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2日，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一天是再寻常不过的一天。对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来说，这一天也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

因此，他们四个人怎么都想不到，第二天，也就是9月13日，会发生一件大事，而这件事也直接改变了他们的后半生。

那么，在9月12日这一天，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是怎么度过的呢？

第一排从左到右：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第二排：邱会作

首先是黄永胜。

9月12日是星期日，这天一大早，黄永胜约了理发师，把头发简单修剪了一下。

理完发，他没有选择坐车，而是和大儿子黄春光一路散步回家，走了一个钟头，才走到家门口。

这一年早些时候，也就是1971年5月，黄永胜的儿子和儿媳生下一个男孩，黄永胜一直沉浸在抱上孙子的喜悦中。

9月12日，这天回家后，黄永胜抱起襁褓中的孙子，逗他玩耍，享受了一段轻松的家庭时光。

中午吃完饭，黄永胜短暂地休息了一会儿，醒来坐到办公桌前开始处理公事。

9月12日下午，毛主席结束南巡之旅，乘坐专列回到北京。

与此同时，黄永胜接到周恩来的电话，让他晚上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商量政府工作报告的修改方案。

黄永胜

这一年，中央政治局为配合毛主席的作息习惯，将大部分会议改在了晚上。有会议安排的时候，大家晚上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凌晨散会后再各自回家。

费四金是黄永胜的警卫参谋，9月12日，他一整天都跟随在黄永胜左右。据费四金回忆：

那一天比较平静，直到晚上快8点，黄永胜才坐车从西山到人民大会堂。为什么晚上快8点才走？因为召集会议一般都是在八点半，提前五六分钟到就行了。黄永胜住在西山，路上要走40分钟。

9月12日晚上，周恩来、黄永胜等人在会议厅开会，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则在门口等着，费四金也在其中。

费西金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周恩来曾两次从会议厅走出来，接听重要电话。第一次是9月12日晚上，第二次是晚上12点多钟，也就是9月13日凌晨。

接听完第二通电话，周恩来带着警卫员，着急地离开了人民大会堂。

周恩来

9月13日凌晨四点多钟，周恩来又回到人民大会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那天晚上，黄永胜一直待在人民大会堂。

邱会作。1971年9月1日，邱会作的大儿子邱路光生了个女儿，邱会作喜得孙女。9月12日，邱家举办了一场家宴，庆祝这个新生命的到来，邱会作本人没有参加家宴。

那段时间，邱会作常常感到苦闷，情绪低落。

邱会作

9月12日上午，邱会作参加了国防工办会议。下午，他又去京西宾馆继续开会。

开完会后，邱会作没有直接离开京西宾馆，而是邀吴法宪到这里碰面，只是这次碰面最后取消了。

晚上六点多钟，邱会作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此时，邱家的家宴已经快要结束了，邱会作和前来祝贺的客人一一道谢、告别后，又投入到工作中。

这天晚上，邱会作工作到很晚。由于心情不好，他临睡前喝了几杯，才缓缓睡下。

凌晨三点多钟，邱会作家里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电话是周恩来打来的。在电话里，周恩来通知他马上到人民大会堂，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汽车开向人民大会堂的路上，邱会作的心里十分忐忑，他暗自揣测，这大半夜的，这么晚开会是什么事呢？

根据他所知道的，9月12日晚上，周恩来、黄永胜等人在人民大会堂研究政府工作报告的事情。

那这场凌晨三、四点钟的会议，又是要干什么呢？

就在邱会作百思不得其解时，汽车已经停在了人民大会堂。

邱会作下车后，服务员领着他走进会议厅。邱会作走到李作鹏边上的位置坐下，打了个招呼，悄悄问道：“知道什么事吗？”

李作鹏面色凝重，只说：“可能是北戴河出事了。”邱会作感到纳闷：“北戴河？能出什么事呢？”

从左到右：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

9月13日凌晨4点多钟，徐向前、聂荣臻等人都陆陆续续到了，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也都到齐了。

之后，周恩来抬高说话的声音，告诉大家：“林彪跑了，他坐飞机跑了。”

在场所有人都被这个消息震惊了。

李作鹏。9月12日，李作鹏一直在海军大院47楼办公，一天下来累得筋疲力尽。

临近晚上，妻子董其采对李作鹏说：“既然事情都办完了，就早点休息吧。”

于是，夫妻俩一边唠家常，一边整理桌上散落的文件。

李作鹏

晚上11点钟，李作鹏接到周恩来打来的电话。

在电话里，周恩来问他：“你查问一下山海关机场，今天下午是否有一架空军飞机飞到那里去了，查的结果告诉我。”

李作鹏回答：“好的。”

