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英国的殖民地管理模式

欧洲的文明历程，起源于古罗马时期。

罗马帝国作为一个大陆帝国，承载了古希腊文明、基督教文明与东方阿拉伯文明三种力量的巨大冲击，成为西方现代文明强有力的塑造者。

共和、主权、混合宪法、自然法、万民法等等，这些重要的现代政治概念，都来源于罗马。

相比之下，大英帝国形成的原动力，并非文明的力量，而是商业的力量，是资本主义的力量。

在人类历史上，也许再也没有哪一个民族，像英国人那样，将政治道德彻底建立在赤裸裸的商业操作上，完全实现了政治的理性化和伦理的理性化。

而对于利益实现的方式，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在其名著《海权论》中指出，真正构筑海权的核心要素是生产、贸易和殖民，而这些要素是通过海军和岛屿连接在一起的。

英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将其奉为圭臬。

于是，环顾英国殖民地，大英帝国简直就是一个“岛屿的收藏家”，差不多把海洋中临近大陆的岛屿都变成殖民的对象，由此编织了遍布全球的商业殖民网络。

但也是由于这种海洋帝国的思维模式，使得大英帝国，对于如何经营“稀里糊涂得来的”，北美这片大陆殖民地缺乏经验。

最终北美独立，美国人从英国人的儿子，最终变成了爸爸。

而当英国占领印度这片，比北美更为广阔的大陆时，它不得不转变，以前岛链模式的殖民思路，这就是采取所谓的“间接统治”。

“间接统治”的精髓，就是“统而不治”。

所谓“不治”，就是殖民统治者，避免采取直接的日常治理，并把这些容易引起殖民地人民反感的治理事务，交给殖民地精英来做，从而避免与殖民地人民，发生直接的治理冲突;

而所谓“统”，就是帝国要把殖民地精英“统”在手中。为了有效地实现这种“统”，当然会采取“胡萝卜加大棒”这些政治的小把戏。

但真正厉害的，是建构一套宪政体制，来塑造殖民地精英与帝国精英的“同僚”感觉，就是港督卢押所说的“本地首领要成为完整的行政机器的一部分”，然后再建构精英养育机制，来增强文化认同，强化殖民地精英，对大英帝国的政治认同和政治忠诚。

带英在印度还采取了绝妙的一招，就是在宪政体制上，宣布英女皇为印度女王。

这无疑是一箭三雕的政治战略，虽然其心可诛，却不妨碍我们，体会其中的妙处。

首先，它成功地利用了印度人对传统君主制的文化认同，将印度人对君主的认同，顺势转换为对英女皇的认同。

为此，帝国政治家采取了一套“传统的发明”手段，不断强化和丰富，围绕英女皇形成的日益复杂的加冕礼仪和授勋体制，让印度精英因忠诚而获得荣耀，因荣耀而强化忠诚。

其次，北美独立的政治口号，就是用新大陆的共和体制，来取代旧大陆腐败的君主政体。联邦党人把美国独立，看作是与英国君主制的彻底决裂，他们认为，“把合众国总统这样性质的行政长官类比成英国国王，这样的下流伪饰，简直令人无法不名之为有意的欺妄诈骗。”因此在美国共和政体的冲击下，英国的君主制面临着正当性危机。

帝国政治家们通过帝国宪政体制的设计，成功地保留了英国的君主体制，使得废除女皇的主张消于无形，因为议会是属于英国人的，可女皇是属于整个帝国的。

女皇维持的不仅是大英帝国的宪政体制，而且维持了英国人在世界上的尊严和荣耀。

最后，将英女皇宣布为印度女王，大大激发了英国普通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帝国的荣耀感，从而消弭了英国内部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

我们不要忘记，当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矛盾最激烈的，要数老牌工业国英国了，恩格斯专门写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文章，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

可是，社会主义运动在英国毫无起色，倒是把欧洲大陆搞得神魂颠倒。其原因除了人们常说的，所谓培养工人贵族之类的政治小把戏，最关键的政治战略就在于将英女皇宣布为印度女王，大大激发了英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刺激了英国的民族主义思想，使得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民族主义大旗下，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要么积极开拓海外殖民地，要么向阻碍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法国或俄国开战。

