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徐徐开启，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字在中国文学界犹如一股清新的异域风，引得无数关注与热议。《百年孤独》这部巨著的热潮随之汹涌澎湃，不仅激发了中国读者对拉美文学的浓厚兴趣，更在无数中国作家的心田播下了魔幻现实主义的种子。

在这股文学浪潮中，莫言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弄潮儿之一，他的创作之路因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深刻影响而展现出一种独特的风貌。这种特殊性，在于莫言巧妙地将“魔幻”这一表现手法植根于本土文化土壤之中，孕育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魔幻现实主义”，即后来广为人知的“寻根文学”。

1985年前后，莫言在魔幻现实主义的启迪下，犹如一位勤奋的园丁，精心培育出一系列文学佳作，如中篇小说《球状闪电》、《爆炸》及《透明的红萝卜》，还有短篇小说《枯河》等，这些作品无一不彰显着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子，同时也标志着莫言在文坛上的迅速崛起，为“莫言现象”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这一时期外国文学的影响，莫言坦诚地表示，自己在思想与创作方法上都深受外来文化的熏陶，尤其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与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这两部作品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莫言在1985年前后的作品，明显带有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模仿与借鉴，正是这样的尝试与探索，使得“莫言现象”如璀璨星辰般闪耀在文学的天空。

当然，莫言并非仅仅满足于模仿与借鉴，他的文学之路是一条不断探索与创新的旅程。从1986年的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开始，到1995年的《丰乳肥臀》，再到后来的《檀香刑》、《生死疲劳》等作品，莫言一步步地走出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创作道路。

而在20世纪80年代，莫言因电影《红高粱》的改编而名声大噪，但他并未因此停滞不前，反而开始在原有的创作基础上发展出新的枝丫，“审丑”创作便成为了他新的文学追求。如果说《红高粱家族》中，莫言更注重对原始生命力的热烈颂扬，那么1985年之后，他则更多地通过“审丑”来反观现实世界，揭示生活的真实与残酷。

《红高粱家族》中的“罗汉之死”，通过“剥皮”这一残酷手段，将死亡的过程无限拉长，让读者在血淋淋的描绘中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与无情。莫言将生命的消逝降格到肉体层面，聚焦的不再是死亡的意义或英雄的悲壮，而是生命在极限条件下的律动与感觉，这种真实的虚构，正是他尝试反观“审美”，对生命极限条件下的一种深刻思考。

此外，莫言在民间语言述说上的独到之处也令人叹为观止。他巧妙地运用“杂语共生”的手法，在不协调中寻找协调，将文学语言与日常用语、隐语、政治术语、商业用语、流行歌曲、谚语、民谣等杂糅相交，共铸于一炉。这些语言元素在莫言的作品中彼此互相矛盾、争吵和撕咬，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语言风格。

这一创作特点在莫言早期的小说创作中就有显现，如《民间音乐》中，他以大段的通俗民间语言来述说故事，其中的人物也多以民间日常用语和脏话为对白用语。

而小瞎子的出现，则带给“马桑镇”一股清新脱俗的高雅之风。尤其是小瞎子演奏民间音乐吹箫的声音，莫言用大段的雅化语言来赞颂“民间音乐”带给民间大众的高雅享受。

那箫声仿佛是一位少妇深沉而轻软的叹息，又似巴隆河水与天上的流云一样舒展从容，逐渐低落，沉入悲哀的无边大海，忽而又凄楚婉转一变而为悲壮苍凉，声音愈来愈大，仿佛有滔滔洪水奔涌而来，堤上人的感情在音乐的波浪中起伏。

这种神秘而又平凡的民间艺人形象，以及委婉动听的箫声，无疑征服了民间大众的心。而花茉莉的追随，则暗示了民间唯美者对高雅民间文化的向往。作品结尾处，铺路工们所哼的嘶哑般的曲子，更表明了民间的高雅情怀不会因现实的物质生活压抑而消逝，因为这样高雅的民间音乐，源自无比厚重深凝的莽莽大地，是民间文化永恒的魅力所在。

莫言小说创作中的“民间立场”，是一种深刻而鲜明的文学表现方式，它具体体现在以老百姓的视野进行写作，或是作为老百姓本身去叙述故事。这种立场，让莫言的作品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真实的民间情感。

“以老百姓的视野写作”，意味着莫言在创作中始终站在老百姓的角度，用他们的眼光去观察世界，评判人和事。在小说《四十一炮》中，莫言巧妙地选择了罗小通作为故事的叙述者，通过他的视角，将作品中的世界和故事的发展展现在读者面前。

这种叙述方式，使得对人和事的评判自然而然地体现出了老百姓的立场。例如，对于屠宰户老兰的评价，莫言并没有站在知识分子或传统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上进行褒贬，而是根据老百姓的价值观念和好恶标准来进行评论。罗小通对老兰的矛盾心态，正代表着民间的标准，这种标准既真实又朴素，充满了生活的智慧。

在莫言的文学作品中，他还成功地将民俗现象转化为文学现象，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幅生动的民间生活画卷。欢快的唢呐声、喜庆的大红花轿、拜天地、掀盖头等婚嫁仪式的标志，都象征着一种历史的、文化的、民族的物质性记载和传承。

在《红高粱》中，“奶奶”的出嫁无疑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婚礼场景，莫言通过细腻的笔触，将“踩街”和“颠轿”这两项出嫁姑娘必须要经受的考验和折磨，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些习俗的描写，不仅增添了作品的文化底蕴，也让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了民间的风土人情。

莫言的背景出身贫寒，年少参军，但他一直保持着对文学的热爱和追求。他的生活经历曲折丰富，为他提供了丰厚的创作养料。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联系是普遍的，任何事物都不能够独立存在。在笔者看来，莫言之所以会形成这种独特的历史意识，原因有三点：一是他的童年经历，这是他灵感的来源；二是高密民间文化的熏陶，赋予他不竭的创作动力；三是西方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潮袭来，给予他文学创作的启迪。

刘震云认为，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的作品所呈现出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作品，同时他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

但这似乎也暗示：莫言是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模仿者和“描红者”,同时莫言的《蛙》那样的新章回体又是中国传统小说或民间文学的翻版；它似乎是说莫言的创作具有世界性和民族性，却未提及文学最重要的“人性”和“审美”标准，更未言及莫言的思想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