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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临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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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日本近现代史上，德富苏峰绝对是一位“超级大V”。作为知名的“平民主义”学者、报纸创办人，他的笔可谓横扫明治、大正乃至昭和时代的报纸版面。
德富苏峰的言论影响极大，尤其是他对邻国中国的评价，虽有偏见和歪曲，却一度为日本知识界所追捧。
让人忍不住发问：这位“著述五千万字”的文坛“前辈”究竟是怎么看待彼时的中国呢？
德富苏峰的“舌战群儒”：从学生到“大V”德富苏峰出生于1863年，那个年代的日本正处在明治维新浪潮中，思想界开始风云际会。而德富自小就显露出文人的那股子劲儿，立志成为一名“思想引领者”。
他9岁进入熊本洋学校求学，年纪太小被退学了两年，终于重新入学，却因为学校“基督教化”引发社会争议而再次“失学”。年轻的德富并没有气馁，而是决心深入思考，渴望用笔触及社会，后来干脆自己办学开报，誓要改变时代的思潮。
经过多次求学与辍学的经历，他最终确立了在日本文坛的地位，成为广受关注的“平民主义”思想家。1887年，24岁的德富在东京创立了民友社，并创办了《国民之友》杂志，三年后又推出了《国民新闻》报纸。
这些媒体迅速崛起，成为大众喜爱的刊物。德富苏峰的成功与他深厚的学识和犀利的文笔密不可分。据说他自称“娘胎里便爱上历史”，撰写了不少历史传记与学术作品。
他的评价竟然被认为可以“代表日本的民意”，且广受政府和民间关注，德富本人也成为了日本文化界的重量级人物，参与国家事务，成为日本天皇的“扩张顾问”，可见其影响力之大。
但德富的思想也是不断“进化”的，早期的“平民主义”慢慢被他后来极端的“扩张主义”取代。尤其是对中国的评价，带有深刻的偏见和强烈的攻击性。
他的“中国印象”大致分成几个主题：第一条，就是所谓的“政治失败”。
爱说教的德富：他眼中的“神奇民国”德富的“中国印象”其实很简单，基本围绕几个负面标签。
首先是“政治失败”，他坚信中国的政权缺乏有效治理，中央集权松散，导致民间秩序涣散。他将中国的“政治落后”归因于“儒教文明对人民的钳制”，认为儒家思想“压制中国人两千年”，不仅钳制自由，还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僵化。
德富甚至认为儒家伦理是中国“专制的遮羞布”，这种批评让他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备受争议。
他的第二大观感，是觉得中国的民风“虚弱”，特别认为中国的“官场文化”是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
对中国官场上贿赂之风的评价，他用了一种不加掩饰的笔调，认定“只要用钱，一切都可以打通”。他在《触目有感》一书中，甚至形容中国官员“以贪为荣”，而贿赂文化就像是一种毒瘤。
他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中，官员们各自为政，各地势力割据一方，贿赂泛滥、军阀横行，根本无法实现一个统一的政权。
更令他嗤之以鼻的是所谓“空谈成风”，他将中国知识界视为“言而无信”的代表，认为中国人喜欢高谈阔论、纸上谈兵，却极少付诸实际。
对于民间社会，他认为老百姓热衷讨论、怀抱家族观念，重视的是利益而非道义。德富曾引用福泽谕吉的话，称中国是“言论的高空大国”，他还笑称中国人习惯“谈情说爱但不结婚”，即空谈而不落实。
德富的“中国空谈论”显然是充满偏见的。
中国人当时面对的是内部经济压力和外部列强侵略的双重压迫，在这样的环境中，民间以“谈”代“行”也是无奈之举。显然，德富并没有理解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而是站在“上位者”的立场，以傲慢的口吻将“中国的失败”归结为中国人的个性和文化根源。
德富的“妄想”：从“救世主”到“文化保护者”德富苏峰的“批评”还没完。对他而言，中国不仅政权失败、思想落后，甚至在生存能力上也有“隐忧”。
有意思的是，他居然认为中国人“生命力强盛”，这在他看来，生育力过高反倒成了中国落后的“根源”。
他曾言道，尽管中国内战、饥荒不断，环境恶劣，但每一次打击后，中国人口依旧迅速恢复，人口增长能力不容小觑。他甚至认为，正是中国这种“生育力”，让中国得以在历史的洪流中得以幸存。
但德富苏峰的“观察”不仅限于人口，他还提出了一种“日本式的改造方案”，即希望通过“文化保护”的方式对中国加以“扶持”。他认为，既然中国无法自我治理，日本可以在资源和文化上对中国加以“引导”。
他的“日中亲善论”充满了讽刺色彩，表面上是“助中国一臂之力”，其实是想让日本成为“中国的文化守护者”，利用中国的资源服务于日本的经济扩张。
他的方案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剥削，将中国视作“原材料供应地”，用一种近乎殖民的方式来满足日本的利益需求。
德富苏峰还提出所谓的“中央集权”提议。他认为日本能成功集权，中国也可以效仿。但在他看来，中国必须仰赖“外力”，即由日本帮助中国建立联邦政府，而日本自然是中国的主导力量。
他提出的这种“日本式中央集权”，实际上是想以经济和军事控制为手段，将中国变成一个经济上依赖、政治上服从的附属国。
德富的“建议”对中国不啻于一场阴谋。他甚至幻想，如果能像美国管理菲律宾一样，由日本来指导中国的“现代化”，让中国成为日本在东亚的后盾，那将是对日本最有利的局面。
这种妄想反映出德富苏峰的扩张心态。他口口声声称要“带动”中国现代化，实际上却是带着殖民目的的“伪援助”。德富将对中国的“文弱”“保守”“易驯”看作一切实现扩张的契机，妄图以一种现代“王道”带动中国，使之沦为日本的附庸。
德富苏峰的“中国观”充满偏见和傲慢，实际上暴露了日本当时的“优越感”和“野心”。
他对中国的“批评”并不具备实际意义，而是反映了他以日本利益为中心的殖民视角。在德富眼中，中国不过是一个“需要被改造”的对象，他的“中国观”实则是对“侵略合理性”的自我美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