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逸（1892－1974），男，汉族，又名张胜之，广东文昌（今海南）上僚村人。1909年加入同盟会，1926年入党，参加北伐战争，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军长，新四军参谋长，1940年1月至1942年12月，任江北指挥部指挥兼师前身第4支队司令员、新四军第2师师长，新四军副军长，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局第二书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74年11月19日在北京逝世。毛主席称赞他“数十年如一日奋斗不息，是模范共产党员”。1989年被中央军委确定为我军杰出的军事家。

张云逸大将是61师前身部队走出的高级将领，兼任61师前身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期间，指挥部队打开皖东敌后的抗战局面，开辟津浦路东、路西游击根据地，实现了北与八路军互相呼应、东与新四军苏北部队打通联系的任务，为4支队在淮南抗日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这一切皆得益于张云逸与国民党军的一次谈判。

抗战初期，为了打破国民党设置的障碍，争取新四军第4支队在抗日战争中有更大的主动权，张云逸在四支队政治部主任戴季英陪同下一起前往立煌县（今安徽金寨县）与国民党将领廖磊谈判。

廖磊担心新四军一旦挺进皖东，将游击区扩展得越来越大，这样占领的地盘多了，将来怎么办？龙入大海虎归山，保不准共产党的队伍就翻了天。国难之日，身为司令的他，面对当年的北伐名将、如今的抗日先锋，自然又有一种难言之隐。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总是让部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下难以做人。

会谈就在这样的前提下开始了。

张云逸说：“皖东的战略地位，我想廖司令是十分清楚的。目前新四军在此地的战斗力量，还远远不能适应斗争的需要，因此我们专程而来……”

廖磊是精明之人，立即说：“张兄的意思是，还要扩大自己的队伍和活动区域吧。”

张云逸笑道：“廖公也是有血性的抗日将领，国破之日，又怎能不关心抗日杀敌之大计？而助我新四军一臂之力，实乃不负众望之事啊。”

廖磊的表情复杂而又尴尬。停了一会儿才说：“你们很穷，扩大队伍也养不起呀，还是少一些，精干一些好吧。”

张云逸反驳道：“我们确实穷，那是因为蒋委员长答应的军饷迟迟得不到落实。但我们的力量并不是多，而是少。你是省主席、集团军总司令，为什么要住大别山，而不到安庆、合肥去呢？蒋委员长为什么要到四川而不到上海、南京去呢？这是因为你们的力量不够，怕挨日本人的打！”张云逸的一席话，说得廖磊无言以对，最后不得不表示将立即给第4支队补发军饷和弹药。

接下来张云逸又与廖磊就新四军第4支队东进等问题进行了商谈。张云逸提出，新四军第四支队主力准备东进淮南铁路和津浦路两侧地区，在皖东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以发挥新四军游击战的特长。廖磊对此并无异议，但担心皖东从此会成为新四军的天下，因而将新四军的活动范围严格限制在津浦路东西30里之内。张云逸深知，这又是国民党的借刀杀人之计，企图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新四军四支队。在他的据理力争下，廖磊只好取消了对第4支队在皖东活动范围的限制。

张云逸此次谈判取得了比较理想的结果，既为第4支队东进皖东铺平了道路，又解决了国民党方面拖欠的军饷问题，更为日后开创淮南抗日根据地提供了条件，可谓一举三得。

不久，新四军这次成功谈判的捷报，传到陕北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看了电报十分高兴。墙上的那幅大地图，随即标出了新四军4支队的挺进目标——皖东。这个战略要地，位于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淮南铁路以东，南有新四军军部及1、2、3支队，北有活动在苏北、山东的八路军，既有莽莽苍苍的大别山屏障，又有横贯其中的大动脉津浦铁路。

“好！”毛泽东笑着转过身说，“张云逸的这次谈判胜过千军万马，4支队发展将有更广阔的空间了。”随即，给新四军军部回电，命令第4支队迅速向皖东敌后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