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城外，和句容县交界的栖霞区，有一座五百年历史的龙潭古镇。

这座镇上的进士坊88号，是一家看起来其貌不扬、规模不大的工厂。

2008年的某一天，厂长李宝祥接到了一个朋友的电话。

对方好奇地表示，自己最近外面的市场上，看到有人在卖厂子里的东西，想通过李宝祥直接购买，在价格上能不能便宜些。

这原本也不是什么奇怪的问题，却让厂长却吓得魂飞魄散。

李宝祥撂下电话后，立马飞奔而出厂子大门，很快按照朋友提供的线索，在市场上买回了一包相关产品。

回到厂子后，他把东西拿起来反复观察、仔细分辨，竟然找不到任何假冒伪劣的破绽。

于是，李宝祥赶紧报警，而在大批警员的全力以赴下，一项国家的重要机密泄露案浮出水面……

在了解这起案子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两样东西：金箔和乌金纸。

金箔这项技术起源于东晋时期，因为古人发现黄金良好的延展性和可塑性，故而将其反复捶打，制造出薄如蝉翼，厚度不过发丝一般的金箔。

那个时候，金箔还不像现在应用到了医疗和航天领域，当时还只是用于贵族器皿以及建筑佛像上的装饰。

但传统金箔在制造中有一些问题很难克服，例如捶打时极易破损，成品厚度不均等……

例如西安钟鼓楼金顶，就曾出现过这样的损坏。

在这种情况下，乌金纸应运而生。

乌金纸发明于明代，起源于浙江上虞，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便有记载。

这种纸中心的部分只是一张普通的黄纸，然后还要混入金、银、铜等混合物，经过上千道工序，最后变成一张如金箔般的纸片。

乌金纸具有既韧又薄，且平整均匀无斑块的特点，一经发明便在浙江省，乃至全国推广开来。

用两片乌金纸夹住金箔，再经过捶打后，出来的成品不但厚度一致，而且不易破损。

虽然仍像传统金箔制造一样，要经历两万多次反复捶打，但却解决了传统金箔千年来的弊端。

因此，“乌金纸”也被评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而前文提到的南京的龙潭古镇，制作金箔的历史已经超过1700年，其金箔产量占世界 60%，铜箔产量占世界 95%。

这座不算太大的古镇上，几乎家家户户都以生产、制造金箔为生，金箔厂更是遍地开花。

在这其中最顶尖的，便是位于进士坊88号的“南京金线金箔总厂”，其在1998年研制出了一种“新型乌金纸”，厚度为万分之一毫米，在全世界遥遥领先。

此后，南京金线金箔总厂生产出的金箔，在国际市场上无往而不利，成为了我国的民族企业之光同时，也赚取了不菲的利润。

在1999年时，总厂靠着出售金箔的年销售额总共只有五百万人民币。

而到了2001年，竟然达到了1亿人民币，不到两年的时间销售额翻了20倍，将市场上的同行远远甩在了身后。

也正因此，这种新型乌金纸的制造技术和配方，很快便被国家保密局列入了“首批国家科技秘密项目”。

但是，就是这样一项具有厚重历史底蕴，并且被严密坚守的技术，却在2008年时，直接被泄密了！

那天，厂长李宝祥报警以后，南京下关区检察院率先接案，由反渎职侵权局局长吴军带队亲自负责侦破。

起初，吴军认为市面上的这种乌金纸，只是一种传统工艺，并不能与“南京金线金箔总厂”的产品相媲美。

但等到他将市面上的乌金纸送检后才发现，这批“仿品”乌金纸和厂里生产的真品竟然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工艺、成分上的差别。

这也就意味着，被列入国家级保密的新型乌金纸技术果然泄露了。

于是，国家保密局、国家科技部都分别派遣专员抵达南京协助破案，警方首先断定，这次肯定属于某个内部人员作案。

但不久后，警方又对这个观点产生了质疑。

因为技术的价值之高，总厂对于新型乌金纸的管理何其严格？每一包纸上都有独立的编号，无论是新纸还是废纸都绝不允许带离现场。

而且在生产的过程中，工厂采用的是独立流水线，每个工人只负责自己这部分的工序，没有人知道全部流程。

因此这就使得内部人员监守自盗的难度极高。

于是，警方就打算从外部寻找突破口，而且还真发现了新线索。

吴军局长带人在南京市场上开始了长期蹲点，仔细摸排流入市场的乌金纸来源，没过多久，便在一个小卖家的帮助下，查探到了生产乌金纸的工厂具体所在——

句容市宝华镇外镇铜山半山腰处的一座很小的加工厂，名叫“方圆博纸业”。

而且根据小贩提供的情报，供货商自称为“徐老板”，但他从未露过面。

随后，警方穿着便衣，来到了铜山的那处加工厂。

但是加工厂大门紧锁，而且有多个安保人员轮流把守。

警方谎称是商家，要找“徐老板”购买一批乌金纸。但这些保安却连大门都没让他们迈进一步。

显然，这里面一定“有鬼”！

虽然保安没让警方人员进到厂内，但还是给了他们一个联系方式，让他们通过联系方式搭上“徐老板”。

而这个联系方式，也正好与小贩之前提供的一致。显然，这个联系方式对应的人，就是幕后的大boss。

于是，警方就立马制定了一套针对“徐老板”的抓捕计划，但不曾想，还是落空了。

警方根据联系方式，拨打了徐老板的电话，说需要订购一大批货。

电话那头，徐老板倒是很爽快地答应了订单，但约定要在南京市内进行交易，地点也由他来选定，然后临时通知。

可到了真正交货的时候，“徐老板”还如同绑匪一般，连续更换了多次接头地点，最后才将一包乌金纸放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地点，交给了警员。

