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认为，好的书籍赛过好的大学，这个爱默生公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至今仍深信不疑：一个人即使没有上过大学，甚至没上过中学，他依然能够成为优秀的哲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法学家等等。...因此，我一开始就把时间安排好了：头三年的大学课程根本不用去管！最后一年再全力去攻教材，草草写一篇论文了事！这样，大学给了我想要从它那里得到的唯一的东西：我一生中最充裕的几年自由时间，来研究文学和艺术，这就是我的大学生活。”——斯蒂芬·茨威格

▲ 今天是奥地利小说家、诗人、剧作家、传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1.28 — 1942.2.22日）的诞辰。茨威格的代表作有《人类群星闪耀时》，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回忆录《昨日的世界》等。茨威格的文学创作，深受西方人道主义精神熏陶。他不断反思曾受过的教育，以自由与人道精神，抨击思想的禁锢。在今天，仍然不失为一种警示。

01.

渴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在上世纪的最后一年，令人厌烦的中学的大门终于在我们身后关上了。我们勉强通过了结业考试——究竟我们从数学、物理和经院哲学中学到些什么？——很荣幸地穿上庄重的黑礼服，聆听校长激昂慷慨的演说，说我们已长大成人，今后就应该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地工作，为国争光。随着毕业，八年之久的同窗友谊也云消雾散了。从此以后，我们这些朝夕相处了八年的伙伴就很少见面了。大多数同学进了大学，那些不得已找工作当雇员的同学只好用羡慕的眼光望着我们。

在那个时代，奥地利的大学还具有浪漫色彩，所以当一名大学生就会享有一定的特权，这使得年轻的大学生总觉得自己比所有的同龄人都优越得多。这种古怪离奇的现象，在德语国家以外的地方很少有人知晓，因此很有必要对这荒谬的不合时宜的现象作一番解释。奥地利的大学大多创建于中世纪，在当时，从事学术研究是非同一般、特别有意义的事。为了吸引青年人到大学来学习，就要给他们一定的特权。中世纪的大学生不受一般法庭的约束，也不准警察到大学里搜查或找麻烦。大学生穿的是特别的制服，他们有与别人决斗而不受惩罚的权利。人们把他们视为一个有自己的习俗或恶习的帮派。

另一方面，为了表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就必须“证明”自己有着男子的阳刚气概，这种男子气概需要他尽可能地参加决斗，甚至要在脸上留下英雄行为的标志——“剑刺伤疤”——以名天下知。光滑的双颊、没有伤疤的鼻子，和一个真正的日耳曼大学生的身份是不相称的。戴着红袖标的大学生团的学生，一直在寻找打斗的对象。他们之间相互挑战，还向另一些和气温顺的学生和军官挑起事端。每一个新来的大学生都要在大学生团的击剑场上如法炮制地学会这种荣耀的主要活动形式。每一匹“未经调教的小马”，亦即新来的学生，都被分到大学生团兄长的统领之下，奴隶般地服从他。而这位兄长则要教会新来的大学生适应高贵的生活习惯：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啤酒，滴酒不漏，直至呕吐方显英雄本色，证明自己不是“懦夫”。有时候他们聚在一起大唱校园歌曲，或者在夜里成群结队地喧闹着通过大街小巷，嘲弄路边的警察。所有这一切都被看作是“男子气概”，“大学生风度”，“德意志精神”。每逢星期六，大学生团的学生们戴着各色帽子和袖章，挥舞着旗帜走出去“闲荡”。这些思想单纯、行为盲目的年轻人认为自己才是青春精神的真正代表。他们蔑视那些看不惯或不理解他们这种大学生文明和德意志男子气概的人，认为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