当欧洲大陆因为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煞费苦心之际，英国的工人阶级，正忙于为英国资产阶级制造战舰和枪炮。

有不少帝国政治家，建议大英帝国应当迁都印度德里，然后再殖民伊朗和中国西藏，这样就会取得地缘政治的大陆心脏地带，建立统治全球的帝国，这其实也是英国一直染指中国西藏和云南，制造西藏分裂的原因。

然而，惯于海洋思路的英国人，最终没有采取大陆帝国的思路。毕竟资本家的商业利益在海洋贸易中，而不是那片土地贫瘠的大陆。

因此，大英帝国的海权战略之一，就是在和平时期，占领一些看起来不起眼、但极具贸易价值的岛屿，因为这些岛屿是与大陆进行贸易的中转站，大英帝国也由此被誉为“海岛的收藏家”。

这无疑是一项精明的商业策略,它既可以利用岛屿与大陆建立起商业关系，从大陆上获取尽可能多的商业利益，但却又不需要像罗马帝国那样，承担繁重的、往往吃力不讨好的治理大陆殖民地的政治责任。

如果说大陆帝国在征服之后，往往要承担起艰难的治理责任，大英帝国则如同吸血虫一样，通过商业的管道汲取大陆的资源，然而却不需要为由此导致的大陆衰败，承担任何政治或道义责任。就这一点而言，大英帝国毫无罗马帝国的气象，缺乏政治使命感，更没有创造伟大文明的抱负。

其实，从帝国走向衰败开始，帝国政治家们就运用法律手段，来建构不同形式的宪政体制，尽最大可能保持英国的影响力。比如将帝国体制逐步改变为联邦体制，设立海外自治领以区别于殖民地等等，这种多元形式。

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全球整体形势有利于苏联而非美英，尤其1956 年英法出兵，阻止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行动的失败，标志着大英帝国开始走向崩溃。

因为苏伊士运河，是大英帝国维持整个远东殖民地的军事和商业通道。从此，大英帝国在暮气沉沉中走向没落，进入了所谓的“非殖民地化时期”，殖民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政治体系走向结束。

1967年，英国殖民地部正式被取消，人员并入了外交部，后来连共和国部，也并入了外交部，从此英国开始思考如何从殖民地撤退。

而一旦殖民地的独立不可避免，大英帝国也会采取循序渐进的办法，主导整个独立过程。

由此“非殖民化”就包含了两个相互对立的过程。表面上宗主国采取民主化进程，逐步放弃直接行使殖民统治权，但另一方面却将自己长期培养的殖民地政治精英，推向领导地位，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其经济和战略利益。

这种渐进撤退的“非殖民化”，反而变成以退为进的“再殖民化”:

这就是大英帝国撤退战略的精髓所在:培养地方精英的政治忠诚，实现幕后遥控;培养民众的独立公民意识，实现分而治之。

正是在这种有计划、有步骤的撤退过程中，我们才能真正看清楚帝国政治家采取的这种“间接统治”的价值和意义。

英国人虽然走了，可是英国人所特别注重建立的，宪政体制和法律制度，基本上保留下来了，由此只能由英国人培养起来的、会操作这套制度运作的政治精英来接管殖民地政权。

大英帝国在精心撤退的过程中，故意制造出一系列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自相残杀，如印巴分治、巴勒斯坦问题、土耳其问题、中东领土纠纷、南非种族问题、新马问题、香港问题以及中印边境问题，尽管它自己也一直面临着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分离主义的困扰。

由此，我们可以说，大英帝国是人类历史上最缺乏道德感的可耻帝国。

正是由于海洋帝国的商业私利动机，港英政府从来没有，真正考虑过治理香港，而新界百年租期更强化了“借来的地点、借来的时间”的临时心态。

正是在这种背景上，当解放军勒马罗湖边时，英国人很快向新中国伸出了橄榄枝，在西方世界中率先承认新中国，以继续保持香港殖民地，“杨慕琦计划”也由此搁浅。

而在1960年代，美国人不断通过联合国，推动“香港自治”的计划，但始终受到英国的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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