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5日，记者来到北京郊区的一处普通寓所中探访一位抗战老兵，这位老兵在那年将要年满100岁了，在此次访谈中，老兵仍然是口齿清晰、条理分明，讲述了很多抗战期间的故事，这也是为数不多的一次访谈。

实际上，老人的精彩人生并不只在于抗日，后来他还曾主政沈阳、北京，留下了一段段传奇过往；他便是焦若愚，一位被称为“十九大最年长党代表”的抗战老兵。

传奇的人生经历

焦若愚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他的祖辈从清朝中期就开始经商，家中不仅有好几个商号，住的院子都是二进院，可以说，他家富了上百年，富的远近闻名，上世纪20年代就装上了电话、留声机，更是远近闻名。

家中的祥和真正被打破，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

1937年8月，日寇3个主力师团进攻南口，国民党卫立煌派兵增援，与日寇激战一个多月，他的总部就设在焦家附近。

焦家为了支援抗战，将所有牲口、物资都捐给了国军，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卫立煌也成功拖住了日寇继续进攻的步伐。

后来卫立煌将部队撤走，日寇就将战场失利的怒火全部撒在老百姓身上，造成了很多流血事件，焦家在家庭内部会议中也说：无论如何，一定要将抗战坚持到底。

次年2月，邓华带领八路军队伍也来到了此处，慢慢长大的焦若愚也就这么投身于革命队伍，而整个焦家投入抗日的不止他一个，战场上，他们有的负责物资供应、有的直接上了前线。

抗战8年里，焦若愚一直在山海关一带打游击，从家族过往的抗战历史中，他更是十分理解“发动群众”的真正含义。

他后来更是说：“游击战争一刻都不能离开群众，游击战想要获得成功就必须获得当地老百姓的支持。”

虽说抗战期间他不知道侵略者何时能被赶走，但他的心中始终充满希望，特别是读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后，这种希望就更具象化了。

1945年8月，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在抗日军民多年坚持与苏联红军最后打击下，日寇也宣布了投降，这个消息令焦若愚无比振奋，正当他欢呼雀跃时，组织又下来了新任务：迅速行动，去接受日伪军投降

那年，焦若愚不过30岁。

待到他抵达沈阳后，伪满市有七八百人就站在楼下排队，焦若愚就给全部接收了。

有个苏军的少将对他说：“这么大一个城市，你们怎么接收这么快呀，能管理的了吗？”

焦若愚不仅保证了接收的时间与质量，还在陈云同志的建议下做了感谢苏联的红绸子。

其实，大家表面上都是开开心心，也都知道当时沈阳城内暗流涌动，不少原本是汉奸、土匪的人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地下先遣军”，他们不仅没有接受历史的审判，反而活动还十分猖獗。

八路军在与苏联军管会协商后召开了一场市政府会议，会上宣布由白希清担任市长、焦若愚担任副市长。

有了这样一个流程后，沈阳这座沦陷了14年之久的工业城市也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反动势力也被彻底清剿。

他们俩的性格并不一样，白希清是个非常幽默的人，总是能在谈话中化解紧张的气氛，而焦若愚的性格更趋向于一个深思熟虑的策略家，他总能在关键时刻贡献自己的智慧。

两位市领导就这么形成了互补，相互之间的配合也是极为默契的。

在他们事无巨细的管理下，沈阳也渐渐恢复了热闹的场景，迎接了新中国的到来。

焦若愚第一次作为代表参加全国会议是在1954年的第一届全国人代表大会上，哪怕过去了几十年，焦若愚还清晰地记得那场盛会，他的心情更是激动到了极点。

更让焦若愚难以忘怀的，是这场大会通过了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而他主政的沈阳就是一五计划的重镇；那年，他不仅已担任沈阳市长，还当选为沈阳市委第一书记。

他过去也与苏联人打过交道，对他们很了解，当时苏联援助中国兴建了156项工程，沈阳就有6项。

那些年，他也始终参与着沈阳的各方面建设，在这里见到了毛主席、董必武等多位高级领导人。

他对沈阳这座城市倾注了太多心血，对他来说，那也并非只是一份工作，更是对整座城市的责任；沈阳曾饱受战乱之苦，这些年终于赶上了发展的好时代，就必须要团结一心。

1957年夏天，焦若愚出现在一间大教室内，听着100多名教师发表自己的意见，《光明日报》的记者也来了。

针对当时学校内出现的一些问题，焦若愚在听后也作出表态，他站起来从容地回答了很多问题，引起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那天的会议结束后，记者还跟着焦若愚回家继续谈论问题，焦若愚见记者还没吃饭，在家中做了两大盘水饺，两人边吃边谈。

