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雷颐 来自腾讯评论-燕山大讲堂
我们知道所谓的晚清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鸦片战争”开始，我们之所以把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是因为从它开始中国社会面临一个社会转型，这个社会转型必然会要求制度变革 。
当社会转型期间，当主管社会的政权没有积极主动地进行制度变革的时候，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社会变动。
今天我们以中国近代史为例，看看这些社会变动是怎么一步一步导致了清王朝的覆亡。
▍妄自尊大的华夏中心观
制度可以分为很多层面，但是作为社会来说最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制度，一个是政治制度。这两个制度比较稳固、完善并且具有弹性、开放性、动态性，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调节、调试，这个社会就是稳定的，政权也会是稳定的。
任何一个制度不愿意改革都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传统观念、传统意识形态的阻碍。认为这种新的制度是不合理、不符合我们传统观念或者意识形态的，这是阻碍社会制度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一个就是旧的制度或者在旧的制度下产生巨大的利益集团，如果变化的话会损害他们的利益，这些利益集团赤裸裸地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反对制度的变革。这两种力量有时是合二为一的，很难截然分开。
清王朝的变革，最先要突破的是观念上的阻碍，这是极其强大的力量。
中国历史的辉煌、中国文化的灿烂，中国有渊源流长的“天下”观，这个“天下”就是华夏中心，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我们周边的民族和国家都不如华夏文化悠久、灿烂、发达。
在历史上，他们都是学习中国文化，不论是日本、朝鲜，还是越南，甚至他们的文字都采用中国的汉字，在这些国家里，有文化的人要学汉字、作汉诗，以能够使用汉语为荣。
那个时候，中国处在文化中心。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并不仅是意识形态文化上的优越，还有对外关系的优越，中国是宗主国，其他国家都是藩属国。
中国的是皇帝是天子，是替天行道的，周边国家比如朝鲜、越南他们的皇帝只能称“国王”，他们新国王上位，或者每个大臣政变当国王必须经过中国皇帝的册封才有了合法性。
每年要进贡，中国皇帝要还贡，虽然还贡的东西可能比他们进攻的还多。当时叫做“北狄”，“南蛮”，“东夷”、“西戎”。都是比较野蛮没有文化的，有些还叫藩。
所谓的华夏中心观，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是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在这个视野下，只有华夏文化才是文化、才有文化，其他都是没文化，都是野蛮的。它们的制度、他们的器物，它们的一切都不如华夏文化。
▍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
鸦片战争的时候，林则徐发现我们面对的是完全不了解的敌人，他们的国家状况我们完全没有记载。作为钦差大臣，他违反规定悄悄接见了传教士。通过传教士，他知道了中国之外的情况。
随后，他又派人去广州、澳门等地，搜集外国的各种资料，并将这些资料翻译成一本书——《四洲志》。
随后，在林则徐的支持下，魏源又编了《海国图志》，这本书介绍得更加详细，对轮船、军舰、枪炮等都有描述。林则徐和魏源提出一个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
这下更是错上加错，因为中国传统认为华夏文化与蛮夷文化之间有防线，这个防线不能破坏。只能是华夏文化影响蛮夷文化，而不是倒过来由蛮夷文化影响华夏文化。当时林则徐很大的罪名就是被指责“以夷变夏”，指责他破坏了中国和外国文化的防线，也就是破坏了文化安全。
《海国图志》这本书，在中国没有受到重视，却启发了日本人。日本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内翻刻了20多版。