对一个刚从外省毕业，初到维也纳的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来说，这种充满青春活力而又快乐的大学时代，显然是一切浪漫色彩的化身。我曾经见过那些住在农村的上了年纪的公证人和医生，他们异常兴奋地仰视着斜挂在房子里的剑和各色袖标，骄傲地展示脸上的伤疤，把它当作受过高等教育的标志。而在我们看来，这种头脑简单以蛮干为荣的行为是多么令人厌恶啊！当我们看到带有这类标志的东西时，我们会明智地躲得远远的。因为我们认为，把个人自由视为至高无上的思想，嗜好侵略和挑衅生事的本性，显然是德意志民族精神中最糟糕和最危险的因素。另外我们也明白，在这种矫揉造作、乔装打扮的浪漫行为背后包藏着精心计算过的实际目的。因为一个人一旦成为好斗团伙的成员，他就会得到该组织“元老”人物的提携，日后得到高官爵位，也容易飞黄腾达；对于在波恩的“普鲁士人”来说，这是进入德国外交界的唯一可靠途径；在奥地利的大学生，参加信奉天主教学团的人，则是在执政的基督教社会党中谋一肥缺的途径。所以，这些英雄中的大多数心里非常清楚，他们的彩色袖标是未来的铺路石，它可以补偿他们在大学的学习中所耽误的一切。前额上的剑疤在任命和提升时将会比额角后面装的知识更有利。但是，只要看看这群军国主义党徒的可恶嘴脸和脸上带剑伤而无事生非的神气，就使我这个刚跨进大学门槛的年轻人十分扫兴。另外，那些真正埋头读书的人也尽量回避这些“英雄”。他们到图书馆去时，宁愿走不被人注意的后门，也不走大厅，就因为不愿碰上这帮可悲的家伙。

02.

我应该上大学，这是全家早就商量决定的。但究竟要学习哪个专业呢？我的双亲让我自己选择。我哥哥已经进了父亲的企业，因此，父亲对第二个儿子似乎不那么着忙了。只是关系到家庭的荣耀，非要我取得博士学位不可，至于我学什么专业，都无所谓。奇怪的是，我对学哪种专业也无所谓。我的心灵早已献给文学，所以学什么专业都不会引起我的兴趣，甚至，我心底里不相信任何一所学院，这种不信任感至今依然没有消除。

我总认为，好的书籍赛过好的大学，这个爱默生公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至今仍深信不疑：一个人即使没有上过大学，甚至没上过中学，他依然能够成为优秀的哲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法学家等等。我在实际生活中曾发现无数个这样的事例，一个旧书商对书的了解常常胜过有关的教授；经营艺术品的商人比专门研究艺术的学者更懂艺术；在各领域中，大部分重要建议和发现，通常是由外行人提出的。因此我觉得，大学对智商的普遍提高具有实际意义，是可行的和有效的；而对那些有创造能力的人来说则是无效的，甚至会起阻碍作用。特别像维也纳大学，仅学生就有六七千人，人满为患，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有益接触从一开始就受到阻碍。而且，由于学校过于因袭旧的传统而远远落后于时代，所以我看不出有哪个教授的学科对我有吸引力。因此，让我选择的专业范围也并不存在。应该反过来说，不是哪个专业深深吸引了我，而是哪个专业不使我头疼，又能为我的爱好腾出最大限度的时间和自由。于是，我最后选择了哲学专业。

按旧的观念来说，我们不妨称它为“严密”哲学。但这实在不是我内心的爱好，因为我的抽象思维能力很差。我的思维无不是从具体事物、事件和人物形象中衍生出来的。纯理论和形而上学我是无法学会的。而哲学里纯物质的论述极有限，所以听“严密”哲学的讲课或讨论是最容易混过去的。唯一要做的是第八学期末交一篇学术论文，并参加仅有的一次考试。因此，我一开始就把时间安排好了：头三年的大学课程根本不用去管！最后一年再全力去攻教材，草草写一篇论文了事！这样，大学给了我想要从它那里得到的唯一的东西：我一生中最充裕的几年自由时间，来研究文学和艺术，这就是我的大学生活。

