套宗法制的礼，宗法制是将家庭关系推广到政治领域的一种制度，孔子认为这套礼乐制度没有问题，如今礼崩乐坏不过是因为人们少了一种“仁”的精神，只要让大多数人都有“仁爱”的观念，就能补充上礼乐制度的不足，去拯救这乱世中的万民于水火。

宗法制下诸侯传递爵位尚且要依靠血缘关系远近，所以孔子讲的“仁爱”也必定要以血缘关系远近来区分，关系近的获得的“仁爱”也多，关系远的获得的“仁爱”也少。

而孔子的这种仁爱，墨家不认同，墨家讲究的爱叫“兼爱”，其要去追求的理想状态是对所有的人都给予一样的爱。

在这一核心思想的指导下，又衍生出了“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等主张。

总结一下就是要追求所有人平等，墨家巨子与普通墨家成员吃穿用度尽量一致并主张节俭。

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墨子为何会产生这种看似与当时的社会如此格格不入的观点，就算墨子本人是个天才，或者说得更玄乎点，他是个穿越者，那么又是为什么他的观念会被很多人认同呢？

我们很多人认知墨家是从“墨守成规”这个成语开始的，墨子及墨家弟子经常带着各种守城器械帮助防御方守卫城池，以践行他们“非攻”的理念。

墨家弟子的守城器械可是战争中的“重器”，墨家在是一个理论学派的同时，还有另外一层身份：一群器械制造的高手。

墨家在器械制造领域的较高造诣也暗示了墨家的成员身份：散乱于各个城市的手工业者。

春秋后期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孕育出了一批手工业者，手工业者的特征是其生存对固定的生产资料依赖度较低，有自由流动的倾向，与家族的纽带较弱。

相比于固定于土地上的农民，手工业者较为分散，他们本身就是一个个生产单元，他们的生存需要的是稳定的社会环境带来的正常贸易，所以他们反对战争，由于他们生存对血亲纽带的依附很低，所以他们主张的是所有人平等的兼爱。

孟子骂墨家是禽兽的原因也在于此，在儒家看来如此重要的血缘纽带竟然被墨家淡化到了极致，这太不可思议了，简直就不是人的思维。

孟子无法理解墨家，不是因为孟子笨，而是因为人都很难理解自己生活以外的事物，孟子也好，他的老师和学生也罢，无论是平民或贵族，都是生活在农业思维体系里的人，他自然无论理解手工业思维体系里的墨家。

其实写到这里，大家应该已经能猜到儒与墨两家斗争的结果了，墨家赢不了儒家，无他，手工业在春秋战国那个时代，无论以多么严密的形式组织，它始终撼动不了农业的统治地位。

凭借农业对手工业的巨大优势，儒家得以压制墨家，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儒家将一统诸子百家呢？

别着急，农业也有很多种模式，一种全新的农业模式即将出现在华夏大地上，或者说它已经出现，只是暂时与它匹配的学说还没有出现罢了。

西周时期的农业模式是井田制，在今天人看来，这种模式简直就不可思议，八户人家要找到900亩的耕地，把地平均分为九块，八户人家各种一块，中间那块是公地，八户人家共同耕种，公地收成属于诸侯。

是不是很奇怪，种个地还搞出那么多繁文缛节，古人是吃饱了撑的？

当然不是，西周时期整体上还处于青铜器时代，但一方面青铜比较贵，另一方面青铜用作制造农具有一定局限性，所以在当时很多农具还是石制的。

石制农具和青铜农具生产效率低下，与其低下的效率相比，购置农具的成本就显得很高，这就导致了一个小家庭在农业上获得收益的极限还不足以覆盖农具的成本，所以为了大家都能更好地开展农耕活动，农具一般由家底比较丰厚的诸侯来承担，或者说普通人只拥有简单的基础农具，其他不那么基础的农具则由诸侯来提供，大家在耕种时获得农具的使用权，作为交换，将公田收益上缴给诸侯。

九块田里诸侯只取一块的收益，与后世的地主相比是比较“厚道”的，但这并不是因为诸侯们良心发现，而是越过了这个点，这套农民与诸侯共同经营的生产方式就要崩溃了。

种个地还得八户人家待在一起，古人这么干不但不是吃饱了撑的，反而是为了最大限度节约成本，让大家都能有口饭吃。

但是随着铁质农具的普及，这一切都变了。

铁质农具的普及大幅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小家庭的生产单元在农业生产上获得的收益开始可以覆盖农具的成本并产生正收益。

