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笔下这本绝世武功秘笈,历史上真的存在,只可惜少有人看懂

人在旅途多快乐 2024-09-29 14:35:11



扬雄(前53年-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人,西汉末年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自幼家贫好学,博览群书,长于辞赋。向汉成帝献上《甘泉赋》《羽猎赋》《河东赋》《长杨赋》,有司马相如之文风,被后世尊为“汉赋四大家”之一。王莽代汉建立新朝后,扬雄献《剧秦美新》歌颂新政,后世视为其政治污点。扬雄虽历仕成、哀、平、新莽四朝,但无心卷入政治纷争,全身心扑在读书创作中,又著有《太玄》《法言》《方言》等诸多大作,在哲学、政治、经济、科学、军事、艺术、伦理、文学、历史诸多领域皆有贡献,可谓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成为汉代极具代表性的思想家。

《一个喜欢歌功颂德的文豪大家,被诸葛亮斥之为小人,后世却尊他为宗师》

“可则因,否则革”

晚年的扬雄醉心学术、大作频出,其在中国思想史、哲学史上的地位,便由此奠定。后世若谈汉代思想学术,无论如何绕不开扬雄。

汉哀帝在位时,扬雄穷竭心力,仿照《周易》而写成一部《太玄》,想要把宇宙中的根本原理全部表现出来。其中“太玄”一词中的“玄”,源出《老子》和《易传》,意为“天”或“道”。因此“太玄”就是指深奥玄妙的道理。

正如书名暗示的那样,此书极其艰深复杂,讲的都是宇宙论的哲学道理,然后以此为基础,又把天文、历法、地理、占卜、人事全部统摄起来,博大精深、甚为可观,非扬雄这种博学通才不足以写成。

扬雄对《太玄》一书十分看重,他曾放言:

晓天下之瞆瞆,莹天下之晦晦者,其为玄乎!

——《太玄·玄摛》

在他看来,《太玄》写尽了世间的根本哲理,应当成为世人行动的指南。只不过他的愿望终归落空了。他死后四十余年,他的另一部作品《法言》大行于世,但《太玄》读者寥寥、声名不显,在思想史上的影响很小。

好友刘歆曾讥笑扬雄说,他费劲脑力写《太玄》纯属白白受苦,后人怕是会用这本书来盖酱瓿。没想到几乎被刘歆言中。扬雄当时笑而不答,未知他内心作何感想。

图 | pexels-ppppr ©

到了二十世纪,金庸创作武侠小说《侠客行》,将《太玄经》当作绝顶武学写入小说中。《太玄经》图谱古奥难解,难倒众多武林高手,唯独主角石破天误打误撞、参透了图谱中的奥秘,终于练成神功,成为金庸小说中武功最强的男主。

今人多通过通俗小说,始知《太玄》之名,这怕是两千年前的扬雄始料未及之事。

当代不少专研汉代思想的学者,完全否定《太玄》的整体思想体系,觉得其毫无价值。但对于散落书中的不少亮点,依然十分赞赏肯定。

例如在天文学领域,扬雄在《太玄》中主张“浑天说”。所谓“浑天说”,认为地球悬浮在气中,因此可以在其中回旋浮动,日月星辰则全部附着在地球之外的天球上运行。相较于传统的“盖天说”主张天圆地方,“浑天说”明显更接近现代科学。

元寿二年(前1),汉哀帝驾崩,王莽重新执掌朝政。又因哀帝无子,王莽迎立年仅九岁的中山王刘衎,是为汉平帝。随后,王莽顺势铲除不得人心的傅、丁两大外戚家族势力,自此大权独揽、收揽天下民心。

当时的西汉王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的末世,许多人相信品德高尚、才学过人的王莽复出执政,能够拯民水火、解民倒悬,他是天下百姓唯一可能的大救星。此后数年,全国上下甚至出现了一场推举王莽代替刘氏为帝的运动。

▲ 王莽画像

在这样的纷乱背景之下,扬雄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著作上。在王莽代汉、建立新朝之前,扬雄完成了汇集其思想精华的杰作《法言》。《法言》一书模仿《论语》,全书皆为一条一条的语录。该书十三类,每类三十条左右,共计三百六十余条语录,内容涵盖哲学、政治、经济、科学、军事、艺术、伦理、文学、历史等,可谓不所不包。

扬雄通过此书传递出“尚智”的理性主义、唯物主义立场,在两千年前的汉朝显得尤为可贵。西汉末年,民生艰难、社会秩序混乱,无数惶恐不安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抓住谶纬迷信的救命稻草,完全将现世的希望寄托在神秘学上。所以修仙、神怪、占星、祥瑞等事,几乎完全占据所有人的头脑。

