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执政将满百日，可其大力推行的“政府效率改革”却多少有点“中道崩殂”的味道。
按照“改革先锋”马斯克的说法，政府效率部为美国政府节省了近1500亿美元的支出。然而，据英国《独立报》报道称，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对比两位美国总统就职典礼后的同一时期，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政府支出要比前总统拜登的多出约1550亿美元。
且不谈，政府效率部是否真的节省了近1500亿美元。马斯克最初承诺，将通过裁撤行政机构和削减社会福利来节省2万亿美元，后来将这一目标减半为1万亿美元，如今他表示只削减了其中的一小部分。
而最新消息显示，马斯克已心生退意——其近日表示，他计划在5月“大幅”减少为特朗普政府工作，以专注于特斯拉。
（一）
在“二进白宫”这三个月时间中，特朗普团队在所谓“政府效率改革”上四面出击，政令倾泻而下。
据报道，美国政府效率部采取的行动已推动超过3万名联邦工作人员被解雇，另有约7.5万名联邦雇员接受了“买断离职计划”。从美国国际开发署等对外机构，到国防部、教育部等核心部门，连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也被波及，搅得美国国内人心惶惶。
挥刀乱砍、一地鸡毛。近些年，美国这座“灯塔”日渐黯淡，已为世界普遍感知。此番改革，更将美国的体制性腐败、无底线浪费掀了个底掉。
说起来，对于种种制度弊病，美国政坛并非没有察觉。美国联邦政府的行政改革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其核心始终是精简机构、节约开支、提高效率，总统通过设置专门顾问委员会遏制政府浪费的情况也并不少见。比如里根总统，曾尝试引入私营部门的专业知识改善政府运作，并于1982年组建过“私营领域杰出专家”团队评估政府开支情况。18个月后，这一团队发表报告， 但因官僚政治与利益集团的重重阻力，报告多数建议并未付诸实施。
此番特朗普和马斯克估计是想给美国政府装上几个“特斯拉加速器”，让官僚主义这辆老爷车跑得快点。但就现下的进展来看，“美国车”跑的快慢与否，发动机之外，关键要看“地平不平”。
（二）
在第一任期中感受到“深层政府”掣肘的特朗普，在再次入主白宫伊始就将联邦官僚制这一“深层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改革对象，其依靠的则是同样受够了官僚之苦的“政治素人”马斯克。但是，在马斯克以“总统高级顾问”身份领导政府效率部对联邦机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时，重重阻力也如期而至。
比如，有民主党参议员指责马斯克没有部长职位和决策权，其裁员行为已经越权甚至涉嫌“违宪”。这让特朗普在三月初不得不做出回应，强调马斯克只能向各部门提供建议，不能单方面决定人事安排和政策制定。
另一方面，冲在“动刀”第一线的马斯克也成了反对者们的众矢之的，特斯拉不仅销量大跌，连汽车及店面都成为打砸纵火的对象，而马斯克本人的身家从年初到现在更是缩水超过1300亿美元。
值得玩味的是，一则新闻显示，在马斯克对特朗普的贸易与制造业高级顾问纳瓦罗开炮后，纳瓦罗这位特朗普“关税乱政”的主要支持者回击称马斯克只是个“卖车的”。可见，特朗普团队内部也是矛盾重重。这或许也是马斯克萌生退意的重要原因。
（三）
特朗普团队在对内改革上的举步维艰在意料之中。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尽管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依然强调“让美国再次伟大”，但在历经民主党长时间的政治清算与司法调查后，特朗普在这一任期的基础逻辑更加强调“个人政治安全优先”。也就是说，其核心目标并非重塑美国制度，而是在向民主党进行政治复仇的同时，构建一个足以抵御民主党反扑的权力堡垒。
这种倾向在其内外政策中都体现得非常明显。对外，特朗普放弃民主党时期对乌军援的承诺，转而要求泽连斯基“24小时内停战”，本质是为了切割与民主党外交遗产的关联，同时迎合国内孤立主义情绪。但很明显，这种急切而粗糙的整体策略不仅未能解决俄乌冲突，反而进一步导致了美国信誉的崩塌；与此类似的诸如对北约盟友增加军费至GDP5%的要求，对巴拿马运河、格陵兰岛的领土主张，也都是特朗普本人试图通过刷爆美国过去几十年在超级大国位置上积攒的全球领导力，来为他自己在选民面前的“赢”积累资源。