当我回顾自己的一生时，像我刚上大学时那种光上学不上课的幸福时光是不多见的。我当时还年轻，还不懂什么是事业心和责任感。不管怎样，我还是比较自由的。一天二十四小时基本上都属于我，我可以看书，也可以写作，一切由自己安排，无需向别人解释。在可见的视野之内，尚未出现大学考试的阴云。三年的时间对一个十九岁的孩子来说是那么漫长，那么充足和富裕，给我带来多少意外的欢乐和收获啊！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过去写的诗，用我的话来说，进行一次严格的毫不惋惜的筛选，编成一本诗集。我今日仍不愧于承认，对一个十九岁刚高中毕业的学生来说，铅字的油墨味是世界上最甜蜜的味道，比设拉子的玫瑰油还要香。不论哪一家报纸刊登了我的一首诗，都会自然而然地给我脆弱的心灵增添一股新的力量。难道我不应该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出版一部自己的诗集吗？在那些比我还有信心的同学的鼓励下，我终于下定了决心。我大胆地将诗稿寄给了舒斯特·勒夫勒出版社，它是当时一家专门出版德语抒情诗的有名望的出版社，曾出版过李利克隆、戴默尔、比尔鲍姆、蒙贝尔特等整整一代诗人的诗集，同时也出版过里尔克和霍夫曼斯塔尔等人的德语新抒情诗。不久，令人难忘的幸福时刻接踵而来——那种幸福是作家成名以后再也体会不到的。一封盖有出版社大印的信来到了，我拿在手中，没有勇气拆开。当我看到出版社已决定出版我的书，并要求保留我今后著作的优先出版权时，那一瞬间，我激动得透不过气来。又过了不久，一校样的包裹到了，我打开包裹时，心里怦怦直跳，我激动地看着铅字校样、版式和书的毛本。又过了几周，第一批样书寄来了，我不知疲倦地查看着，抚摸着，比较着，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不久，又像孩子一样，跑到书店里去，看看有没有我的书，是摆在书店的中央，还是在角落里。以后呢，就是期待各方来信，期待最初的批评和评论，期待从某个素不相识的人或意想不到的人那里获得最初的反映。一个年轻人出版了自己第一部著作时，都会产生这种我曾暗暗羡慕过的紧张、激动和兴奋的心情。不过，这种兴奋只因是初次成功，并非自满。

后来，我的第一部诗集《银弦集》（这是那部销声匿迹的诗集的名称）再也没有重版过，不但如此，我甚至没有从中挑选任何一首列入我的《诗集》。我第一部诗集里的诗产生于不确定的预感和无意识的模仿，它们不是来自亲身的体验，只是一种语言上的激情。为了引起同行的兴趣和注意，这些诗至少体现出了音乐美和形式美。因此，我不能抱怨它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当时在抒情诗方面走在前面的诗人李林克隆和戴默尔，把我列为他们的同行，并衷心盛赞我这个十九岁的年轻人。我十分崇拜的诗人里尔克将他新出版的诗集单行本送给了我，作为对我的“如此美好的书”的回赠。后来，我把里尔克赠送的诗集作为我青年时代最珍贵的纪念品从奥地利的废墟中抢救出来，带到英国（它今天会在何处？）。今天，我心里总有一股酸楚，里尔克送给我的这第一件礼物——是许多礼物中最珍贵的一件——已有四十年了，而那些熟悉的字句已是来自冥府的问候。不过，最使我欢喜不已的是马克斯·雷格尔，这位与理查德·施特劳斯齐名的，当时在世的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来征求我的同意，允许他从我的诗集中选出六首谱成歌曲。后来，我常常在音乐会上听到我的这首诗或那首诗——一些连我都已忘记或遗弃的诗句，却由这位大师用兄弟艺术将其流传下来。