多年后，这位《光明日报》的记者在回忆录中写下：焦若愚不过40岁左右，他的稳重、机敏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说话总是深思熟虑、周详准确；那顿饭吃完后我便起身告别，他也让司机将我送回东北旅社。

在沈阳，焦若愚一直奉献到1965年8月调离，如此算来，他主政沈阳已有17年、在沈阳工作长达20年。

也就是那17年，他带领着全市创造了很多共和国的第一。

百岁高龄的人生

从1965年开始，焦若愚调任至外交战线，这里也更需要他。

来到外交部门工作后不久，他就表现出了自己的能力，如同北斗星般熠熠生辉。

一次国际活动上，焦若愚与美国驻伊朗大使产生了争议，两人的谈话中，焦若愚更是据理力争，始终坚定地维护中国利益，体现出非凡的智慧。

可以说，这种传奇绝非一朝一夕之间形成的，而是这么多年工作过程中，岁月积累沉淀的结果。

当伊朗政局产生动荡的时候，他马上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向领导提出建议，仍然主张按照原计划访问伊朗，这种雪中送炭的举动，更是使得两国关系迈上了新的台阶。

在外交战线又是一个十几年，那也是焦若愚记忆中十分特殊的过往。

1981年开始，焦若愚担任北京市市长，两年后转任北京市顾委主任。

那几年，恰逢北京连年遭遇干旱天气，他当即拍板决定成立北京市水资源委员会，躬身对水资源进行全面的监督管理。

这件事忙完不久，他又亲自管理起财政工作，在他到来之前，北京市各部门花钱就得得到市委书记或者副市长的批准，焦若愚觉得这样是不利于大规模搞建设的，必须要做出改变。

在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后，焦若愚便采取了“一支笔”的工作模式：凡是各部门需要花钱，就找市政局商量，取得同意即可审批。

但是没有市财政局的同意，任何人都无权去批条子，就连他这个市领导都不行。

这样的工作方式，直接改变了北京市财政工作的被动局面。

在走访的过程中，他又发现北京的环境不太好，尤其是黄土见天的北京前三门大街。

为了改善这种情况，他马上提出了一项植树造林的运动，仅仅一年过去，前三门大街第二年便春意盎然；后来，他还提出在北京西郊建立一个绿色文化碑林。

退休后，焦若愚每年都要坚持去管委会汇报，倡导生态环境建设。

他的眼光向来长远，这不仅是多年来工作积累的智慧，从源头来看，那也是焦家过去那个经商大家族“走一步看三步”的影响。

北京这座特大城市如今总是绿草茵茵，就有老市长的一份贡献。

退休后，焦若愚深居简出，很少与客人见面，更是一种“深藏功与名”。

1990年岳岐峰从河北调任到辽宁当省长，想到过去多年焦若愚一直在沈阳工作，对沈阳十分了解，找老人家学习经验也能更好管理这里，于是，他就请求见一次焦若愚。

焦若愚想到这件事对辽宁百姓好，也就答应了下来。

两人谈了很久，焦若愚还说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你这次闯关东，贵在一个“闯”，闯好了就是一条大路，闯不好就会头破血流。”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焦若愚依然被选为中共十九大代表，那时的他已经102岁了。

安度晚年的那些年，焦若愚还是会见见从沈阳前来拜会的客人，听听沈阳的现状。

沈阳解放70周年前夕，焦若愚心情十分激动，特意会见了沈阳市政协和《沈阳日报》的工作人员，当时他们给焦老带来一份《沈阳二十年》，焦若愚经常把弄着这份画册，更是爱不释手。

画册中的很多东西他都认识，他指着一张图说：“这就是当年沈阳变压器厂生产的巨型变压器，我们当时称它为变压器之王。”

家里人看他对很多历史过往记忆犹新，还建议他写下一些回忆录。

但焦若愚拒绝了，他不愿接受党史办媒体的采访，也不愿口述历史，他并非不愿说这些，而是担心家里人和工作人员会仗着他的历史地位为自己行方便。

他早就与身边人约法三章：你们不能去参加与我有关的社会活动，也不能接受采访，按照自己的努力去做自己的事情。

正因如此，很多与焦若愚有关的历史都是缺失的，但焦若愚也不觉得遗憾，在老人的心里，只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一切努力就是值得的。

子女经常将他带到车水马龙的街上去转转，那是因为老人觉得：只有看看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的精气神，他才能看出百姓的生活十分提高。

只有老战友的子女前来时，焦若愚才会打开话匣子说起过去，讲述他们的前辈在战场上的英勇故事。

他生前最牵挂老战友，晚年，他也始终挂念着建造烈士纪念林的事情。

2020年1月3日下午，新京报才率先知道了焦若愚同志已于1月1日逝世的消息，这还是万里长子万伯翱传出来的消息。

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向其亲属表示亲切慰问，他一生低调，也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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