对内，由马斯克操刀的对联邦官僚体系的“效率改革”首先是一种清除民主党影响力的权力重构。在“政府效率部”这个绕过传统官僚体系的“影子内阁”的裁员计划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教育部、环保署这些为民主党掌控的部门。与此同时，特朗普上任不久，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等关键部门已发生多轮人事地震：至少三名高级助理被解职，包括情报主管布莱恩·沃尔什和立法事务高级主管托马斯·布德里，理由是 “对‘美国优先’议程不够忠诚”。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清洗不仅针对民主党背景官员，也波及传统共和党建制派，例如曾在小布什政府任职的资深外交官被边缘化，转而由 “忠诚派” 如极右翼活动分子劳拉·卢默推荐的人选填补。不仅如此，虽然特朗普力推的“去DEI（多样性、公平性、包容性）政策”是以反“政治正确”的面貌出现，但这也在文化上为保守派巩固基本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是对民主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进攻。
（四）
在这样的前提下，特朗普本人的利益明显与所谓的“美国国家利益”并不相容。即便不去计较二者是否相容，美国沉疴已久的机制也会让他难以完成所谓的改革任务和政策目标。
第一，美国的政治周期和事实上的“两党制”决定了特朗普的“深度改革”缺乏可持续性支撑。特朗普在早先的采访中曾以中国为例，直言“中国看得长远，能看到100年，我们只看一个季度”。这说明他看到了一些问题所在：“两党制”下，一旦国家步入政治极化的轨道，长期延续的政策就必然成为天方夜谭。
讽刺的是，从上任以来的作为来看，特朗普本人对民主党的反攻倒算也是在摧毁政策的延续性。而这种宪制上的先天缺陷，几乎不可能由特朗普在短短的四年任期中就加以解决。更进一步说，且不提三年多后的下一次总统大选，就是明年11月就会到来的中期选举也都要求特朗普本人必须以带领共和党保住更多席位为第一要务，这更收窄了他在“改革”中辗转腾挪的空间。
第二，美国建政一代的理念早已埋入美国的治理结构，那种特殊群体的商业利益优先于公共利益的基因会驱策着特朗普朝着这一方向行动，所谓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难免会被代换、路径难免会被扭曲。
美国的立宪者们有言，“自由同民主无关，而是同财产有关”；这种取向也被托克维尔精准地观察到：“美国的共和社会，宛如一个为共同开发新大陆的土地和经营兴隆的商业而组织起来的大批发公司。”基于这样的前提，公共利益在美国当政者的政策序列中从来都排在特殊群体的商业利益之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政府首先将救援资源投向造成这场危机的华尔街；而危机之后，承担成本的却是普通民众，因而才有了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
那么特朗普的“改革”会不一样吗？他会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真去啃硬骨头吗？答案显而易见。实际上，从特朗普团队在关税政策上呈现出的反复横跳、朝令夕改，就可以窥见美国国内相关商业主体利益受损后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和力度参与到政策过程中；一个关税政策就如此一日三变，更遑论事关美国方方面面的整体性“改革”。
第三，特朗普的“改革”既不能为美国原本的既得利益群体带来利益增量，又难以产生新的受益群体，因而难以获得持续推动改革的支撑力量。特朗普依靠马斯克在内政上的动作产生了大量利益受损者，他们显而易见地会对此不满而成为改革的阻力。
此外，众所周知，自冷战结束起美国的繁荣就不再单纯地基于美国相对其他国家更为发达的生产力，而更多地与美国的全球霸权尤其是以美元地位为基石的金融霸权密切相关；特朗普在对内动刀的同时，对外既希望通过新的关税政策等方式将维持美元储备地位的部分成本转嫁他国，又同时削减了向外进行意识形态输出的经费，这会在事实上动摇美国从全世界攫取利益的基础结构。
总结来说，特朗普、马斯克的“政府效率改革”未必是噱头，但美国体制的一系列弊病，比如对总统个人权力的放任，“选举游戏”不断放大两党争斗等等，都早已为这个高调的政治故事写好了失败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