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5年的新中国，首次实施了军衔制，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军衔制不仅是对军人功绩的认可，更是国家军事力量的重要标志。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新中国还推行了行政工资制，旨在更好地激励各级人员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
军衔制的实施，使得军队的等级制度更加明确。从元帅、大将、上将等高级军衔到校级、尉级等较低军衔，每个军衔都有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
这种等级制度不仅代表着军人的功绩和地位，更是对他们的尊重和认可。在军队中，每个军衔都有相应的职责和权力，使得军队的管理更加有序、高效。
行政工资制也有等级之分。最高级别无疑被赋予了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如主席和总理等，他们的薪水以及各种福利都是整个国家中最高的。第二级别则是各大行政区的领导人，如主席和秘书长等。
再往下，就是第三级别，这一级别主要针对地方局书记等行政人员。元帅们大多属于这一级别，他们的待遇虽然不及前两级，但相比于普通百姓，依然是相当优厚的。
然而，就在这一年，出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人。他既没有在政府中担任任何职务，也没有任何军衔。按照当时的行政工资制度，这样的人是无法被确定行政级别的。而这个特殊的人就是郑位三。
由于郑位三同志的历史贡献太过突出，这使得工作人员在处理此事时感到十分棘手。他们深知不能轻易地忽视或低估位三同志的贡献，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妥善处理。于是，他们决定将此事层层上报，寻求中央的指示。
消息一路传到了中央，引起了主席的关注。主席在仔细研读了关于位三同志的资料后，不禁陷入了沉思。他深知位三同志对革命的贡献之大，这使得他不得不重新审视原有的行政级别制度。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主席终于做出了决定。
他决定给予位三同志三级行政的待遇，以表彰他对革命的巨大贡献。这个决定不仅是对位三同志的肯定，更是对那些曾经为革命事业奋斗的先烈们的敬意。虽然当时位三同志已经不在军中和政坛中担任要职，但他的贡献和影响是无法忽视的。
对于这个如同元帅般的待遇，位三同志当之无愧。
郑位三，这位名字背后蕴含着无数革命故事的英勇战士，于1902年的湖北黄安诞生。他的原名是郑植槐，1918年，16岁的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他的排名位居全校第三，由此，他正式更名为“位三”。
在学校的岁月里，郑位三不仅专注于学业，更积极参与各种学生运动。他的心中燃烧着对国家未来的热忱，对革命的向往。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他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进步人士，共同为理想而奋斗。终于在1925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正式成为党的一员后不久，郑位三奉命回到故乡开展工作。他深知农村的落后与困苦，决定利用自己的学识为乡亲们做些什么。于是，他开设了农民夜校，为那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亲们提供了学习的机会。在这里，他们不仅学会了识字、算数，更深入了解了革命的真正意义。郑位三用平易近人的语言，向他们传播革命的思想，点燃了他们心中的希望之火。
一切似乎都在向着光明的方向发展。然而，历史的进程总是充满了曲折。1927年，反动派发动了接连的反革命政变，使得中共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一时间，空气中弥漫着紧张和不安的气息，革命的火种似乎随时都有可能被扑灭。
在这危急的时刻，郑位三为了寻找出路，毅然踏上了前往武汉的征途，寻求上级的指示。他深知，此时的革命事业正处在生死攸关的节点，每一个决策都可能影响到整个革命的命运。
在武汉，郑位三面见了上级。上级严肃地告诉他，不能再忍受下去了，必须勇敢地反抗，发动武装起义。这番话如同一把火，点燃了郑位三心中的激情。他明白，这是他一直等待的时刻。
郑位三没有犹豫，他立即启程返回黄安。他知道，那里是他熟悉的土地，也是他发动起义的战场。在黄安，他联合了潘忠汝、戴克敏等志同道合的同志，共同商讨起义的大计。他们深知，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
与此同时，郑位三还深入到群众中去，发动那些渴望进步、向往自由的群众。他深知，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革命的力量之源。在他的号召下，群众的热情被激发出来，他们纷纷表示愿意为起义贡献自己的力量。
终于，在1927年11月，黄麻起义爆发了。郑位三率领着起义军，向敌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他们的起义军英勇善战，如同猛虎下山一般，将敌人打得措手不及。这场起义，是大别山地区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大别山地区人民开始了新的革命历程。
