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企“新”姿态系列报道（三）

从化石能源到新能源，“三桶油”尚有众多需要突破之处。

文/赵玥

媒体喜欢用“转身”来形容传统能源公司的新能源发展之路，但事实上，在一个新的赛道，就必须用新的维度去观察“三桶油”，发展新能源，并不是轻飘飘的转身这样轻松。

技术瓶颈

ChatGPT对人类说三句话，世界就抖了几抖。

这是科技发展的魅力。

在业内看来，石油公司在向新能源业务转型的过程中，技术储备、人才储备与商业模式至关重要，目前，“三桶油”仍处在较为早期的阶段。

中国石油国家高端智库研究中心专职副主任吕建中指出，我国能源科技创新与世界能源科技强国和引领能源革命的内在要求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突出表现为部分能源技术装备尚存短板且长板优势不明显，推动能源科技创新的政策机制有待完善，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活力不足等。特别是一些关键零部件、专用软件、基础材料等大量依赖国外，原创性、引领性、颠覆性技术偏少，企业在“政产学研用”融合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发挥不够。

这一点以目前应用较广的光伏为例，可以窥见一斑。

当前，“三桶油”主要采用了光伏+与业务融合的模式来降低企业用能，推进的光伏业务大多与油气业务形成协同发展，很少涉足光伏产业链中。

光伏协会专家委员会咨询专家吕锦标介绍，我国光伏的产业链可以简单划分为硅料-硅片-电池片-组件-电站。其中，利润最高的环节来自原料和设备，但生产技术基本上掌握在美国、日本、德国等几家主要生产商手中，部分关键环节和技术没有自主权。

油气生产作业对电力供应的稳定性与连续性要求较高，与太阳能发电的间歇性供应特点存在矛盾，不能作为单一的动力来源。同时，油田作业存在用电负荷变化较大的情况，太阳能和风能发电在实际应用场景中面临着一定的技术障碍。“三桶油”要进一步加强油田与新能源的融合，还有技术关要过。

氢能产业也一样。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一带一路”能源贸易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董秀成曾对此做过深度调研。他以燃料电池环节为例，指出产业化尚处于早期，经济性短板十分突出。“中国燃料电池汽车发展缓慢，主要是氢能及燃料电池部分关键零部件、核心原材料环节上国产化缺失，技术尚未成熟，对外进口依赖度高，导致成本居高不下。”

据他提供的数据，从氢燃料电池成本国内外差距较大，中国膜电极组件成本约为4000元/千瓦，与国际700元/千瓦差距较大；电堆成本6000元/千瓦，而国际1000元/千瓦。

另外，加氢站数量是衡量产业发展的重要参考指标，目前中国国内运营和在建的加氢站数量还很少，而且主要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配套设备也还处于示范阶段。“中国加氢站基本采用高压气态储氢，储量有限，国外已有30%加氢站储存液氢。中国建设加氢站所需关键零部件没有量产的成熟产品，导致加氢站的建设成本过高，投入回报率低，尚未具备经济效益和竞争力，推行难度比较大。”董秀成表示，与国际领先水平相比，中国在关键基础材料、核心零部件以及氢气安全科学机理、专业人才等方面，都存在差距。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刘朝全对此自有看法，“从事石油勘探开发的专业人员转行去做风、光、氢能等项目，多半不现实，引进相关技术、管理人才是必然。”

同时，他认为石油企业发展新能源还需保证必要的投入。据他介绍，目前国际石油公司在新能源上的投入，约占其投资的2%~5%。以中国石油的投资体量，可以根据新能源公司的业务研发、收购并购等情况，逐步达到这一比例。“开始的时候，考核可适当放宽，在有效益后继续加大投入，严考核。探索可以失败，但不能因失败而停止探索。”

他认为，清洁能源公司是一个增量公司，可以比较方便地实行增量改革，在激励上，可以有增值持股、分红等措施，对于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工资总额等方面羁绊少，改革的步子可以迈大些。何况清洁能源行业，民营企业的份额远高于油气上游行业，市场化程度高，易于接轨。

市场竞争

博尔特未必拿得了马拉松冠军。

跑入全新赛道的“三桶油”，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市场，身边是与以往不同的“参赛者”。

就在中国海油在海上风电沉寂的几年中，中广核、三峡集团、国电投借力国家的核准浪潮，已经成为海上风电开发的佼佼者。这些较早进入海上风电行业的开发商经历了高补贴红利期，迅速发展壮大，形成了有力的竞争力量。

而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光伏行业已经形成了既定的格局。相比于油气企业，中国华能、国家能源集团、中国大唐集团、中国华电和国家电投五大发电集团在光伏业务的发展上有着无法比拟的优势。“三桶油”如果想进入产业链，也面临着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竞争态势。

再来看氢能。

我国现存氢能相关企业超过2770家，2022年新增近500家。根据国资委的数据，目前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中央企业布局氢能产业，且已有一些佼佼者。如国家电网在张北建成世界首个柔性直流电网工程，助力实现冬奥场馆100%绿电供应。

去年，业内几家知名的氢能相关企业IPO连续折戟，竞争激烈是重要原因。业界专家告诉记者，从氢能行业来看，氢能企业还面临技术升级及产品研发迭代的挑战。随着近年来燃料电池系统相关产品朝高功率密度、大功率、长寿命、低成本方向发展，对燃料电池系统制造工艺、核心零部件性能等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行业整体具有技术更新迭代迅速、研发投入大、竞争加剧等特点，企业本身面临的不确定性也更强，稍有不慎就会出局。

目前而言，氢能上游产业链氢能与传统油气、化工产业链联系密切。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在油气储运零售终端建设和运营方面有一定的技术基础和整合优势。

