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不记得你呢？八年前，我获特赦释放，住在前门饭店，丢了钱包，是你这个记者从沙发垫里找出来的...”在政协特邀人士住所，78岁 高龄的文强先生与记者倾心交谈着。
战犯儿子受到关怀
“我前妻1955年病逝后，留下五个男孩，最大的不满二十岁，最小的才六岁。在人民政府的照料下，他们都受到了初中以上的教育，先后成家立业。战犯的儿子能得到如此关怀，我深受感动。
1975年我获得新生，政府考虑到我年事已高，特地把我的四儿子自东北农村调到北京工作，照顾我的饮食起居。”
一开始，文强的儿子就是当汽车售货员，食品装卸工，干的很不错，但文强总觉得儿子有什么心事，有一天，他将儿子叫到身边，询问最近的近况。
儿子说：“爸，我不怕苦不怕累，但我担心外文丢了。我1966年从上海文汇高中毕业后，经过自学，英文、日文、法文都有一定基础，丢了多可惜呀。”
对于儿子的外文基础，文强也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于是请张治中先生的女儿张素我考考他的英语。
张素我对文强说：你儿子连《圣经》也可以背诵，英语底子不错嘛。随后文强又请溥杰先生的妻子嵯峨浩做他的日语老师。
嵯峨浩说，日语会话最难，你儿子不但能看日文，还能会话呢。文强又自请北京大学语言学家吕叔湘考他的法语，也不错。
这下文强心中有数了，与黄维商量后，他对儿子说：邓小平又出来工作了。他重视人才。你给他写封信。开头用中文，信的内容用外文，就说你是某某的儿子，希望能测验你的外文水平。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邓小平看了信，就批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处理。社会科学院把文强的儿子叫去，考了一天。没用工具书，他考得很好。接着又要他填表，检查身体。
文强又让儿子拿着北大的通知书去社会科学院，问他们要不要，不要就上大学。
科学院的工作人员同意了文强儿子的请求，只是要经过学部委员会审批的手续就可以了。
文强儿子也十分珍惜这次机会，他在社会科学院工作很努力，工资破例提了两级。
文强认为，外语是一个手段。他希望儿子能学门专业。刚好当时全国招考研究生，儿子被录取，分配到上海复旦大学，攻读世界经济。1982年毕业后就留在学校当助教。
复旦大学名誉校长苏步青、校长谢希德认为他有培养前途，决定派他去国外深造。
出国前，文强给儿子写信，提醒他注意两点：
不能忘本，要学好真本领报答祖国的培养。
作为学者，要苦干五年、十年，打下扎实的根基。
儿子始终牢牢记着父亲叮嘱自己的话，在国外深造的这几年，他始终按照父亲的嘱咐，本本分分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勤勤恳恳学习，不辜负父亲与国家的期望，心里始终想着要为祖国争光，学好真本领回报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