红四方面军，作为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红四方面军的起源，正是黄麻起义。这不仅仅是一场起义，更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这里可以看出郑位三在革命中的贡献有多大。
在起义失败后，郑位三带领剩余的人员进驻柴山保地区。那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是开展游击战争的理想场所。郑位三在这里重新集结队伍，整顿士气，与同志们一起努力发展壮大。他们白天隐蔽在深山老林中，夜晚则出奇制胜地打击敌人，逐步在鄂豫边地区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
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以柴山保为中心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这不仅仅是一块土地的扩张，更是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郑位三的智慧和勇气，为红四方面军的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郑位三一直是我党在大别山区的精神支柱。他的存在，就像一面鲜艳的旗帜，引领着无数革命者前行。那首流传在民间的歌谣，恰如其分地描绘出了他的影响力：“董必武、郑位三，领导人民把身翻。”
其实，董必武在起义的初期，因革命需要，奉命前往日本。而郑位三，则坚守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成为了大别山根据地的真正灵魂人物。
在国共合作抗日的特殊时期，郑位三再次肩负起历史使命。他受命返回鄂豫皖地区，先后担任鄂东北特委书记、鄂豫皖区党委书记等要职。这些职务并非简单的名义，而是沉甸甸的责任和期望。在他的带领下，根据地的建设日益稳固，革命的力量逐渐壮大。
不仅如此，他还兼任过新四军第4支队政委，与司令员徐海东并肩作战。这两位老熟人、老战友的默契配合，使得部队的战斗力倍增。他们一同指挥部队，打击敌人，保卫家园，成为了根据地的传奇人物。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郑位三调任第二师政委，与师长张云逸共同领导淮南地区的斗争。他们在敌后战场上，机智勇敢，屡次突破敌人的围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3年秋，郑位三以中原局委员的身份调到新四军第五师，与另一位老熟人李先念共同负责鄂豫边区党、政、军的领导工作。他们紧密合作，共同谋划，使边区的抗日斗争得到了有力的发展。
抗战胜利后，郑位三出任中原军区政委，与军区司令员李先念、第一副司令员王树声并肩作战。他们的合作无间，使得中原军区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郑位三搭配的几位领导班子来看，除了李先念在1955年大授衔时没有授予军衔之外，其他人都被授予了大将军衔。如果按照这种情况来说，如果郑位三参加了1955年授衔，那么，军衔绝对不会低。
原来这与其身体状况有着莫大的关系。在长期的艰苦革命岁月里，郑位三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他的身体状况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亮起了红灯，长期的高强度工作和艰苦环境给他的身体留下了难以弥补的创伤。
中原突围之后，郑位三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他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为了他的身体健康着想，组织上决定让他暂时离开工作岗位，进行全面的休养和恢复。这样一来，郑位三也就没有参与后续的工作，自然也就没有在授衔的名单之中。
就算是到了建国初期，郑位三也不再负责具体工作，也没有任何职务在身，更不在军中担任任何职务。但他的威望和贡献，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刘少奇去武汉视察时，特意上门探望了郑位三。他们两人曾经在革命战争年代并肩作战，有着深厚的友谊。刘少奇走进郑位三的家，看到他的身体状况，心中不禁感到一阵凄凉。他询问郑位三的身体近况，并表示如果国内的医疗条件达不到他的需要，可以送往苏联治疗。
郑位三听到刘少奇的话，心中十分感动。但他并没有接受刘少奇的提议，因为他不想因自己的身体而浪费国家的资源。他深知，那个时候的国家刚刚建立，各项资源都非常紧缺，他不想因为自己的事情而给国家添麻烦。
他对刘少奇说：“我的身体已经这样了，不要再为我费心了。现在国家刚刚建立，各项事业都需要人才和资源，我的事情就不要再操心了。”
刘少奇听了郑位三的话，心中十分感慨。他深知，郑位三是一个非常有情怀和担当的人，他的心中只有国家和人民，而没有自己。他为有这样的老战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毛主席一直未曾忘记郑位三的贡献，他深知这位老革命家的辛勤付出和卓越能力。在1955年推行行政等级制度时，毛主席特批郑位三享受三级待遇，确保了他的生活有了稳定的保障。
功成之后，郑位三并没有居功自傲，他始终保持着谦逊和低调。他深知，革命的成功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努力的结果。他只希望国家能够变得更好，对于个人的荣誉和地位，他并不放在心上。
郑位三的人格魅力是如此的独特和伟大。他不愧为老一辈优秀革命家的代表，他的精神和品格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