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世界名曲,只应跪着听!”
1978年,世界指挥大师小泽征尔突然在演出现场跪了下来,不仅不愿起来,还坚称自己不配指挥那首《二泉映月》。
与此同时,另一位英国音乐家也瞪大了眼睛,喃喃着:“中国竟然也有贝多芬!”
只有陪同的翻译一头雾水,不屑一顾地说:“这只是流浪汉随便拉的罢了,无锡大街上的人都听过。”而且大家都知道,这个阿炳不是什么好人。
他出身道门却自甘堕落,整日逛窑子、抽大烟,败光家产后,还让不干净的病坏了眼睛,又怎么会创作出世界名曲呢?
流浪汉的二胡曲
1949年冬天,当时还在南京古林寺音乐学院进修的黎松寿,因为天气太冷,便随手拉起了一段无锡街边流浪汉常拉的二胡曲。
那凄婉悠长的曲调一出,远处的民乐大师储师竹就立马循着旋律找来,激动地问这首曲子的名字。
黎松寿是土生土长的无锡人,或许是因为听习惯了,所以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首曲子有多么珍贵,只记得那个卖艺的流浪汉叫阿炳,身体不太好,还经常吐血。
一听到“阿炳”,教室里的杨荫浏教授也坐不住了,推开门就说:“你们在说无锡的阿炳吗?他以前还教过我琵琶呢!”几人互相看了一眼后,都莫名生出了一种担忧,怕再去晚一点,这样的曲子将就此失传。
于是他们当机立断,决定先去把这首曲子记谱写下来,等有了外国的录音机以后,再赶紧录下来,供后辈欣赏和学习。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的阿炳已经被逼得心如死灰,砸了所有的乐器。
原来,当年国民政府强行将老百姓手中的金银兑换为金圆券,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他一样的穷苦百姓,常常起早贪黑一整天,挣的钱也买不到一个烧饼。
他又气又恨,就编了一首叫《金圆券害煞老百姓》的说唱曲,唱遍当地的茶楼、饭馆和街口,连小孩都会跟着念:
“金圆券,满天飞,花花绿绿好东西,早上可以买头牛,晚上只能买只鸡,十万金圆券,只够两升米。”由于传唱度太高,惹得当地官员不满,就有人给他安上了一个破坏国库金融政策的罪名,不准他再在公共场合卖艺。再加上他一直没能戒掉大烟,又被人以此为理由,送去戒烟所,关了整整两个月。
也不知他在里面经历了什么,回家以后,整个人都失去了斗志,不想出门,更不想卖艺。时不时还乱发脾气,拿起东西就砸,连他的乐器也没能幸免。
还有人说,阿炳的乐器被老鼠咬了。在传统的民间艺人眼中,如果乐器被牲畜啃破,那就是上天在宣告其艺人生涯的结束。
总之,黎松寿、杨荫浏等人找到阿炳时,他身边已经没有二胡了。他们只能去借一把二胡,又多次上门劝说,才让阿炳的艺术生命得以被记录,让阿炳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
正如弗里达所说:“苦难才能创造出艺术。”艺术家的不幸往往会成就艺术的大幸,阿炳的一生,似乎也只有最后的三个月才见到了一丝光明。
阿炳的一生
在这个世上,知道瞎眼阿炳的人不少,但知道他本名叫华彦均的人却不多。
1893年,江苏无锡雷尊殿的道门里,传来了一阵本不该有的婴儿啼哭声。道士华清和终是破了清规戒律,与帮佣的秦寡妇私定终身,生下了这个孩子,并取名为华彦均。
在那个思想意识还相对封建的年代,无论是秦寡妇还是华清和,其实都算是离经叛道,但两人光顾着冲动,却又无法挣脱俗世的束缚,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惨淡收场。
秦寡妇被族人逼死,华清和将儿子送到了乡下,交给远房亲戚抚养。直到阿炳长到八岁,华清和当上当家道长,他才敢把自己的孩子接回身边,以师徒的身份教养。
由于父母缺席了阿炳的大半个童年,寄人篱下的生活又让他变得敏感蛮横,不服管教。华清和十分头疼,只能先把他送去私塾,希望读书能帮他修身养性。
当时,无锡的道士不同于和尚,他们大多精通音律,平日里也是演奏多过念经。上了三年私塾后,阿炳总算不再是个瞎闹的小文盲,只要让他跟着学乐器,他就会听话很多。
华清和本就有“铁手琵琶”的称号,见音乐能管住儿子,他索性就让阿炳回到道观,以练习乐器的方式,慢慢打磨孩子的性子。
他们从击鼓开始,为了让鼓声更有力,阿炳迎着寒风,成千上万次地击打石头。后来学笛子、唢呐,那挂着铁圈的两只手腕,一动不动。
