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看完《周处除三害》最大的感觉是爽，但很难确切说出爽在哪里。

爽在浪子回头？爽在教堂爆头？爽在英雄救美？爽在极限反转？

这些都是理由，但好像力度都不够。

其实这些爽点，都是表面的。我认为，《周处除三害》最爽的地方，在于它用极度精彩的镜头语言，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如何“克服存在主义危机”的故事。

全片贯穿始终的一个线索是，陈桂林的名字。

从他一开始对黄毛说：“我有名有姓，我叫陈桂林。”

再到奶奶去世，他说：“要干一票大的，让道上人都知道我是谁。”

再到他去自首时，因为报上名字无人认识而感到非常失落。

再到他落网的时候，高举双手向现场所有记者大喊：“我叫陈桂林！”

这些细节，都说明陈桂林非常需要被人看见、被人记住，从而证明自己的存在。

正像他自己说的：“我不是怕死，我是怕死了都没人记得。”

可能有人说，这说明他在寻找“存在感”。

可俗话说，越缺什么越求什么，寻求存在感，恰恰说明他存在感匮乏——

用心理学术语说，此人有极其严重的“存在主义危机”。

当然了，这是个笼统的说法，具体来说由四个“终极关怀”组成：

死亡、孤独、自由、无意义。

这些问题，在陈桂林得知自己“命不久矣”时集中爆发。

罹患肺癌，寿命不足半年——严重的死亡焦虑；

孤身一人，至亲离世——严重的孤独焦虑。

逃脱法律制裁，游离在规则之外——严重的自由焦虑。

可能有人要问，自由是人类最美好的价值追求之一，怎么会造成“焦虑”呢？

因为追求自由不难，难的是得到“自由”之后该怎么办。

就像大家常说，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

可当真的置身于旷野之中，度过了一开始的喜悦后，人就会陷入迷茫和未知：

我该走向何方？我该安住何处？我该从哪里寻找同伴？

因此，存在主义心理学认为——当团体成员被赋予完全的自由时，接下来发生的不会是喜悦和生命力，而是长时间的沉默和混乱。

电影里，陈灰和陈桂林一开始的那段公路追赶戏，陈灰最后止步于一个十字路口的斑马线前面。

“斑马线”在影片中是“规则”的隐喻，后面陈桂林和香港仔跑进小巷前，也给了俩人一个逃出“斑马线”的俯拍镜头。

所以，从那一刻起就代表着陈桂林，逃出了“规则”，闯进了“自由”。

接下来的镜头也非常典型，陈桂林先是笑着跳起来庆祝，接着镜头一转，来到几年后，陈桂林哭丧个脸，已经陷入了“自由的焦虑”。

说回最后一个问题，“无意义”。

这个问题在陈桂林身上一直存在，不管是像野兽一样使用暴力，还是通过反叛规则来寻找刺激，都是在用非常低级和原始的方式在寻找存在感，抵抗“无意义”。

很多青春期小孩也是这样，“主体意识”萌发，对“意义”的追求也开始觉醒，叛逆、张扬、中二、矫情、伤春悲秋，都是表层症状。

而确诊“肺癌”之后，陈桂林的“无意义焦虑”史无前例大爆发了。

张贵卿劝他自首时说：“与其像是死在暗角的老鼠，不如光明正大一点，人死留名。”

“死在暗角的老鼠”——这是对“无意义”最残忍的描述；

“人死留名”，这是抵抗“无意义”的最好办法。

于是，陈桂林去自首了。

所以说，陈桂林第一次自首，其实是在为自己的“存在主义危机”寻找一个出口——作为恶贯满盈的大坏蛋，如果我自首，能使自身价值得到确认，那我就去自首。

这也是为什么，当他发现自己报上名字无人认识时会那么失望，当他发现自己只是榜三小弟时会那么破防——如果自首都无人在意，那到底该如何证明自己？

这才是他踏上“除三害”的道路时，最原始的心理动因。

其实陈桂林面对的问题，在很多现代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大家在日复一日单调重复的生活中，难免有几个时刻会问自己：

“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难道我就要这样打工打到65岁然后死去？”“我努力交社保、还房贷是为了什么？”“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