这些意外的赞许同时也伴随着友好坦率的批评，但它们毕竟及时起了作用，给我增加了力量，使我有勇气克服由于信心不足而从未采取或至少是没有及时采取的步骤。在中学时代，我除了发表诗歌，还在《现代》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和随笔，但我从来不敢向一家有影响的大报投稿。其实，在维也纳只有一家大报，就是《新自由报》，这家报纸格调高，不论是它的文化情趣还是政治威望，都对整个奥匈帝国影响甚巨，就像英语世界中的《泰晤士报》和法语世界中的《时代报》一样。而德意志帝国境内的德语报纸，没有一家曾为达到如此卓越的水平而做过不懈努力。《新自由报》的发行人莫里茨·贝内狄克特是一个具有非凡组织才能的孜孜不倦的人，他为使自己的报纸能在文学和文化方面超过所有的德语报纸而竭尽全力。如果他崇拜某一个作家，就会不惜代价，一连给作家发十封甚至二十封电报，并预支一部分稿费。

圣诞节和新年的节日版都增加文学版面，刊登当时最有名的作家的全部著作目录。阿纳多尔·法朗士，盖尔哈特·霍普特曼、易卜生、左拉、斯特林堡和萧伯纳这些大师就会值此机会在这张报纸上聚会。这家报纸在指导全城乃至全国的文学事业中做出过不可估量的贡献。它的世界观是“进步”的、自由主义的，办报的态度是踏实、严谨的，在代表古老的奥地利的高度文化水平方面堪称表率。

在这个进步的殿堂里更有一块特别神圣之地，即所谓的文艺副刊，像巴黎的名报《时代报》和《论坛报》一样。副刊和那些瞬息万变的政治新闻和日常新闻有明显的不同，它只刊登有关诗歌、戏剧、音乐和艺术方面最精辟和最优秀的文章。只有那些早有定论的权威人士才能在这块圣地上获得发言权。只有那些具有精辟的判断力，又有多年的实际经验以及娴熟的文笔之人，在经过几年的试用期之后，才能到这座圣殿里担任副刊的主编，就像圣伯夫[插图]以他的文学评论《月曜日丛谈》成为巴黎的绝对权威一样。路德维希·斯派达尔和爱德华·汉斯力克是《新自由报》副刊上戏剧和音乐方面的权威。他们俩人的赞成或反对决定一部作品、一出戏、一本书在维也纳的命运，从而也常常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副刊上的每篇文章都是当时知识界的日常话题，引起大家的讨论、评议、赞赏或批评和反对。如果在这些早已受人尊敬的副刊作者中冒出一个新名字，那简直如同晴天霹雳一般。在年轻一代作家中，唯有霍夫曼斯塔尔用他的几篇优美的文章敲开了副刊的大门，而其他年轻作家却有自知之明，把自己的文章送到文学刊物上发表。谁要是能在《新自由报》的头版上发表文章，就等于为自己的名字在维也纳竖立了大理石丰碑。

03.

在我的父辈眼里，《新自由报》简直就是一位圣贤，而我竟把一首小诗投给了该报，时到今日我仍无法理解当时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不过，投稿并没遭到拒绝。该报的副刊编辑每周只有一天对外接待时间，而且还是在下午二点到三点的一个小时之内，他要依次接待固定撰稿人，接待自由撰稿人的时间极少。当我顺着旋转式的小楼梯走到编辑先生的办公室门前时，心里不由得怦怦直跳。我请人去通报，几分钟后侍者回来，说编辑先生有请，于是我走进那个又挤又窄的房间。

《新自由报》的文艺副刊编辑名字叫西奥多·赫茨尔，他是我有生以来遇到的第一个具有世界历史地位的人物。当然他自己并不知道，他将在决定犹太民族的命运和我们时代发生的事件中，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在那个时候，他的观点充满模棱两可的矛盾。他以写诗开始了文学生涯，接着表现出出色的办报才能，他首先是驻巴黎的记者，后来担任《新自由报》副刊编辑，逐步成为维也纳公众最喜欢的人物。他的文章由于富有敏锐、明智的观察力，至今仍具有非凡的魔力。他的文章风格优雅，高贵而又妩媚，不论是轻松的还是批评性的文章均不失大家风度。在我的记忆中，在当时所有作者的文章中，唯有他的文章最有素养，即使全城最挑剔的人也为之倾倒。他也曾有一个剧本在皇家剧院上演过，获得成功，从而使他成了一位名人，为青年人所崇拜，为父辈们所尊敬，直到发生意外的那一天。

