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是刑警》最新的剧情中，秦川开启了新副本——东林4·19案。和之前的所有案件一样，东林案也是有原型的，这就是发生在山西省绛县的4·19凶杀案。

2010年4月18日，星期天。绛县的3名小女孩小赵、小杨、小吉结伴来到一处小河沟里捉蝌蚪。然而，当天晚上，3人并未回家，家长们连夜开始寻找。

4月19日中午，在县城外西沟一处废弃的窑洞里，3个孩子的家属发现了三具尸体——11岁的小赵、10岁的小杨被杀，9岁的小吉还遭到了性侵。

案件发生后，绛县警方东奔西走、废寝忘食地走访排查，但是，除了凶手的DNA之外，最终却一无所获。

和我们印象中许多积案悬案不同，绛县4·19案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犯罪现场。凶手在现场留下了大量的生物检材，距离案发现场附近的摄像头曾经拍摄到嫌疑人。

现场丢弃的烟头，凭空多出来的矿泉水瓶，捆绑女童的尼龙绳、电线，甚至还有凶手的精液。这样的犯罪现场，与周克华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不仅如此，凶手选择废弃窑洞作案，逃离现场前在门外堆放枣刺——这些细节，从侧面印证了他就是当地人。

何况，绛县案发生在2010年，此时的中国，监控探头随处可见，DNA、指纹技术日趋成熟。一切因素，都十分有利于案件的侦破。

令人不解的是，案件细节线索众多、凶手也没有清理现场，但是，4·19案还是迟迟无法侦破，最终成为了公安部挂牌督办的积案。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4·19案之所以石沉大海、无法勘破，我们可以从《我是刑警》的故事里找到答案。

在剧中，三名女童被害后，东林警方马不停蹄、走访排查，他们任劳任怨、加班加点，排查线索、采血检验，仅仅是DNA就检测了3.2万人，累计行程10万多公里，足够绕地球两圈半。

就像剧中演绎的那样，为了排查线索、采集检材，东林县刑侦队副队长陶维志遍访三晋大地、自费出资进京，用苏畅的话说，他对于DNA生物检材采集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

在苏畅等人的帮助下，陶维志等人一度锁定了嫌疑人所在的家族，距离破案只差临门一脚。

但是，上帝总是喜欢并不善意的玩笑。陶维志为了DNA检测几乎走火入魔，但是案件的侦破却没有丝毫进展。

从表面上看，不是东林警方不努力，只是陶维志缺少了一些运气。但是，如果重新复盘东林警方的查案经过，我们就会发现，从一开始，陶维志的路就走错了。

在4·19案发生后，东林警方迅速锁定了一名嫌疑人，但是随着DNA比对结果的出炉，陶维志们开了眼界、长了见识，却也从此走入了误区。

对于东林警方而言，DNA是个新鲜事物。与传统的刑侦技术手段不同，DNA具有快捷、精准的特点，而且具有唯一性，一旦应用到刑事案件的侦破中，简直是无往不利、如虎添翼。

以前的陶维志，对于DNA技术毫不了解、一无所知。在苏畅通过DNA排除嫌疑人之后，无论是剧中的陶维志，还是现实生活中的绛县警方，都把DNA当作了杀手锏。

他们到处采集血液样本、日常进行检测比对，东林警方的人磨破了脚、扎破了手，却始终与嫌疑人这么近、那么远。

事实上，传统刑侦手段与现代刑侦技术，本就是一个镜子的两面，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东林警方在见识了DNA技术带来的震撼之后，渐渐地产生了迷信与依赖的想法，不自觉地把传统刑侦手段抛在了脑后。

在剧中，秦川到达现场后曾发现，当时的案发现场多出了一个饮料瓶；对于这个关键性物证，东林警方并未认真排查、追本溯源，而是轻易地放过了这样重要的线索。

不仅如此，对于案发现场附近小卖部的监控视频，警方也是在案发一个月后才进行排查的。由于距离案发时间太长，案发当天的视频已经被覆盖。

对此，东林当地的警方是这样解释的，“当时都觉得案子条件好，有DNA、有指纹、还有足迹，就一门心思扑在了血样采集和做DNA上了，就忽略了视频采集。”

有了新技术的加持，东林警方就产生了放一放、歇一歇的想法，对于摸排走访、倒查监控这样的基础工作就不再重视。DNA的出现，让东林警方忽略了传统刑侦手段，最终才会造成案件六年未破。

就像秦川说的那样，“新旧侦查思路和技术，哪个都不能忽略。你不能重视新技术就忽略了传统侦查，现在只依赖DNA了，那当然没有人在意这些细节了。真相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里面。”

新技术和老传统，对于刑侦破案来说，两者缺一不可。

4·19案积压六年告破，成于DNA，毁于D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