之后，李作鹏了解了情况，给周恩来回了电话。

后来，李作鹏回忆：“平时，总理指示我了解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也是很正常、很经常的事，当时总理的语气也很平静，我没有听出任何异常的感觉。”

凌晨3点多钟，当周恩来的电话再次打来时，李作鹏已经熟睡了很久。

这一次，周恩来通知他去人民大会堂开会。李作鹏挂了电话，感到十分吃惊，昏昏沉沉的眼睛顿时清醒了许多。

此前，政治局几乎没有大半夜开过会，这种反常的现象使李作鹏心里闪过不好的预感。

吴法宪。9月11日晚，周恩来主持了一场会议，吴法宪也参加了这场会议。会议结束已经是9月12日凌晨一点多钟，吴法宪乘车返回西郊，饶有兴致地跟人打了一会儿乒乓球。

9月12日中午，吴法宪睡醒后回到空军大院。因为空军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吴法宪开始着手处理这些事情......

吴法宪

晚上11点多钟，周恩来给吴法宪打电话，问他：“你是不是调一架飞机到北戴河了？”吴法宪肯定地回答：“绝对没有。”

之后，在9月12日剩下的几十分钟里，吴法宪再也没有平静过......

1971年9月，作为林彪案的主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被逮捕了，先是在北京卫戍区关押，后来于1976年被送进秦城监狱，秦城监狱直属公安部。

1980年11月，最高法院公开审理林彪案主犯。

在公审期间，李作鹏先后五次走进特别法庭。庭审时，他的心脏病发作了好几次，发作时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每次都要休息几十分钟才能好转。

到最后陈述阶段，审判长怕李作鹏坚持不下来，提议道：“李作鹏你身体不好，不要念了，把你写的东西交给我们，我们会参考的。”

但是李作鹏坚决不肯，他说：“我要讲，我一定要讲完。”

李作鹏

经过两个多月的审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来了最终的判决。

1981年1月，黄永胜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吴法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李作鹏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邱会作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

这一年，黄永胜71岁，吴法宪66岁，李作鹏67岁，邱会作67岁。

判决下来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继续回到秦城监狱服刑。

邱会作

虽然四个人关押在同一所监狱，但监狱对他们实行单独监禁，相互之间不许见面，他们对彼此的情况一无所知。

当时，党和国家考虑到黄、吴、李、邱曾经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功勋卓著，而且现在都已年老，决定在生活上给予他们一定的关照。

在秦城监狱，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不需要干体力活，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待在自己的监舍里，要么读书，要么看报，每天还能在院子里放风。

虽然是服刑人员，但四个人的伙食并不差。秦城监狱每天给他们提供两菜一汤，有荤有素，并且做到了一个星期饭菜不重样。

秦城监狱还安装了电视机，让他们在枯燥时放松一下。只是每天看电视的时间有严格的规定，到了时间就不能再看了。

李作鹏的身体状况比其他三人略差一些，每次他生病，组织上都非常重视，会请权威专家为他治疗，用最好的药，采用最好的治疗手段。

在秦城监狱服刑期间，李作鹏给海军党委写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写道：

我除心脏病外，其他皆好。我可能长寿。1971年冬和1976年由海军两次送来的衣物书籍及其他用品，现在多已破旧，需要更换。因此，可将我的私人东西（衣物、用品、文物）全部交我的子女保存，以便我需要什么，由他们帮我解决。

李作鹏在秦城监狱吃饭

除此之外，秦城监狱还允许家人来探视黄、吴、李、邱。

黄永胜有四个儿子，自从得知他被转到秦城监狱，儿子们十分牵挂他，带着一家大大小小十几口人，来到秦城监狱门口，申请探视。

但黄永胜觉得自己愧对家人，无颜再见他们，“狠心”地拒绝了探视，他说：“我不能以这种身份见孩子。”

黄永胜和家人合影

可是，儿子们惦记黄永胜，想看看他过得怎么样，拿出了不见到他誓不不罢休的劲头，在附近找了个地方住下来，决定不见到他就不离开。

在那段时间，家人不停地给黄永胜写信，恳请他同意见面：“你可以不见儿子，应该见见儿媳妇，你都没有见过，没有见过孙子孙女。”

最终，黄永胜还是心软，同意家人探视。

大儿子黄春光是第一个见到黄永胜的家属，此时，年过古稀的黄永胜没有了以往在儿子们面前的威严，他对黄春光说：“你不该给我写这样的信，摧毁了我的感情防线。”