从小家庭借助铁质农具可以在农业生产上获得正收益的那一刻起，大家不得不挤在一起共同耕种的井田制就变得不合时宜了。

原来地也是可以分开种的。

于是，一个全新的群体产生了，他们的出现将彻底改变之后2000年的中国历史，这个群体叫自耕农。

自耕农群体的出现是那战火纷飞的乱世中最大的变量，哪家的学说能与这一群体相契合，哪家学说就能脱颖而出。

那个自耕农群体需要的学说几经辗转，终于在一个叫秦的西北边陲之国开花结果。

商鞅变法使强国强盛这是法家的高光时刻，但是如果要寻找法家思想的发源，我们仍要追溯到遥远的齐鲁大地。

《隋书·经籍志》将《管子》归为法家分类，曾经担任过齐相的管仲，主张治国时明确严格的法度尤为重要，规范人的行为，明确的法规比模糊的道德更管用。

但管仲同样提出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理论，管子那个时代，学派还并不十分明确，各类学派的思想可能会杂糅，管子的法家思维还不够系统，也就涉及不到儒家与法家关于“性善”与“性恶”的争论。

以现在的观点看，以管子为首的早期齐鲁法家并不那么“纯粹”，但随着法家从齐鲁来到三晋，其理论开始变得日趋成熟，法家才开始思考人性的本源这样深入的问题，并最终以“趋利避害”对人性进行高度概括，有这样理论的法家人士开始在整个天下进行各种各样的社会实验，并最终在西北边陲的秦国找到了答案。

让我们看看法家理论是如何与自耕农群体相契合的吧：铁质农具出现后，一些人开始发现不给诸侯们耕种，自己去开垦荒地是更具性价比的选择，于是井田制开始瓦解，由于旧的生产模式被打破，为旧模式服务的各类礼仪、习俗和道德也必将遭遇挑战。

面对这一切，儒家的解释是：人的思想出了问题，由于缺少“仁”和“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而陌生，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加强思想教育，让人们重新获得“仁”和“义”，从而让社会回到原本的和谐状态。

而法家的解释则是：趋利避害本就是人的本性，当自己当自耕农获得的收益比给诸侯耕地多时，人们选择当自耕农就是天经地义的事；让自耕农们放弃高的收益退回井田制根本就不可能，在不退回井田制的情况下，让自耕农们去遵守井田制时期的社会规则又注定会变得很尴尬，所以倒不如承认自耕农经济注定兴起的事实，制定出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规则。

历史是必然与偶然综合作用的结果，说商鞅变法注定会在秦国出现未免有些武断，但是秦国在接受法家改革这一方面确实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优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上：

第一，是秦国的绝对核心是关中平原，关中平原的耕种条件非常适合搞自耕农经济，一个小家庭从事农业生产，不但可以覆盖自己的生产生活成本，还能在缴纳秦帝国高额的税负后依旧有剩余，秦人可以以农业为绝对主业生活，与商鞅同时期的吴起在商业盛行的楚国搞法家改革，结果就是被剁成肉泥，别说吴起，就算横扫六国的大秦，当他们把自己那套自耕农规则强行推到楚国时，换来的都是“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第二，是秦国的相对“落后”，秦国的这种落后表现在物资和文化两个方面上，物资方面，秦国早期，井田制农业搞得并不发达，人口也不多，文化方面，秦国对周礼的接受程度一直较低，与楚国一样，在中原国家眼里，秦国也是蛮夷。

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自耕农经济兴起后，秦国的这两个劣势反而成为了优势，人口少，宗法制的规则弱，这两点综合作用下导致了一个对于发展自耕农经济极为有利的条件：贵族手中的土地少。

单论土地肥沃，关中平原较三晋和齐鲁都不具备优势，但是由于那些所谓的“文化繁盛的文明国家”贵族势力强，占有的优质土地多，留给自耕农群体发挥的空间也就相应减少，而这又进一步限制了关东五国自耕农的发展空间。

而秦国，大量的空地为大力发展自耕农经济提供了可能性，当秦帝国的统治者们能够通过组织起更多自耕农来增强自身实力时，又能反过来压制贵族，并从后者手中拿走更多利益，从而形成一个正反馈循环。

正是因为秦国的这些“弱点”，法家与自耕农经济相结合的社会实验才能落地生根。

秦国的位置在黄河上游，找到了适合自己道路的秦帝国也将在此后的百年里像奔流的黄河水一样，虽然九曲回肠，但终将席卷天下。

秦国依法家而强，但这并不等于法家的命运与秦国的命运是简单的等同关系，真实的世界更为复杂。

自耕农时关键，但也不是一切，法家能解决很多问题，但在某些关键问题上，法家并不是最优解。

周失其鹿，天下共逐，轰轰烈烈的儒法战争在大争之世开启，但结束它的是另一套规则，在这场绵延百年的漫长斗争中，儒、法两家都将抛出一个个社会实验，这些社会实验，无论成败都将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可贵的历史经验，这些社会实验相互碰撞，并最终塑造成一种规则，它将主导此后2000年的每一个春夏秋冬。

历史的大戏永不收场，可悲的是，每一个人都是过客，可喜的是，历史并不需要永远的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