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6月16日清晨，内蒙古牙克石红旗沟农场的晨雾里飘着浓烈的血腥味。19岁的于洪杰站在仓库门口，看着满地凝固的血液在晨光中泛着诡异的暗红，忽然想起三天前那个改变所有人命运的夜晚——那时他刚把17个女知青赶进这间仓库，而此刻，她们正蜷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其中两个女孩的指甲缝里还嵌着昨夜反抗时撕下的凶手皮肉。
这个被后世称为“新中国最血腥知青惨案”的故事，要从当年5月说起。彼时正值知青返城政策松动期，滞留在红旗沟农场的200多名知青中，有近半数都曾因盗窃、斗殴等罪名被劳教。农场指导员王化忠的笔记本里记载着令人心惊的数据：仅1983年前五个月，农场就发生32起斗殴事件，收缴自制刀具17把。
于洪杰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滋生出来的。这个留着长鬓角的青年，裤腰上永远别着偷来的电工刀，即便在六月酷暑仍坚持穿黑色皮夹克。据同宿舍的知青回忆，他总在深夜用煤油炉熬煮罂粟壳，刺鼻的烟雾里混杂着对社会的诅咒：“返城指标都给了干部子弟，我们就像被扔在沟里的烂土豆。”
6月15日晚，当于洪杰把偷来的炸药塞进摩托车后备箱时，农场西侧宿舍里，22岁的上海知青王元章正在给刚满月的女儿缝制襁褓。这位毕业于复旦附中的高材生，因为父亲在文革期间被定为“右派”，已经在北大荒辗转了五个农场。没人想到，三小时后他会被砍21刀，血泊中的襁褓浸透鲜血，最终成为法庭上的第9号物证。
血腥屠杀始于当晚23:47。喝光两瓶医用酒精的凶手们，握着从林场偷来的伐木斧冲进宿舍区。第一个遇害的守夜人李大爷，头颅被砍下时还保持着开门的姿势。于洪杰后来在审讯中交代，当温热的血喷溅在脸上时，他感受到“比抽大烟更过瘾的刺激”。
这种疯狂很快感染了整个团伙——18岁的杨万春把遇害者的收音机音量调到最大，在《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旋律中连续砍杀4人；16岁的王玉生则强迫幸存者吞下混着血液的白酒，美其名曰“歃血为盟”。
最令人发指的暴行发生在女性宿舍。被挟持的17名女知青中，有3人当场精神崩溃，其中19岁的北京姑娘张晓梅，被轮番侵犯时突然大笑不止，竟主动要求加入施暴队伍。这个细节后来成为犯罪心理学经典案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指出，这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叠加群体性癔症”。
当黎明降临时，农场家属区张建军一家四口的尸体才被发现。怀有六个月身孕的儿媳被剖腹，尚未成型的胎儿竟被凶手塞进了灶膛。现场勘察报告显示，凶手在此处逗留了整整47分钟，厨房案板上还留着半碗没吃完的荷包蛋——这家人直到被杀前，还以为闯入院落的是来借农具的邻居。
这场持续12小时的屠杀，最终以27条人命、6名重伤者收场。但它的余波远未平息：三个月后，正是这起惨案促使中央启动“严打”运动，全国监狱系统首次出现超员300%的紧急状况。
而当年被挟持的女知青们，有5人在后来二十年里相继自杀，她们临终前都重复着同一句话：“那夜的月亮特别红。” 如今站在红旗沟农场的废墟前，仍能在砖缝里找到暗褐色的血迹。这些凝固了四十年的罪恶，无声诉说着那个特殊年代里，被时代巨轮碾碎的青春如何滋生出最畸形的恶之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