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有大量日本战犯、伪满战犯和国民党军战犯被俘。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改造和处理这批战犯的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对于这些战犯，周总理也非常关心战犯的改造。

当他审查战犯名单时，也都会亲自过问。在第二次特赦战犯时，他看后加了一人，此人得知后却是又悲又喜。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促进中日友好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把战争罪犯改造成新人。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对战犯实行了“一个都不杀”的方针，采取改造的政策，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

1952年2月5日，周总理就指示最高人民检查署和公安部，要求抓紧研究这些战犯的案件，并给出处理意见。

1956年3月14日，周总理主持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处理在押日本和伪满、伪蒙战犯以及国民党战犯的问题。

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的建议下，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决定，决定对经过十多年改造的日本战犯按宽大政策分别予以适当地处理。

与此同时，政府也加强了对国民党战犯的教育改造工作，帮助他们得到宽大的处理。

两百多名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集中在北京西郊德胜门外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周总理对他们的改造工作，作出了许多重要的指示。

在思想改造方面，首先组织他们成立学习委员会，学习党的政策，开展讨论。

紧接着，组织他们到东北各大工业城市以及天津、武汉等地进行参观。让他们亲眼看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他们的改造，是通过思想改造和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安排他们到北京远郊参加劳动。

周恩来也曾与国民党高级将领先后到功德林看望，让他们说服开导。

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和措施，战犯们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给中共中央写去了感谢信。

在物质生活上，党和政府也给了他们许多关照。杜聿明在被俘之后，拒绝谈论任何问题，情绪也一直不稳定。

在转到功德林之后，这里的干部对他很好，也叫来医生给他治疗好了疾病。中共的一系列关心，感动了他，也融化了他那颗坚硬的心。

杜聿明都激动地说道：“共产党是我的再生父母。”在这之后，杜聿明在管理所做了不少工作，特赦之后，也为国家作出了不少贡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杨振宁带回了祖国。

对于战犯的改造教育，他们都有不同程度地改正和悔过，所以党和政府也对他们作了宽大的处理。分为六批释放了战犯。

这些战犯释放之后，不适应社会，因为担心他们的心理问题，周总理也曾两次亲切接见他们。

1959年12月14日，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首批释放的人员。周总理走到他们的面前，一一表示了祝贺。并询问了每个特赦人员的身体状况，和家属情况。

周恩来也曾问到杜聿明。杜聿明也当面对周总理进行了忏悔。周总理告诉他，愿意改正就好。这些话让杜聿明心情激动，表示要继续搞糟，戴罪立功。

周总理分别询问了每个人的情况之后，告诉他们现在已经不是犯人，是公民的。但过去的罪行是不能赦免的，还是要继续改造自己。

1963年11月10日，周总理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前四批特赦留京人员及家属，设宴款待。

除此之外，周总理也非常关心他们的新生活，也安排了他们释放后的生活。他要求先把这些人集中到北京，然后到各地参观，允许亲友看望他们，并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进行了妥善的安置。

周总理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不仅仅讲革命性，同时也讲人情味。

当他得知郑庭笈离婚之后，也非常关心他的生活。郑庭笈告诉总理，在他被俘之后，妻子就准备好去台湾。但她听到郑庭笈在被俘后的讲话时，决定在海南岛等候。

当他回到北京之后，妻子的工作不能安排，她决定离婚。周总理得知后，让张治中主张他们复婚。

1960年，周总理邀请他们聚会时，还问他有没有复婚。当他得知两人还没有复婚时，在郑庭笈被分配担任文史专员时，便将他的妻子调到他的身边做打字员。很快两人也恢复了家庭关系。

对于两人的重新结合，郑庭笈感动不已，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周总理的指示，他直言，周恩来就是我们的红娘。

而在第二批特赦战犯起草名单时，周总理亲自审核。当他看到上面少了一个名字，表示一定要加上李仙洲的名字。

当李仙洲得知自己是总理特意加上他的名字时，又悲又喜，既高兴又难过。

高兴地是，周总理始终惦记着他，他能够重获自由。难过的是，自己作为周总理曾经的学生，没有做出一番事业，还做了不少坏事，给他丢脸。他感觉自己实在是没脸去见周总理。

特赦后的他终于见到了周总理，他愧疚地表示自己做了不少错事，以后也定会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情。特赦之后的他，婉拒了政府要把他留在北京的打算。他决定回到山东老家养老。

政府也安排他为山东省政协秘书处专员。就连李仙洲都没想到，他的晚年能够如此平淡又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