与日俱增的本事让他渐渐懂事,他也明白了“师父”的良苦用心,知道严厉的背后其实是关照。所以他没再喊过一声苦,甚至还自己给自己加码,想尽办法来练习。
到了学二胡时,华清和已经不再监督他了。因为他只要手指没出血,就一定不肯停下。
在这样日复一日的努力下,十七岁那年,阿炳已经熟练掌握了道观里的所有乐器和曲子。再加上他漂亮又潇洒,出门做法事时,往往会成为一众道士中的焦点,被人们唤作“小天师”。
他不再费尽心思和“师父”对着干,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却对“师父”充满亲近和感激。他以为那种莫名的亲近只是因为抚养之情,直到二十五岁那年,他才知道,这其实来自于更深刻的血脉羁绊。
华清和临终前把道观传给了他,还告诉他,眼前这个叫了十多年“师父”的人,其实是他的亲生父亲。他不是无父无母的孤儿,他只是个为世俗所不容的私生子。
说完这些,自以为安排妥当的华清和就解脱般地闭上了眼睛,丝毫不管这一切对于阿炳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华清和眼中,自己把收入不错的道观留给了儿子。儿子年纪轻轻就成为道观当家人,又有堂兄华伯阳的帮助,往后一生都能平安顺遂,衣食无忧。
但对于阿炳来说,这却是晴天霹雳。他在乎的从来就不是道观,更不是什么当家人。
如果不知道这些过往,他就算是无父无母,也有堂堂正正生活在这世上的权力,师父的存在就是他的幸运。可当身世揭晓,身为私生子的他,一直活在谎言中,仿佛出生就是一个错误。
他的心理无法承受这样的变故,便开始放纵自我。一开始,他还只是发泄,可自从发现自己的“道长”身份很好用之后,他就沉迷在各种诱惑之中,逛遍烟花柳巷的同时,还染上了大烟。
在一些狐朋狗友的唆使下,阿炳的欲望战胜了理智,钱用完了就去找雷尊殿的堂兄要,堂兄不给,他就偷法器去卖。原本位于市闹市的雷尊殿,从香火旺盛变得无人问津。
好端端一个不染凡尘的“小天师”,转眼间变成了一个劣迹斑斑的纨绔子弟。不顾道门清规就算了,还因为厮混染上了不干净的病,导致双眼俱瞎。
堂兄趁机将他赶了出去,但他花钱如流水的习惯已经养成,此时没了生活来源,日子一下就变得非常难过。为了糊口,他只能带着二胡去街头巷尾卖艺。
和所有卖艺人一样,他去的都是人来人往的地方。但由于他形如枯槁,又带着一副斜斜的墨镜,看着就格外阴森,还尽拉一些宛如哀怨呜咽的曲子,所以几乎不会有人敢靠近,更不用说给钱了。
意识到自己吸引不了观众后,阿炳就改变了策略。把各种听来的时事、故事和八卦改成说唱,搭配二胡的曲调,一边拉一边唱,变着法来讨好百姓。
时间一长,大家都喜欢上了这种唱法,不少人每天都盼着二胡声传来,一曲结束时,人们还会拍手叫好。而有了听众的阿炳,也在大家的鼓励下,有了好好活下去的希望。
四十岁这年,他和当年的父亲一样,在烟馆遇到了一个叫董催弟的寡妇。两人结了婚,开始互相搀扶着继续卖艺。一个吆喝,一个拉。挣下的钱,除了吃喝,就是给阿炳买烟。
随着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在编曲时,也开始追求一些意义。他会音乐当作惩恶扬善的武器,将不平的事唱得人尽皆知,直到对方迫于舆论认罪认罚,他才肯换下一首。
要是遇见懂行的知音,就是不给钱,他也能一直拉下去。
“那是我的声音”
1950年9月,阿炳用一把借来的二胡练习几天后,郑重地面对录音机,一口气拉完了包括《二泉映月》、《寒春风曲》和《听松》在内的6首曲子。
23天后,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的他,坚持出席了无锡牙医成立大会,在台上进行了唯一一次正式场合的公开演奏。他认真地拉完一曲后,额头上已经布满了细汗,观众兴奋地要他再拉一曲《二泉映月》。
董催弟担心他撑不住,想劝他算了,可他却不肯下台,只说:“既然他们要听,我就是在台上拉死,我也心甘情愿。”于是他又拉了一曲,并在持续不停的掌声中,一次又一次地脱帽鞠躬。
他终于为世人所知晓,但与此同时,他的生命也即将步入终点。这年12月,他病故身亡。离世前,他等来了自己录的曲子。
他抱着录音机不肯撒手,像个小孩一样,一遍又一遍地对妻子说:“那是我的声音,我的声音......”
人们常说,他的《二泉映月》拉的是命运。
而他终其一生,所盼望的,或许就只是被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