而徐老板本人根本没现身。第一次抓捕计划就这样落空了。

而当警方把这包纸拿去做完检测以后，结果自然不言而喻。但是检测员的一句话，给警方提了个醒：

这种技术没有专业的设备，是根本造不出来了！

没有专业设备就造不出来？那么全国唯一拥有这种专业设备的，不就是“南京金线金箔总厂”吗？

显然，虽然厂内管理严苛，但是和厂外肯定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联系。

由于存在“内鬼”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警方便开始着手排查金箔总厂的内部人员。

出于打草惊蛇的顾虑，他们行动堪称极其谨慎。

吴军和他的队伍甚至没有进入厂内，而是在隔壁的县里入住了一家隐蔽的旅馆，然后挨个来找厂里的可疑人员进行问话。他们在见到警方前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来干什么的。

然而在这样的一轮大筛查下，却有两个重要的人没有到场——金线金箔总厂第四、第五研究室的两位研究员陆某、黄某。

他们声称自己身体不适，请假回家养病了。

警方立马意识到不对，二人可能要跑路。

而就在此时，一直在铜山黑工厂盯梢的警员突然向吴军汇报：

陆某已经在黑工厂现身了。

2008年10月8日，在南京检察院的授权下，下关区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句容检察院、句容公安的人马聚集一处，组成了一个多达三十余人的特别抓捕行动队，直接赶往了铜山的黑工厂。

吴军带着几个警察一马当先上了山，敲开工厂大门后，他们表示自己是例行公事，来检查登记外来人口的。

这个理由让对方无法拒绝，几人很快进入了工厂办公处，并在厂内搜捕到了乌金纸的证据，随后吴军向外围警力发出了上山的信号。

当所有行动人员风驰电掣地冲进黑工厂时，里面顿时乱作了一团，对方眼看警察人数太多，知道无法抵抗逃脱，有人就拼了命想要销毁证据，但却被警方人员狠狠地按倒在地。

经此一战后，主犯陆某被直接抓获，其他从犯也基本落网。但即便如此，另一位主犯黄某还是逃之夭夭了。

在陆某的口中，警方以及厂方才终于知道了，他们是如何在严防死守下，盗取机密配方的。

并且虽然黄某逃脱了，但警方却抓到了另一条“大鱼”。

陆某和黄某其实身份都非同一般，他们俩正是当初研发新型乌金纸的研究人员，可以说他们也为这项技术的诞生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原本这两位老功臣还颇为自豪，但随着时间来到2006年的时候，陆某和黄某岁数都大了，到了该退休的年纪。

虽然厂子给的退休金足够他们颐养天年，但是在二人眼中，这点钱哪够他们逍遥快活的？

而最早产生不良心思的，却是黄某的丈夫陶某，他也在厂里工作，不过只是个仓库管理员，正是他撺掇妻子打起了配方的主意。

可因为总厂管理太严，黄某本人也不了解全部的工艺配方和制作流程，唯一的办法就是再找一个同伙，于是她便盯上了陆某，很快将他拉下了水。

两人一拍即合之后，就利用下班和双休日的时间，搞起了这门“副业”。

他们虽然将各自所学结合到一起，并进行了不断的尝试，但因为缺少最核心的一种化学材料配方，实验总是失败。

心急的黄某最终从实验室中窃取了两瓶原料拿去化验，终于得到了完整的配方，然后又将那两瓶原料偷偷地放了回去。

在2007年，这三人终于通过不断的“努力”，制出了和总厂里一模一样的新型乌金纸。

而此时恰逢北京奥运会开办在即，正需要大批的金箔和乌金纸。

于是他们看准了这个发财的机会，在句容开办了一间小型加工厂，源源不断地生产出国家保密级别的新型乌金纸，然后以高价对外出售，在短时间内便赚得盆满钵满。

他们自知早已犯法，所以行事格外小心谨慎。但纸包不住火，最终陆某和陶某还是被警方一举抓获，而陶某就是那个“徐老板”。

2009年，对该案的审判在南京下关区法院开庭，主犯陆某、陶某分别被判处了1年6个月、2年的有期徒刑，罪名是非法泄露国家机密罪。

之所以没有判得太重，也是因为看在他们曾经有功的份上。

而且乌金纸更新换代的时间大约是2年，等二人出狱后，新一批的乌金纸问世，他们的技术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还有一点就是，警方经过大规模排查，发现二人的工厂规模还没发展起来，生产出来的乌金纸也只够内销的，没有出口到国外，技术也没有泄露出去。

至于那位仍然在逃的黄某，也因难以忍受终日东躲西藏的生活，于当年年底自己投案了。

就这样，这起中国首起“国家级非遗泄密案”终于结束了，这件案子虽然只是几个员工一时心生贪念，但背后蕴藏的危险却是极大的。

如果没有及时制止，让配方流向全国乃至海外，将对我国的整个金箔行业产生巨大冲击。

届时，只有中国掌握的这项技术，也就不再是“唯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