命运总是知道怎样把它需要的人找来，去完成自己神秘的使命，尽管这个人在命运面前想躲藏起来，但无济于事西奥多·赫茨尔在巴黎曾经历过一件震撼心灵的事件，这使他的许多看法发生了改变。他作为记者列席了公开贬黜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的全过程。他看到人们如何撕下德雷福斯的肩章，尽管这个脸色苍白的人高喊：“我没有罪！”这一举动大大触动了赫茨尔的心灵。他真切地知道德雷福斯是无罪的，他之所以蒙受可怕的叛变罪名，仅仅因为他是犹太人。正直的、见义勇为的西奥多·赫茨尔早在上大学时就关心犹太人的命运。他甚至本能地预感到犹太民族的悲惨命运，虽然当时还没有出现什么严重事件。那时，他觉得自己的知识和对世界的了解极为丰富，应该成为一个领袖，所以他在上大学时提出了一个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大胆计划，甚至要通过自愿的集体洗礼把犹太教和基督教统一起来。他一直有一个戏剧性的幻想，希望有朝一日率领成千上万的奥地利犹太人走进斯特凡大教堂，用这种象征性的举动作出榜样，把这个被驱赶的没有祖国的民族彻底从歧视和仇恨的厄运中解救出来。不久，他就认识到他的这个计划是无法实现的。工作几年之后，他终于不再去注意这个他自认为毕生责无旁贷要“解决”的问题。而眼前，他看到德雷福斯被贬黜，想到自己的民族将要永远被歧视，他心如刀绞。他想，如果种族隔离不可避免，那就要彻底隔离！如果我们命该遭受凌辱，那就要勇敢地迎上去。如果我们因没有祖国而受欺辱，那么我们应该自己建立一个祖国！因此，他出版了《犹太国》这本小册子，书中宣告：无论是寄希望于同化，还是一味忍让，对犹太民族来说都是行不通的，必须在自己的故乡巴勒斯坦建立起自己的新国家。

这本剑拔弩张的小册子出版时，我还在上中学，不过至今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在维也纳犹太资产阶级的圈子里引起了普遍震惊和恼怒。他们怏怏不乐地说，这个如此有才干、风趣，且有文化修养的作家想要干什么？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蠢话？干这样的蠢事？我们为什么要到巴勒斯坦去？我们说德语，而不是希伯来语，我们的祖国是美丽的奥地利！在仁慈的弗兰茨·约瑟夫皇帝领导下我们的生活不是过得挺好吗？我们不是生活得挺体面，地位也可靠吗？难道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再过几十年所有偏见都要消除的进步时代吗？为什么这个自称是犹太人而且想帮助犹太教的人要将把柄交给我们凶恶的敌人手里呢？现在，我们每时每刻都和德意志世界联系得更加紧密，融为一体，为什么他却要把我们与这个世界分离呢？这本小册子出版后，犹太教的传教士愤怒地离开了布道坛；《新自由报》的领导人宣布，绝对禁止在他的“进步”报纸上出现犹太复国主义这个词。维也纳文学界的忒耳西忒斯卡尔·克劳斯，这个恶毒的讽刺能手，写了一本名为《锡安山上的国王》的小册子，极尽挖苦之能事。所以，当西奥多·赫茨尔走进剧院，穿过一排排的观众，观众不但不欢迎他，反而低声讥讽道：“陛下驾到！”