带着我们所有人的这些追问，陈桂林上路了。

而陈桂林克服“四大终极关怀”，也有着非常明确的对应节点。

首先，他通过与小美产生链接，抵消了孤独。

遇到小美之前，他一直独来独往，对所有人都是防备和抵触的。

而当他走进发廊，被香港仔拿着修眉刀威胁时，素昧平生的小美却出于朴素的良善，替他了打掩护——

这一刻，是他久违地，再次与人产生真实“链接”的时刻。

二刷的话，大家可以注意观察一下，那场戏之前，陈桂林所有戏份都是压抑的暗色调，而那场戏，尽管剧情依然紧张无比，色调却第一次明亮饱满，而且有一个很明显的陈桂林从“阴影”步入“阳光”的镜头——这意味着，陈桂林走入了温暖。

这里还有一个明示的指称代词，小美在陈桂林犹豫剃短还是剃光时说“没关系，我们先修一点”。“我们”，其实就是建造了一个小小的“共同体”，在情感上突破了人际关系中最外层的边界。

我不愿将其解读为狭义的爱情，用“人与人之间善意的流动”来形容更贴切。

同理，我也不赞同将陈桂林与小美的关系解读为“救赎与被救赎”。事实上，陈桂林对小美的解救，可以被理解成一场“报恩”，更确切地说，是小美流向他的善意又回流到小美身上。

人与人，因为善意的流动产生链接，生命才不是孤岛和荒漠。

最后，小美从倒后镜里看着陈桂林孤身上路的背影，可她不知道的是，遇到她的那一刻，正是陈桂林孤独消失的时刻。

而小美，付出爱，得到爱的过程，也向我们提示了《道德经》中一个朴素的道理：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第二个明显的节点，是陈桂林从活埋他的棺材中破土而出，象征着“重生”的同时，也意味着对“死亡焦虑”的克服。

刚来到灵修所时，陈桂林在强大的心理暗示下，“死亡焦虑”达到顶峰，出现咳嗽、气喘等真实的“肺癌”症状。

而林禄和，蛊惑和收买他的终极法宝，就是教他如何逃避“死亡”。

他先是通过下毒，让陈桂林大吐黑水，陷入恐慌和绝望。

紧接着，他让女情人扮演癌症康复病人，讲述臣服尊者后康复的故事，给他以希望；

最后，又通过伪造的肺部CT，假造“灵修”之后好转的假象，让陈桂林彻底深信不疑。

当陈桂林发现端倪，揭穿骗局时，他再次被巨大的死亡焦虑裹挟。

这种情绪，在全场人鼓噪着让妈妈动手处决他时，达到顶峰，那是全片唯一一次，陈桂林露出满头大汗、极度惊恐的表情。

而那位母亲，选择用最决绝的方式表达了对命运的抗议。

她不盲从众人的洗脑、不屈从尊者的威胁、不服从命运的安排。

用中二的话讲，她向陈桂林展示了什么叫“我命由我不由天”。

而用罗曼罗兰在《约翰克里斯朵夫》中的话讲，她向陈桂林发出了一种邀请：“我不是虚无。我是在黑暗中烧毁虚无的火。我不是黑夜。我是永远的战斗。我是永远在奋斗的自由意志。”“别忘了我的话，你便是死了还是会胜利的。”

然后，陈桂林就真的死了，心口被捅了一刀，还被扔进棺材埋进地下，从生理和精神双重角度来看，都是字面意义上的，死了。

可接下来，他又活了，从黑暗的地下爬了出来，像没事儿人一样，挖出枪来到灵修堂。

合不合逻辑，咱们之后再说。

从坟墓爬出来的象征意义非常明显，就是陈桂林克服了“死亡恐惧”，从那一刻起，他再也不怕死了。

一来，是因为那个妈妈用生命向他示范了，坚守“自由意志”才是生命的终极奥义。

二来，是他理解了，只要能够感动和启迪他人，那么自己的生命便不会真正终结。

这一点也算是明示了，陈桂林爬起来时下面垫着妈妈的尸体，镜头专门给了特写，这就是以往电影里常用的“灵魂出体”的表达手法。

这意味着，陈桂林带着妈妈的部分灵魂和意志，继续上路了。

而陈桂林也意识到启迪和影响别人，才是真正的“永生”之道，是战胜“死亡”的不二法门。

所以陈桂林再次返回灵修堂时，对死亡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他一开始“嗜杀”，后来“怕死”，可此时，已经有了“执掌生死”的超脱感。