扬雄否定神怪的存在、否定仙人不死、否定占星术,他相信事情能否成功的基本决定因素是人。在那个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人人都晦暗迷信的时代,扬雄逆时代潮流而动,可见其思想深刻、见识卓绝。

舍此之外,扬雄还将知识与智慧作为评判圣哲的主要标准,将“智”的重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不以古代圣贤作为绝对的思想权威,甚至觉得孔子和普通人也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普通人通过学习也可以获得真理。

要知道,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孔子的地位越发尊贵,逐渐变为不可置疑的圣人。到了西汉末年,儒学再结合阴阳谶纬的迷信,孔子的地位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度。时人制造的不少伪书,甚至宣称孔子为黑帝之子,又附会了许多神异故事在孔子身上,说他是神、是超人、能预知未来等等,已经完全深化,和基督教里的先知耶稣差不多了。

▲ 孔子画像

如果这股风潮继续发展下去,说不定儒学真的会发展为一种宗教。欧洲自西罗马帝国崩溃后,思想文化多受基督教会钳制,陷入黑暗中世纪长达千年。若是儒学发展为宗教、孔子真变成宗教权威,中国古代的文化遗存是否还能这般繁盛,怕是要打下一个大大的问号。

好在汉朝不少有理性主义头脑的知识分子,坚决反对这类无稽之谈,在思想上对这类风潮进行抵制。扬雄就是这类知识分子中的杰出者。他甚至走得更远,觉得就算是圣人的言论,也不应该变成永恒神圣、不可变更的教条。

他在《法言》中写道:

或曰:“道有因无因乎?”曰:“可则因,否则革。”

——《法言·问道》

扬雄主张,“道”是不断变化的,当它不能成为真理的指针时,就必须加以变革。不因循守旧、不拘泥于圣人之言,这种思想基调已非常有现代价值。

除了《太玄》《法言》两部大作,扬雄还编纂过一部方言词典《方言》。写作此书他耗时最久,他花了二十七年时间,才写了九千字左右,态度相当严谨认真。这部书乃中国甚至世界上第一本方言著作,学术价值极高。今天要研究汉代各地方言,扬雄这部书则是必须要研读的材料。

扬雄涉猎广博,在诸多学术领域都有一定造诣,几乎已经成为汉代无可争议的学界领袖。然而他苦心写作,时人大多不能理解。甚至有许多儒者嘲笑扬雄,说他不是圣人却擅自作经书,好比春秋时吴楚国君僭越称王,乃是杀头绝后的大罪。扬雄依然不为所动、初心不改。

不过,瞬息万变的诡谲政治形势,并不会轻易放过这位埋首书斋的大学者。在他意想不到的时候、意想不到的地方,危险在渐渐向他逼近。

图 | pexels-monica-escalera ©

“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

元始五年(5),汉平帝去世,王莽代天子临朝,称为“摄皇帝”。第二年,王莽刻意立两岁的孺子婴为皇帝,自己则效法周公辅佐幼主摄政。

此后数年间,关于王莽代汉称帝的符命频繁出现。所谓符命,也就是上天预示帝王受命的符兆。显而易见,这类符命皆是伪造。然而在西汉末年,几乎人人都迷信这一套,对符命深信不疑者自然大有人在。因此借势符命,王莽逐渐为代汉自立做好了舆论上的铺垫。公元9年,一切准备妥当,王莽废孺子婴,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新,西汉就此灭亡。

面对政治形势的变化,作为学界领袖的扬雄,不可能不有所表示。王莽登基这一年,为笼络人心大封官爵。当了二十年黄门侍郎的扬雄,终于被王莽提拔为中散大夫,算得上是跟着加官进爵、沾了沾喜气。随后扬雄向王莽献上一篇奏书,名曰《剧秦美新》。

这篇文章把“焚书坑儒”的秦朝贬得一无是处,连带着承袭秦制的汉朝,也不惜尖锐指出其为政失误之处。当然文章最为关键的地方,则是赞美王莽的新朝。王莽的个人品行、王莽新政措施,被扬雄全方位无死角夸赞。

臣伏惟陛下以至圣之德,龙兴登庸,钦明尚古,作民父母,为天下主,执粹清之道,镜照四海,听聆风俗,博览广包,参天贰地,兼并神明,配五帝,冠三王,开辟以来,未之闻也。

——《剧秦美新》

后代史家秉承皇权正统观念,将王莽视作篡汉奸贼,因此扬雄写了这篇有点肉麻的颂文,自然被当做难以洗脱的政治污点。

但实际上,回到两千年前的西汉时代,社会的主流思想并不觉得,易姓改朝是多么大逆不道的事情。例如,汉武帝时期的著名儒者、汉朝官方意识形态旗手董仲舒,就曾经主张:

国家将有失败之道,而天乃先出灾害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汉书·董仲舒传》

▲ 董仲舒画像

董仲舒认为,王朝的统治合法性来源于天。当统治者倒行逆施,人间便会发生灾变对君王示警;如果无可救药,那么王朝就会丢掉合法性,上天就会让别人受命为天子。而西汉末年政治一片糜烂,人民陷入绝望,早就对刘氏王朝不满,明里暗里鼓吹“禅让”“更受命”的大有人在。

更何况,王莽的政治理念颇具理想主义色彩,其个人品德几乎完满无可挑剔。在他秉政期间推出了大量善政,来缓和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赢得了天下士民的拥护。

国家发生旱灾蝗灾,王莽带头捐款,一口气捐出一百万钱、三十顷地,随后大量贵族也纷纷跟进捐粮捐地,全部用于救济穷人;他撤掉皇家园林,将其中土地全部分给无地的流民,另外种子农具耕牛等,也全由朝廷提供或借贷;他还在长安投资兴建大量廉租小区,供无房的贫民居住;此外,还有对灾民免税、扩大太学招生规模,为读书人提供上升的渠道……

总之其为政举措,主要向民生方向倾斜,王莽在努力扮演大汉帝国救火队长的角色,努力挽救危急存亡、生灵涂炭的糜烂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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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中大臣感念王莽的恩德,曾提议将新野等四个地方的田地赏赐给王莽。王莽拒不受田,结果全国百姓纷纷上书请愿,坚持要王莽接受封地。据朝廷统计,一共收到全国各地共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的上书。汉代全国人口也才六千万,以当时那点可怜的识字率来看,全国凡是懂读书识字的老百姓,基本都参与了这场请愿运动。

由此可见,王莽深受当时臣民的拥护爱戴,其代汉称帝实则是众望所归。也难怪后世有人惊叹,王莽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民选皇帝”。

扬雄作为那个时代的人,不可能不受主流社会思潮的影响。西汉末年朝廷本身已经烂到了骨子里,王莽确实一度给人带来了期待,再加上王莽又是他的同僚加好友,因此他对王莽产生好感,也是十分正常的事。他献给王莽的歌颂之辞,极有可能发自真心,而非刻意为之的拍马吹捧。

然而新朝建立,百姓的痛苦并没有立马得到缓解,生活反而更加水深火热。

王莽登基之后,其泥古不化和理想化混合而成的书呆子本性终于暴露。他推行各种“托古改制”,重新分配土地、废除奴隶制,理论上可以让底层百姓受益,实际上既得利益阶层重重阻挠,根本难以推行,结果把所有社会阶层都得罪了个遍;再加上毫无意义的官名地名复古、造成经济混乱的货币改革、各种政策的朝令夕改,把全国百姓都折腾得够呛,以致物价飞涨、饥民相食,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王莽新政好与不好或许尚有争论的空间,造成了天下大乱,则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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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雄也并没有从新朝建立中获益。尽管他看似升了官,但政府财政出了大问题,王莽号召官吏一起过苦日子,因此扬雄每月俸禄不增反降,甚至时有时无,收入更加不稳定。扬雄本来也不富裕,没有田产土地可供收租,全靠俸禄过日子,被逼得只能兼职授徒上课,赚点学费来补贴家用。

这么多年来,一直可以安心读书写作的扬雄,此时也不得不为金钱而烦恼。更要命的是,他向来不怎么留意政治,但政治危险却如同鬼魅,悄然缠上了他。

始建国二年(10),刚刚建立一年多的新莽王朝,爆发了一桩谋反事件。王莽的心腹兼功臣甄丰,其子甄寻妄图伪造符命,谋娶王莽之女。

王莽本来就靠着符命上台,符命是其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因此登基之后十分害怕他人滥用符命。一则滥用容易让符命失去神圣性,进而动摇新朝的合法性;二则新出现的符命,容易被野心家利用。所以王莽坚决否认甄寻所造符命的真实性,下令严肃追究清查,于是甄丰自杀、甄寻被逮捕。

甄寻的供词牵涉到了一大批人,其中就包括国师刘歆的次子刘棻。伪造的符命中含有大量奇字,而刘棻又向奇字专家扬雄学习请教过。于是审问来审问去,就牵连到了扬雄头上。负责谋反案调查的官员,决定派人逮捕扬雄。