起初，赫茨尔认为可能是自己被人误解了。他多年来一直受到维也纳人的爱戴，因而认为维也纳是他最安全的地方，维也纳人怎么会抛弃他，又怎么会嘲笑他！但是回报他的是如此严厉和愤怒的声音，这突如其来的变化简直把他吓坏了。他不过是写了一份几十页的小册子，竟然在世界上引起惊涛骇浪般的反响，这是他始料不及的。而且，这些反响不是来自那些过舒适安逸生活的西方犹太资产阶级，而是来自东方的广大群众，来自加利西亚、波兰、俄国的犹太无产阶级。赫茨尔没有预料到，他那本小册子居然重新激起了流落异国他乡的所有犹太人心中快要熄灭的热烈向往，实现在《旧约》中已经谈了上千年之久的弥赛亚的复国梦想——这既是希望，也是宗教信仰，它是千百万受奴役受欺凌的犹太人心中唯一有意义的精神寄托。在人类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个先知或是一个骗子的豪言都可能使一个民族的人心振奋起来，但却从来没有像这次规模如此浩大，并且还有海浪澎湃般的反响。孤零零的一个人仅用他写的几十页厚的小册子就把一盘散沙、争论不休的犹太群众团结了起来。我想，这种思想尚处于幻想和未确定形式的最初阶段时，无疑是赫茨尔短暂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然而，一旦他在现实生活中确立目标，聚集力量，这时他一定会看到，犹太这个民族有各个层次，祖先不同，命运不同；有的信教，有的不信教；这里的人拥护社会主义，那里的人拥护资本主义。他们宁愿用各种语言互相争吵，也不愿有一个统一的权威。一九〇一年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正处于斗争之中，也许还包括他同自己的斗争。他还没有足够的勇气放弃养家糊口的工作，去干自己的事业。他还必须把自己的精力注入小小的记者工作和任务上，这才是他的真正生活。这就是当时接待我的副刊编辑西奥多·赫茨尔先生。

我走进赫茨尔的办公室，他站起来表示欢迎。这时，我不禁发现，“锡安山上的国王”这个具有讽刺味道的诨名对他来说还有几分道理。他的前额高高的宽宽的，面部线条清晰，留着浓黑的教士式的胡须，一双深蓝色忧郁的眼睛，看起来真像一个国王。由于他的神态威严又豪放，所以他那有点戏剧性的夸张举止一点都不显得造作，反而自然得体。我一点也没觉得，他在与一个小人物会面时会故意摆出一副臭架子。在那个窄得可怜，只有一扇窗户的编辑部小房间里，摆着一张旧写字台，上面堆满了纸张，他就在这张写字台后面办公，活像一个贝督因人的部落酋长。他身着一件贝督因人的白色长衫，穿得那样自然，好像那是一件按巴黎式样精心剪裁的燕尾服。他有意识地稍微停顿了一会儿——他喜欢这种小小的间歇，以后我常注意到这一点，他喜欢这种稍微的停顿产生的效果，这大概是在皇家剧院里学到的——然后带着一副傲然却又十分友善的神情向我伸出手来。他示意我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一面问道：“我觉得在什么地方看到或听到过您的名字，您写过诗，对吗？”我不得不点头承认。于是他向椅背一靠，说道：“您给我带来了什么大作？”我说，我很高兴让他看看我写的一篇小散文，接着我便把手稿递给他。

他先翻了一下页数，可能在估计有多大篇幅，随后将身子深深地陷进椅背里。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已开始读我的手稿（我压根儿没想到），他看得很慢，一页一页翻下去，全神贯注，目光始终没离开手稿。他看完最后一页，慢慢地把手稿叠好，放进一个文件袋里，用蓝铅笔在上面作了一个记号。他始终没看我一眼，屋内的空气像凝固了似的，他的这些动作把我置于一种神秘莫测的长时间的紧张状态之中。我觉得，过了那么久，他才抬起头来，用深沉的目光望着我，故意用缓慢而又严肃的语气对我说：“我很高兴我能告诉您，《新自由报》副刊将发表您这篇漂亮的散文。”那种气氛，简直就像在战场上拿破仑将一枚十字勋章佩戴在一个年轻中士胸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