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0月17日，雷蒙·阿隆因心脏病突发溘然长逝。

他曾在绥靖主义横行的时代，孤身对抗苏联极权思潮；他曾尖锐批判罗素、萨特等同代哲学家，仍然获得他们的尊敬；如果说托克维尔对美国民主制度开创性的考察，预言了民主的到来；他则是在民主体制遭受苏联和纳粹帝国致命威胁的时刻，挺身而出捍卫民主的人。他是法国最伟大的思想家。

在那个自由衰微、极权狂飙的至暗时刻，他是“祖国的异类”，也是时代的灯塔。当欧洲知识界集体陷入激进狂潮，只有阿隆始终保持了冷峻的思考——

那就是，坚定不移地对五个邪恶观念“说不”。

一、坚决对苏联体制说不

苏联诞生后，很快成为人们眼中和平、幸福、自由的新希望。几乎所有厌恶资本主义知识分子，包括萨特、萧伯纳、罗曼·罗兰等西方思想家，乃至鲁迅、胡适等中国知识精英，都曾都把苏联当成完美社会乌托邦。

然而，阿隆却一反时代潮流，在《回忆录》一书中，他尖锐地揭露：苏联和法西斯并无区别。

那里没有政治自由，人民只获得了一个主人的虚假名义，仆人却获得了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那里没有个人自由，所有公职人员都只对上级负责，都在滥用权力、鱼肉百姓。那里没有思想、言论、科研等等一切自由，人们陷于谎言、不公和绝望。

阿隆甚至进一步指出，苏联的邪恶远超纳粹：纳粹只是以国家压倒了社会和个人，苏联却是要垄断一切思想，消灭一切道德，使独立思考变成大逆不道。

二、坚决对“知识分子的鸦片—意识形态”说不

在一般人眼中，知识分子是以真理和良心来说服人。但其实，他们常沉湎于某些错误的观念，并将其上升为不容置疑、不可挑战的新宗教。

阿隆将这些教条称之“知识分子的鸦片”，并以尖锐、冷峻的笔调剖析了很多著名知识分子吸食上瘾、颠倒是非的症状。

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阿隆指出了知识分子创造的三个新宗教——左派、大革命和无产阶级。

在“上帝已死”的时代，意识形态填补了人们的精神空白，并且为知识分子的权势服务。因此，它们比传统宗教更自私、更反智、更霸道，更具传染性。

但是大众盲信知识分子的光环，对这些观念不加批判地使用，导致深重的灾难。

阿隆为此反复警告：知识分子必须竭力保持清醒和谦卑，敢尽言责，善尽言责。

三、坚决对“历史决定论”说不

意识形态神话的背后，其实有一个更深刻的观念原因，就是相信某些人已经发现了“历史和社会的终极规律”——历史决定论。

阿隆在《历史讲演录》中指出：历史不是一条单向、自动延伸的道路；历史是由生活在特定环境中的每一个个人组成的。人的行为改变，历史方向就会改变，而人是根据自己的欲求和理想来行动，因此所有人的认识永远是孤立、零碎和暂时的。

任何人倘若声称自己发现了宇宙真理，可以解释历史的走向、人类的未来，都是理性的僭越、虚假的画饼。如果以“美好未来”为借口，要求人们“暂且忍耐”暴虐统治，那就是罪恶的辩护词。

无独有偶，在本书之后不久，奥地利哲学家波普尔在其《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从科学哲学的角度，论证了阿隆的先见。

四、坚决对国际政治的宏大叙事说不

无论古今中外，国际政治都是充斥着阴谋论、丛林法则的观念战场。其罪魁祸首，正是宏大叙事的观念体系。

雷蒙·阿隆在国际政治力作《民族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一书中，尖锐抨击了文人、政客生造宏大叙事的言行。

他多次精准预言了国际政治，却冷静地指出：国际关系具有不确定性，不能用任何模式、理论去作简单的解释，理论家也必须尽早抛弃做出预测的幻想。

政治的走向，取决于政治家的自由决断。他说：“考虑政治，就是考虑唱戏，考虑台上的演员，考虑他们的决策、目的、手段，和他们的精神世界。”

他还进一步指出：政治唯一的核心，就是审慎。

五、坚决对“自由的诸多谬论”说不

如果说现代文明，只有一个核心观念的话，那就是自由。

然而，人类社会充斥着对自由的滥用和歪曲。罗兰夫人在断头台前就曾感叹“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雷蒙·阿隆在《论自由》一书中，雄辩地批驳了对“自由”的种种滥用和歪曲。而且鲜明地主张：对个体价值的尊重，是一切自由的核心要素。

无论国家和社会的自由，无论形式或现实的自由，无论是古典或当下的自由，无论社会或精神的自由，都必须以尊重个体自由为必要前提，否则一切自由理论都是空中楼阁、放纵欲望。

当阿隆逝世的时候，英国历史学家朱尼·托特如此评价道：很多人把阿隆看作“法国保守派精英卑鄙无耻的化身”。但同样是这些人，今天却将阿隆视为自由思想复兴的最大希望。

当年“宁要跟着萨特错，也不要跟着阿隆对”的口号，已经随着时代的演进，烟消云散。阿隆的论敌们从未战胜过阿隆，从前没有，后来更没有。

时至今日，人类政治、观念和文明再次滑向至暗时刻，每一个意图回归理性和良知的社会，都需要雷蒙·阿隆这样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