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西北王”杨虎城从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大回到西安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先后派出汪锋、王炳南、申伯纯三位密使与杨虎城会晤，终于使其同意与中共合作，这才引出了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大事件——“西安事变”。

汪锋曾长期在西北从事革命工作，十七路军的地下党员曾由他领导。此时他的职务是中共陕西地下省委委员兼军委成员，又兼红二十六军的政委。这次他是受党中央和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派遣，去西安直接和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进行谈判。

一路上汪锋谨小慎微，躲避着特务的盘查。可是他进入长武县境时，还是被两个特务跟踪上了。特务在他那件破羊皮袄中搜出了那封信。汪锋惊出一身冷汗，生怕误了大事。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正在汪锋悔恨之时，那两个特务见信是写给杨虎城的，自己反而吓了一跳，马上赔着笑脸说：“小人有眼无珠，实在对不起。”

汪锋一见这情况，明白了这两个特务的来历，马上说自己是西北军派往红军的特工，对方顿时懵了。经过交涉，对方同意用卡车送他回西安。

到了西安，汪锋通过地下党组织马上与杨虎城取得联系，杨知道事关重大，马上将一切事情都安排妥当，并吩咐副官：“我与汪先生有要事，不论谁来找我都不要放进来。”

杨虎城起身与汪进了密室。

汪锋郑重地把毛泽东的亲笔信交给了杨虎城，又对杨转达了毛泽东对他的问候，杨也很有礼貌地问候了毛泽东，并询问红军的近况。但是杨的态度非常冷淡。只是安排军法处长张依中出面招待他。

杨虎城为何如此冷淡？原来他对汪锋并不十分了解，其中万一有诈，后果不堪设想。

他马上派自己的秘书崔孟博去天津找南汉宸打听情况，可是不巧南汉宸不在天津。崔又找到中共北方局情报部长王世英，王世英一听事关重大，便亲随崔来到西安。由于王世英的出面，汪锋的身份得到了证实，杨虎城才决定再次面晤汪锋。

这些天，汪锋实际是在软禁中度过，他根本不知道由于他的到来，杨虎城曾费了多大周折。

第二次会谈，气氛大有不同，汪锋察言观色，见火候己到，便乘机向杨表明来意，说明当前形势和红军关于抗日的主张。

有理有据的论述，动情感人的言语，杨虎城默默地听着，有时轻轻地点一点头。

为了争取杨虎城停止内战，走到联共抗日的道路上来，中国共产党还从欧洲选派与杨有家世渊源的王炳南回国。

王炳南的父亲王宝珊是陕西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之一，自靖国军起，一直就是杨的高级参议，与杨私交甚厚。王炳南早年参加中共，杨是很清楚的。王在日本、德国读书，都由杨负责供给。

王炳南回到西安，就住在杨私邸的后院，除对杨讲授唯物史观一类政治理论书籍和随时与杨谈论国内外形势及各项重要问题外，又先后在十七路军总部步兵训练班、军官训练大队、教导营等军事教育单位任政治教官，并受杨委托物色进步人士去西安改造十七路军部队。

中共地下党员申伯纯也通过关系找到杨虎城，并对他说：“共产党再一次向全国同胞呼吁，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应当停止内战。共产党愿意立刻与包括杨将军在内的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派以及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

杨虎城完全同意中共领导人的倡议，愿意在西北地区局部联合。同时，他对申伯纯的才干十分赏识，很诚恳地对申伯纯说：“我愿和共产党谈判，你让汉哀立刻派人到西安来，当然，你如果愿意，也可到我这里来工作。”之后，申伯纯就做了西安绥靖公署的交际处长。

过去，杨虎城虽说和共产党有过合作，但都限于局部地区的组织或个别事项。如今中国共产党最高负责人对他这样重视，派专人和他商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使他精神振奋。

特别是当汪锋对他说明了瓦窑堡会议的具体内容，批判了狭隘的关门主义和革命的急性病，把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以及对工商业发展的政策等，都使杨感到惊讶。通过汪锋，他似乎对中共和红军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汪锋在西安住了一个多月，和杨作过三次长谈，杨表示同意与中共合作。也正是由于汪锋、等三位密使不辱使命，使杨虎城下定了与中共合作的决心，这引出了日后震惊中外的大事件——“西安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