对他来说，那些宁愿死也不愿意放弃邪教信仰的人，已经献祭了“自由意志”，甘愿成为林禄和意志的“容器”，是林禄和生命的延续。

精神早已死亡，肉体苟活，又有什么意义？

这样的人，只能用死逼他们一把，如果有恐惧，那还是佛祖所说的“有情众生”，值得慈悲；如果仍然执迷，那已经和无机物没什么两样，因此，他杀起来毫无心理负担——

我渡不了你，那就让佛祖亲自渡吧。

至此，陈桂林已经拥有了从容赴死的力量。

很多人还有一个困惑的点，就是陈桂林已经看破到这一步了，自杀就完了，为啥还要自首？

这就是对“自由焦虑”的克服。

通过与人间至恶的近身肉搏，他终于发现了秩序的意义，理解了规则的价值。最后包围他的，荷枪实弹的层层军警，就是秩序和规则的象征。

而他的态度，不是“投降”而是“迎接”，他选择笑着主动伸手被拷住，这是他对以往所不齿的一切的最大尊重。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切人的自由，以每个人的自由为前提。”简单理解，你不能以减损他人自由的方式来实现自身的自由。

陈桂林明白了自由的真正奥义，于是选择回到规则之中，接受规则的审判，承受自由必然的代价。

这里他和陈灰的互动也值得一说。

陈灰这个名字很有讲究，黑＋白等于灰。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整部电影中，陈桂林除了囚服外的所有衣服，不是黑色就是白色，要么就是白色外面套黑色。

陈灰的眼睛被打瞎后，瞳仁也是一黑一白，这暗示着，他既能看到一个人内心的光明，也能洞悉一个人内心的黑暗，这两种特质往往在一个人身上共存，关键看环境和命运能激活哪一个。

陈灰的名字，此前只在亮证调查张贵卿的时候一闪而过，此刻突然被大声叫出来，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谁啊？”

直到那个警察从人群中走出，才恍然大悟。

而陈桂林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当然是方便还枪，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从两次交手中感受到，陈灰不要命的背后，有着和自己一样“被记住、被看见”的渴望。

而如果自己只是普通自首，陈灰一只眼睛就白瞎了，一条腿白瘸了，这个功劳，必须给他记上，所以他当着所有军警和媒体的面大喊他的名字，此时，陈桂林已经学会了“成全”别人。

在那之前，陈桂林和陈灰，只是警察和逃犯的关系，可在那之后，俩人已经有了“心有灵犀”的默契。

陈灰带小美来到监狱，陈桂林一开门先看到的是他，俩人一句话没说，但都互相笑了，是“相逢一笑泯恩仇”的笑，也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笑。

而以上所有，死亡焦虑、孤独焦虑、自由焦虑，在陈桂林行刑前的戏里都有了最后的“化解”。

每次抽烟抽到烟屁股的他，死前最后一根烟，抽到一半就丢了，对近在咫尺的死亡，他已毫无畏惧。

小美特地跑来给他修胡子，刮着刮着俩人都哭了；他把自己最珍视的猪头手表送给小美，而小美给他画了一只猪头送他行刑，用著名心理学家马丁布伯的话形容：“伟大的关系可以突破孤独的障碍，压制它的严厉规则，在不同个体的自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跨越对世界的恐惧深渊。”

而在整个行刑过程中，他没有任何挣扎和抵触，甚至在监刑医生询问是否打麻药时，说的是“不用了谢谢”，他将自我压回了社会规则之中，也因此与社会建立了坚固的链接，获得了可以挺胸抬头面对的自由。

到这里可能有人发现了，我一直没有讲到“无意义焦虑”这件事。

因为这件事是没有办法讲述的，“我是谁我从哪来我到哪去”，是所有人类宗教共同探寻上千年却都无法回答的问题。

而整部电影每一处情节，每一个画面，都是对这个问题的探索。

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偶然的，不存在意义。人构成了自身、自己的世界以及在这个世界中自身所处的情境。宇宙中没有宏大的计划，没有指导生活的原则，除非个体自己创造这些原则。

所以陈桂林发现张贵卿欺骗自己之后，明明是白白“自首送死”，却依然说“很庆幸我上当了”。

因为他为自己的生活创造了原则，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就是体验——自己这一路走来，收获了非凡的体验，就是收获了非凡的意义。

就像《西游记》用一本书给我们讲了取经的故事，讲了九九八十一难，但到了结尾，“经”是什么只字未提，“终极意义”被隐去了，因为那九九八十一难本身就是“真经”。

所谓“道”，最初的意义就是宽阔的路，因此，你脚下踩的地方就是“道”，迈开的每一步都是“道”，于是有了“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的说法，也就有了“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的歌词。

陈桂林赴死时，给了一个他笑望众生的巨幅特写镜头，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那一刻，他是幸福的。就像加缪说的：“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我们应该认为，西西弗斯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