《海国图志》出版20多年后，由于汉族知识分子曾国藩等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大权。之前的清王朝，一直很警惕，不让汉族有任何军权，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湘军、淮军势力壮大，汉族官僚逐渐开始掌握大权，并感到洋枪洋炮的厉害，认识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们开始造洋枪洋炮，随后推行了“洋务运动”。
李鸿章提岀修铁路，有人就站岀来反对，说铁路一过要惊动龙王、地神，还有人说修隧道会惊动祖坟。甚至有人提出，铁路确实能带来巨大的利益，但是堂堂“华夏不逐利，靠礼仪治天下”。从李鸿章最初提出到慈禧最后同意经过了十七年的时间。
建电报局也是如此，李鸿章提出建电报局。此言一出，就有官员强烈反对，说西方人不崇拜祖宗，崇拜耶稣基督，但我们中国人崇拜祖宗。电报埋在地下会惊动祖宗，这样是对祖宗不孝，不孝还能忠吗？这样的大道理一讲，没有人能反驳。
修铁路、建电报局，对一个王朝来说都是好事，不论是镇压内部的叛乱，还是抵抗外部的侵略，都需要铁路交通和电报，但是清王朝认为这违反了祖训、违反了传统，坚决予以反对。洋务派认为应该做，反对派认为这些东西外国人能用，中国人不能用。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泛道德化，反对者不是从技术上反对，而是习惯“上纲上线”说这是卖国，或是不敬祖宗，导致泛道德化。
当年这些提议都不涉及任何制度的变革，只是器物的引进，而且是对统治者最有好处的器物的引进，居然都遇到这么大的阻碍，那么，可想而知，若要进行制度性变革的阻力会有多大了。
▍产权不清的洋务运动
接着看经济制度，晚清有没有固定的、成型的、理性、开放的经济制度。
之前，洋务派要造洋枪洋炮都遇到障碍，但是引进洋枪洋炮大生产之后，清政府也没有因时而变，制定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经济制度。它的经济制度也是滞后的。
清政府后来明白“洋务运动”制造洋枪洋炮、机器生产对政权有好处，但还是明确规定商人不能从事。
我们知道政府、官员干这些都遇到阻力，私人企业更是完全禁止。“洋务运动”搞机器生产，造枪、造炮在一段时间之后就维持不下去了，反对者本来就很多，又耗费了很多钱，造的轮船和枪炮根本打不过外国人。
好在李鸿章比较聪明，他详细地分析了为什么必须造船造军舰。分析过后他承认反对派有一定的道理，便说现在没有钱但要想办法赚钱，怎么才能赚钱？生产民用品。朝廷被李鸿章打动，同意了。
从求强到求富这是“洋务运动”的一个巨大进步，但是要求只许官办不许民办。
李鸿章做了很多调查研究，比如长江的航运基本被洋商垄断，这些外国公司经常找一些中国人当买办，当时中国最富的商人就是这些人，他们想投资清政府不允许，他们就挂在这些洋公司里。
清政府的政策是不许民办，李鸿章就提出来官督商办。这些公司的名字都叫某某“局”，比如“轮船招商局”。“局”就表示是清政府管辖下的衙门，所有的领导人都要有官衔。
这一招引得很多民营资本把挂在洋商下的股本撤出来进入“局”里，名义上是官办，实际上是商人入股、商人经营。由于是官办的，还会给各种优惠政策，甚至是垄断，所以这些企业大发其财。
但是，这些商人发展起来之后，入股变成很大的企业，这个企业究竟属于谁所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产权不清，是属于清政府，还是属于这些民营企业？整个的经济政策摇摆不定。
大家多学历史是有好处的，我们改革开放初期也是不许私人经营，好多企业都是“戴红帽子”，后来很多“戴红帽子”企业发展到几千万、几个亿，但是依然产权不清，一百多年来，同样的历史在不断地重演。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政策，危害不小。
当时，官督商办很成功，谁都想把自己的亲戚、熟人、朋友派到企业里去，没有按照市场企业化的管理，完全是用官场的逻辑方式管理，慢慢地弊病就显示出来了。
这时候就需要允许民办，但是清政府迟迟没有放开口子，没有采取变通的措施。所以，遇到红灯绕道走，在当时有好处，但时间长了就面临着产权不清的问题。
李鸿章是比较照顾商人利益的，他觉得应该商办，但是他去世之后，袁世凯上台，袁世凯觉得这应该属于朝廷的，属于政府，就要收回国有，于是商人的利益受损。
晚清没有一个固定的经济政策，一直是在变来变去。李鸿章这种观点占主导地位时，就允许商办，支持民营，而当袁世凯这种观点占主导地位时，就要打击民营，要收归国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