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在国家命运与前途走向的重大转折点上，许多知识分子共同选择留在大陆。其中不乏一些对“共产理想”颇有怨言者。他（她）们何以拒绝蒋介石的邀请，不愿前往更为“自由”的台湾？

恐怕，稍微有点历史常识者，都能就这一问题给出自己的看法，大致无外乎：国民党独裁政府令这些文人失望透顶……然，该说法或有一定道理，但概括得并不全面。1946年中时，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文人大家已决定“反”国民政府……1946年4月，即将出任北大校长的胡适，收到好友，亦是著名学者罗常培的一封密信，展开信纸：“北大同人，除曾昭抡之外，比较右倾的多”，这几个字映入胡适眼帘。看完信后，他脸色微变，表情似笑似愁，令旁人一头雾水。这封信，对方已言简意赅地向胡适透露：绝大多数专家学者还是站在国民政府这一边。罗常培本人就是在风云突变的1945年底，选择前往美国耶鲁大学任教。身在美国，他却将精力都用于关注国内一切动向。罗常培的举动，亦是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内心呼声。诡异的是，仅两个月后，即1946年5至6月间，上海新一任市长（伪）的吴国桢，亲自出面邀请各大校长、教授“吃饭、喝茶”，结果却颇为尴尬。用吴本人的话说：“大多数校长和教授都是国民党员，可他们不愿意出头，甚至有几人还避而不见。”吴国桢乃当时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他邀请的对象包括自己的同学，如闻一多、罗隆基、潘光旦。昔日同窗今如此不给薄面，便很能说明问题——中国的知识人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已改变主意！事出反常必有蹊跷，这一学富五车的群体思想变化如此之快，关键在于国民政府的倒行逆施……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十四载抗日战争终于结束。不久，蒋介石以“共商国事”为由，连发数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抵渝洽谈。“重庆谈判”这一牵动中国今后命运走向的历史性事件拉开帷幕，整个谈判过程与最终结果不用过多赘述。我党众位领导带着极大的善意与诚意来的，可收获到什么？有的只是无理傲慢的蒋介石，以及不落到实处的和平条约。运筹帷幄的毛泽东倒是不急不躁，本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想法，抵渝后的他与柳亚子等大学问家见面攀谈。期间，毛泽东向柳亚子赠自己于1936年2月创作的《秦袁春学》。柳亚子看后赞不绝口，写下了《二韵与毛主席咏雪诗》。后来，柳先生准备把这部作品拿到《新华日报》上发表。当时编辑部规定：不允许出版毛泽东的所有作品。传开后，大家对毛泽东的原著产生了好奇，想尽一切办法寻找。慢慢地，毛泽东在国统区知识分子中确立了诗人和政治家的形象。

蒋介石十分嫉妒，他秘密组织会写诗和歌词的人，要求每个人写一首或多首《秦袁春学》，以压制毛泽东的风头。结果老蒋“画虎不成反类犬”，他手下豢养的文人一个字都没写……经此一役，原本对毛泽东乃至整个共产党不了解的知识分子，亦被其磅礴大气的作品所震撼，心里不由自主地产生些许好奇。但这并非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946年5月，解放战争开打在即，感觉胜券在握的蒋介石宣布还都南京。可他却没料到，负面舆论铺天盖地压向国民政府。掌握笔杆子和发言权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是蒋方一再发难，想要破坏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大战一触即发，令他们上下反感，极为失望，社会甚至流传：民盟与中共会携手合作。这可真是越活越回去了……至于国统区内是一幅怎样的场景？具体细节不提也罢。官官相护、派系林立的国民政府早在抗日战争还未结束时便已提前布局，各方势力抢钱、抢地盘，受苦受难的还是普通百姓。这一切如何逃得过教授、专家们的法眼？而更多有关中共根据地朝气蓬勃、开明清朗，尊重知识分子的报道突破“封锁”进入国统区。两相比较，高下立判！有两则旧事，则能说清此中微妙。同样是在1946年，国民党把持的伪“政协会议”召开前夕，蒋介石对著名民主党派人士章伯钧、罗隆基放话说：除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要当什么部长都行！章先生回道：“就是给我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我也不干！”罗隆基则说：“我要当就当外交部长，我能讲一口呱呱叫的英语，保证能当一个呱呱叫的外交部长！”书生意气跃然于纸上，把老蒋气得够呛……

吴有训，中国物理学研究“开山鼻祖”，他在国民政府兵败如山倒时，接到老蒋的邀请“随迁至台”。没有多想，吴先生当即拒绝。一次饭后，以聊闲天的方式，他对家里人说：“三民主义让蒋搞成了三迷主义，如此腐败，哪能不失败？中国的希望，今后就看共产党了！”新中国成立后，吴有训先生在中科院一干就是十几年，从无半点怨言。从罗、章、吴三位先生对蒋介石的态度来看，彼时的知识分子们已对国民政府彻底绝望。无论老蒋或国民政府要员如何费尽心思游说，他（她）们亦不愿意跟从。还有一份数据能直观展现大多数“中间派”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1949年，“中研院”80多位院士共有50多位留下来；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国民政府计划“抢救”62位高级知识分子，结果只有19位愿意走。数字不会作假，它直观，且能点出精髓，更能说明民心所向。更莫提同一时期，李公朴、闻一多等一批民主人士直接被暗杀，还有武装镇压学运等暴行，无论在何时何地，这都是对知识分子最直接的刺激。若国民政府能在短时间内回心转意，必然不会造成这种不堪的局面，可一次次的期望，却换来更大的失望！追根溯源，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大多都通古博今、走南闯北、经历过战争、享受过和平、能上美国耶鲁、能下中国农村。他们自认为并没做坏事，任何时代都需要教书育人，想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的。那么多海外学子，他们抛弃了国外优渥的条件，积极投身到新中国建设中去。

而得民心者得天下，国民党已无可救药了，蒋介石对此也是心知肚明，但他也没有办法。此前的政治宣传太厉害，藏得太深，信息控制严酷，连知识分子都被迷惑了。没那么多时间读书的普通人更加难以分辨。与其说：1946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突然集体逆转反国民政府。倒不如这样认为：早在国民政府，推行种种倒行逆施之举，便已注定其败亡结局！时代巨变，个人意志虽稍显微不足道。但沧海横流，有志之士绝不愿意为不可救药的政权“陪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