在氢能装备和氢燃料电池方面，“三桶油”显然没多少竞争优势。同为央企，国家能源集团已经初步形成了全国性的氢能项目的布局。在如皋建成了国内第一个全天候商业运营的加氢站，总的储氢能力大约600公斤，每天加氢能力大约1000公斤，是国内第一个行政审批完备、完全市场化开发、全天候、数字化的国际标准商业加氢站。

“很多央企国企拥有煤炭、石油、天然气、风光大基地等资源优势，应在制氢、加氢等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发力。”城燃氢盟秘书长、佛山环境与能源研究院院长赵吉诗说。他表示，在氢能产业链上，我国氢能上游产业具备一定优势，制氢规模已居世界首位，煤气化制氢和碱性电解水制氢具有特色和优势。下一步，还需要能源生产、装备制造、交通运输、冶金材料等不同领域的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深度加入。

“十四五”期间，国家将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高质量跃升发展，2022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约为17.3%，2025年将达到20%，2030年达到25%；未来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增量中占比超过50%。

在广阔的新能源市场中，“三桶油”该怎么走？

余国认为，应该充分发挥资金、产业合作等方面优势，灵活运用多种投资方式，实现新能源业务的快速起步和规模发展。“传统能源公司应充分发挥产融一体优势，加快自主或联合布局稀缺性低碳无碳领域，如在沙戈荒基地打造‘风光氢储气’新能源特色一体化模式，超前布局可再生塑料产业等，从而获得快速进入多个新市场的机会。”

另外，他建议，通过全资控股型风险投资基金，寻求新技术和成长性业务的投资机遇，进行“小规模、多领域”的培育，为新兴低碳技术的研发注资或孵化有创意的新能源创业公司，实现对新能源产业的前瞻性技术布局。

政策滞后

新能源，主打一个“新”字。由于新，政策法规方面的滞后性屡见不鲜。

董秀成说，最典型的例子是去年3月出台《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在这份文件中，我国才首次明确了氢能的能源属性。“之前，中国将氢列为危险化学品，基本上没有将其纳入能源管理体系。”

中国的氢气主要应用于化工和钢铁等领域，具体分布在石化、化工、焦化等行业。其中，仅有少量的高纯度氢气作为工业原料，应用于燃料电池的能源用氢不足0.1%。因此，在过去较长时期内，氢气本身并不是作为能源产业来发展，氢能定位模糊不清。

这种定位模糊带来一系列的反应。

比如加氢站，其建设的关键环节是土地审批。从现行政策来看，商业用地审批环节相当复杂，客观上成为制约加氢站建设的核心要素。目前各地土地审批流程繁复而且不一致，虽然各地政府鼓励和支持加氢站建设，但实际获得加氢站的“准生证”却非常困难。虽然“三桶油”可以依托现有加油站发展氢能站，但仍然进展缓慢，困难重重。

这种滞后性带来的相关政策、法规不健全存在于多个新能源环节。

尽管发展了多年地热，但中国石化集团新星石油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国殿斌仍建议，要由上至下理顺地热能管理。在目前的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地热主要受三部法律管控：《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可再生能源法》。“我建议准确认识地热的可再生能源属性，适时修订以上三部法律。仿照其他可再生能源的管理方式，需进一步明确能源主管部门的权责范围，统一管理，加大地热能源发展推进力度，由上至下理顺各级政府地热能源管理关系。”国殿斌说。

他指出，由于地热企业准入没有统一的门槛设定，能力和实力参差不齐，一部分地热能开发企业由于技术能力或节省成本等原因，不能或不愿回灌地热水，一度造成地热水位下降，影响了社会各界和部分地方政府对于地热能开发的态度。

目前，各级管理部门对地热发展的事前管理程序比较完善，资源评价和论证比较充足，但是在手续批复后的事中、事后监管仍需加强。他建议，一方面可仿照石油、煤炭等能源资源的准入管理方式，设立地热能源勘探开发利用准入条件，实现规范开发、可持续开发的目标。另一方面，地方能源主管部门（或委托第三方）建立地下热水开发监测平台，加快完善地热回灌标准体系，依据标准开展取水量、回灌量、水位、水温、矿化度监测，引入采用“取热不耗水”技术以及有资金实力、环保意识的大型企业，科学开发地热能，保障民生供暖平稳运行。

新能源急速发展的今天，需要更完善的政策保驾护航。值得关注的是，一部分专家注意到在发展新能源的过程中，需要重新认识新能源的“能源安全”，必要时以更强有力措施加以保证。

“这也意味着未来能源安全的内涵将进一步扩展。”国际能源署署长高级顾问安丰全说。他认为，在未来，新能源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或许要超过今天石油的重要性。一旦出现风险，世界各国都将付出巨大的代价。比如电力系统储能需要金属锂，制造电动汽车业需要锂，发展核电所用到的一些天然铀，这都是稀缺资源。一旦使用规模扩大，用量增大，其供应安全问题会进一步突出。“因此，我们不仅要提高能源利用的经济效率，还要注意提升能源的技术效率。此外，还要考虑多管齐下，国内增速上产的同时也要积极利用国际资源。”

同样，吕建中指出，坚持先立后破、以立为先的能源转型战略，需要容忍一定比例的经济弃电和冗余度，不能不计成本地追求高消纳高利用率；新型储能发展应继续鼓励多种技术路线，给技术进步留出时间、给市场化推进留出空间，防止陷入新能矿陷阱。

能源转型是保证能源安全的措施之一，它可以反哺能源安全。能源转型和能源安全不能相互对立起来，更不能相互冲突。

在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目标指引下，“三桶油”正积极拥抱新能源大发展时代，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布局谋篇。对于“三桶油”来说，掌握扎实的新能源技术、开拓适合自身的商业模式，快人一步抓住机遇，提高投资回报率，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