李作鹏的妻子董其采也曾带着儿女们来秦城监狱看望过他，家人的记挂给了李作鹏很大的慰藉。

1981年以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被批准保外就医。

保外就医后，黄永胜住在山东青岛，吴法宪住在山东济南，李作鹏住在山西太原，邱会作住在陕西西安。

黄永胜在青岛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后的日子。

晚年，黄永胜和儿子进行过一次对谈，回忆了许多他的军旅生涯。

在那次对谈中，儿子问黄永胜：“爸爸，传说你总是打胜仗，没打过败仗，百战百胜，是吗？”

黄永胜回答：“百战百胜不能说，但是凡是我指挥的作战，从没有因为我的指挥失误打过败仗，这倒是真的。还有很多仗双方打了个平手，那不叫败仗，但也不叫胜仗。反正我打仗胜的多。”

黄永胜

黄永胜一直珍藏着一张战争年代的照片，这张照片已经泛黄，他在照片的空白处写了一首诗：“南征北战二十春，今日南下见多亲，战友已故我独回，小照一纸今犹存。”

在黄、吴、李、邱四个人当中，黄永胜是最地道的军人，他从战士、班长、排长、连长，一路走到兵团司令员、大军区司令员的位置......资历不可谓不深厚。

1949年3月，毛主席率领中央机关进入北京后，邀请第四野战军的高级将领们吃饭，黄永胜也在名单中。

席间，毛主席单独找黄永胜谈话，这让黄永胜感到无比的荣耀，邱会作得知此事后，也为他感到骄傲，认为这是四野的集体荣光。

1983年，黄永胜查出肺癌。

临终前，他在病床上喃喃自语：

天津(战役)……死了好多好多人，都是战士……一路的……尸体……都是尸体呀！……打了一辈子仗……死人最多的一次……呜……呜……天津……天津……

1983年4月，黄永胜离开了人世。

病床上的黄永胜和家人合影

邱会作。抵达西安后，邱会作一家先是住在一所平房里。

80年代初期，组织上每个月给邱会作发放100元的生活费，他和妻子胡敏过着简单的生活。

从1983年起，邱会作每个月的生活费涨到200元，还可以额外领到30斤粮食和半斤食用油。

据陕西干部局一位知情人透露：

在当年西安普通民宅区，他俩真实生活条件很差，月生活费用才200多元，还雇了一个小保姆，生活艰辛。有50年军医史的胡敏为维持生计，一度重操旧业，办过‘胡敏诊所’，上门求医者络绎不绝，后因年龄太大，不再行医。直到1992年，生活条件出现好转，被有关部门安排住进西安干部休养所，每月生活费1500元人民币，还专为他配了一辆轿车。邱家人认为，这体现了政府的胸怀。”

90年代初期，在组织的关照下，邱会作分到了一套170平米的房子，在西安南郊干休所。从此，邱会作有了更宽敞的家。

2001年，邱会作身患重病，被送到北京，在北京协和医院接受治疗。

2002年，邱会作去世。

邱会作

吴法宪。1981年9月，吴法宪抵达济南，女儿吴巴璀陪在他身边，负责照顾他的衣食起居。

11月，吴法宪的妻子陈绥圻赶到济南与他团聚。

为了使吴法宪在济南尽快安家，公安部送给他一批家具，吴法宪的子女们也筹集了1000元钱，购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运到济南，让父母平常没事看看电视消遣。

从十五岁参加革命，吴法宪没有离开过集体。因此，他几乎不会做饭，也不认识钱。

在济南，吴法宪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一切都从头学起。后来，他能独自做饭、做菜，花钱也不在话下。

90年代，山东省委给吴法宪分配了一套住房，使他的生活环境大大改善。

2004年，吴法宪去世。

吴法宪（右一）

李作鹏。离开秦城监狱后，李作鹏一直在太原生活。

在人生的晚年，李作鹏很少谈起过去的事情，说的最多的是红军时期的往事。 他说，那时候他有破译敌军电报密码的本领，在这方面做出了许多努力，也有过贡献。其他的事情，他不愿多说。

对于自己的生活，李作鹏十分满足，他说：“现在的生活我也知足了，饭吃得饱，有房子住，有衣服穿，比起去世的烈士，比起大部分农民，还是好得多。”

1986年，电视剧《大决战》开拍。

1995年，有人登门拜访李作鹏，问他：“《大决战》拍得如何？”李作鹏失望地说：“假，罗荣桓从不抬高自己，贬低林彪。”

罗荣桓

晚年，李作鹏作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生为军人，死为军魂，为国为民，无悔无恨。”

2008年，李作鹏身患癌症，被紧急送到北京，住进北京安贞医院。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回过家。

2009年1月3日早上7点30分，李作鹏去世。在“四大金刚”中，他是最后离世的一位。

李作鹏去世后，黄永胜的大儿子黄春光告诉记者：“他死于癌症，肝癌转移肺癌。”

李作鹏

可以这样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走出秦城监狱后，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安享了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