当时扬雄正在皇家图书馆天禄阁中校书,眼见来抓他的人气势汹汹,怕被株连折磨,吓得直接从楼上跳了下去,差点把命给丢掉。还好王莽本人对扬雄绝对信任,质问调查官:“扬雄一向不掺和这些事,怎么连他也要抓?”扬雄才算逃过一劫。这就是历史上的“扬雄投阁”事件。

后来,长安城中有人专门写了首诗讽刺扬雄:

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

扬雄在其赋作《解嘲》中,曾有“寂寞”“清静”这类话,表达自己清静自守、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投阁事件发生后,许多人不相信扬雄没卷入其中,觉得他参与伪造符命、想要借此谋求荣华富贵,如此言行不一,妥妥的伪君子行径。故而这首讽刺诗,在长安传唱一时。

但当时凡参与伪造符命之人,或被处死、或被流放,连国师刘歆之子刘棻亦不能幸免,被王莽流放到了幽州边地。扬雄若是真参与其中,怕是也吃不了兜着走。

然而经历过这段无妄之灾,扬雄并没有趋吉避凶,人生就此苦尽甘来。六年之后,身居国师高位的旧友刘歆,写信向扬雄索要《方言》的书稿。在信件的一开头,刘歆故意透露,他昨天正在受诏密审田仪犯罪之事。田仪正是扬雄举荐的人,刘歆拿这事起头,摆明是要敲打扬雄,隐含着胁迫其就范的意思。

此时扬雄的《方言》尚未完稿,并不情愿交出示人。面对刘歆的胁迫,扬雄写下一封《答刘歆书》,措辞很委婉,态度却很强硬。他甚至说道:

即君必欲胁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於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见。今君又终之,则缢死以从命也。而可且宽假延期,必不敢有爱。雄之所为,得使君辅贡於明朝,则雄无恨,何敢有匿?唯执事图之,长监於规绣之就,死以为小,雄敢行之。

——《答刘歆书》

大意是说:如果您用武力胁迫,我只好自缢以从命。死对我来说是小事一桩,我是真敢践行的。刘歆收信览毕,或许想起当年扬雄投阁的举动,明白他心意坚决,自此再没有为难过扬雄。

新莽天凤五年(18),扬雄在贫病之中去世,时年七十一岁。死后无钱治丧,多亏后辈桓谭出钱、学生侯芭出力,扬雄才能安葬于安陵阪玄冢之中。此时荆州的绿林军、泰山一带的赤眉军,已先后竖起反莽起义的大旗。全国性的战争与动荡拉开序幕,千疮百孔的新莽王朝,也正式步入生命的倒计时。

在人生中最后八年,扬雄或被动卷入政治旋涡、或被政治权力威逼胁迫,但好在有惊无险,终归能安然落地,老死于病床之上,也算善终。兵戈尚未来得及砍坏他的书桌,战火尚未来得及焚毁他的手稿,这算得上是他人生的幸事,也是中华文化的幸事。

扬雄死后,新朝的大司空王邑等人问桓谭说:“您曾经称赞扬雄的著作,那么您觉得他的著作会流传后世吗?”

作为扬雄的崇拜者,同时也是年轻一辈的新锐学者,桓谭斩钉截铁地说道:“一定能够流传的,只不过您和我都看不到了。”

不出桓谭所料,扬雄死后四十年,那时候新莽王朝已经灭亡、东汉已经光复,他的杰作《法言》果然大行于世。而直到今天,多少汉代书籍已经在历史的长河中湮没失传,而扬雄的大部分著作,因被历代学者珍视,有幸能保留到今天。

当代著名哲学家徐复观,将扬雄这一生称为“知识型的人生形态”。古代中国不少文人学者,不论其有没有政治才干,对政治总是充满了狂热的兴趣。而扬雄始终自甘贫困、无心踏足政治,穷经皓首,一生专研知识学问。

在承平之世,扬雄这样的文人,尚可以无灾无险、安然度过一生;然而在风云际会的衰世、乱世,广阔天地间不可能容得下一方安静的书桌,你不关心政治,但政治却会时不时关照一下你。

当然,扬雄虽有投阁事件,几乎丧命,竟仍能善终,终究称得上幸运。然而他的经历,或许只是后世无数单纯文人的命运序章。两千年以来,天下分分合合、政治起起伏伏,多少卷入政治旋涡、不得善终的文人学者,就没有他那么幸运了。

(摘编自微信公众号国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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