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初期，国民党军的飞机经常空袭上海市区。阵阵防空警报声凄厉鸣叫。
一
1950年2月6日车水马龙的大上海风和日丽，碧空如洗。
中午12点25分上海市郊响起了一阵防空警报声，警报声由远及近很快市中心的警报声连成了一片。整个上海市如同一个巨大的音箱，阵阵防空警报声凄厉鸣叫！
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亲眼目睹了敌机轰炸电厂的情景，他还看到外白渡桥上的电车因电力中断而趴在桥上造成交通堵塞的情景。他立即通知公用局长、公安局长、警备区领导，速到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稍后各方面遭受轰炸的损失情况相继报来：国民党飞机投下60多枚重磅炸弹。10枚准确落到杨树浦发电厂内，厂房和发电机遭到重创全市大面积停电。另外杨树浦、闸北、卢家湾区自来水厂也严重损坏，近千间民房被毁500多人被炸死1000多人被炸伤。许多地区断水、断电、工厂停产，社会秩序混乱。
面对巨大的损失，陈毅震怒了。他一面急电党中央要求迅速解决上海市的防空问题，一面率上海市委、市政府成立了人民防空委员会。驻沪部队在高大建筑物上架设了高射机枪，人民防空的消防、救护、医疗、治安队伍组织起来了。许多建筑物的玻璃窗上都贴上了防止玻璃震碎伤人的“米”字形纸条，电灯套上了防空灯罩。许多高层房顶上，安装了警报器……全市军民同仇敌忾，采取各种措施保证生产的正常运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开展了一场空前的反轰炸斗争。
与此同时，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也在于无声处激烈展开。公安部门对1949年下半年的敌机空袭效果分析发现，空袭所造成的损失一次比一次大。轰炸的不仅都是重要目标，而且投弹命中率逐步提高。
如果没有地面的指挥引导，找准轰炸目标并非易事。换句话说如果得不到准确的目标引导与炸点修正，投弹命中率不可能如此之高！
基于这种情况上海市公安机关判断：上海市区有敌特的地下隐蔽电台在活动！很明显如不尽快找到并截获这个黑色幽灵，上海市人民的生命财产将遭受更大的损失。
侦破敌特地下电台的任务落到了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干警的肩上，处长杨帆受命领衔相关处室全力配合。排查刚刚展开，1949年10月初上海市公安局接到公安部的通报：台湾保密局特务吴思源于8月24日由定海潜沪后，已于9月27日与台湾总台沟通。
吴思源是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特务，此人是搞电报侦听的行家里手。这也充分证明敌特电台已潜入上海，而且正在活动。侦察员们对照上海市户籍档案，对吴思源及谐音的名字一个一个进行核查但结论是“查无此人”。“吴思源”很可能只是化名，侦察工作一时陷入僵局。
二
1950年1月上旬一份发自北京公安部的通报，摆到杨帆的案头。匪保密局吴思源之经费人民币775万元以汪洋名义，由港金城银行汇沪林森中路(即淮海中路)施家瑞收。
这份通报对于陷入僵局的调查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从公安局户籍处的人口档案了解到：施家瑞男1921年生。湖南人，家有父、母、妻、子和妹等7人。其父施肖莲，在上海光复西路56号经营一家“振记瓷器店”。从档案记载上看不出施氏父子同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有什么瓜葛，也未发现其在港澳台有什么社会关系。但是特务机关汇给吴思源的经费，确实由施家瑞于1949年11月10日领走。
进一步查“振记瓷器店”的情况，户籍册上记载店主施肖莲店中有账房许重庆、职员施家瑞、张光隆、跑街罗炳乾、学徒赵撰良。
侦察人员经过6天的监视，发现这个小瓷器店生意清淡。一天只做几笔小额生意，而店里却雇了四五个职员。按照这样的营业额，连日常开支也是难以维持的。
另一个情况也引起他们注意，这就是瓷器店是1949年12月1日开张的。这个时间恰恰是施家瑞从银行领取汇款后的第20天，按正常推理这里很可能是店主用汇款开设的用以掩人耳目的活动据点。
从几天的观察来看在该店户籍登记的6人中施肖莲、施家瑞等5个人都在店中出现，唯独一个叫罗炳乾的人始终未露面。
经查罗炳乾是施家瑞的妹夫，他与其妹施丽华结婚后一直住在南市福佑路362号的一个民宅里。在我侦察员跟踪施家瑞时曾有两次到福佑路附近失去目标，估计很可能施家瑞是去了罗炳乾的住处。
还有一个违反常理的是，按理说“跑街”的是店铺中地位最低的伙计。可是这个“跑街”不仅不“跑”相反要施家瑞上门找他，此人究竟是个什么“角色”。侦察小组决定对罗炳乾住地进行监控，罗炳乾的住处位于南市的一个小巷子里监控条件更差。由于罗炳乾一直深居简出，所以一直没取得有价值的证据。
时间在一天天地过去，敌机仍在频繁空袭。吴思源电台尚未查明下落，指战员们为此彻夜难眠。但最着急的是杨帆，人明显瘦了一圈。
就在大家为吴思源案不能迅速突破而焦虑不安时，上海市公安局侦听科侦悉破译了一份台湾保密局总台发来的密电。此电接收人正是吴思源，该电令吴思源：“望告我空军轰炸效果，并通知发给活动经费黄金20两。”
这份破译的台湾密电使我侦察人员印证了这个神秘的“吴思源”确是一个向敌方提供情报的敌特，也证明他手中肯定掌握电台。针对这种情况，杨帆决定让本局负责电台测向侦察业务的黎明加入到该案侦破中来。他是起义的原国民党保密局电台台长，对台湾军统特务机构使用的电讯信号、电波频率和人员情况都比较熟悉。此案的最终侦破，很可能需要技术手段的支持。
在了解案情时黎明看到“罗炳乾”的名字想起在军统供职的经历，军统系的人对叫罗炳乾这个名字并不陌生。罗炳乾系军统报务员，原名罗德阳又名罗汉祖籍湖南华容。1937年考入军统技术干部训练班，毕业后任军统重庆总台和郑州站报务员。抗战胜利后在“国防部”二厅侦测总台研究室任少校技术员，他技术娴熟解放后去向不明。
空袭仍在继续时间不允许侦察小组等待下去，侦察小组决定对罗炳乾的住处实行电台测向侦察。采用专门设备对被监视人的住处进行侦测，倘若嫌疑人一但使用电台。那么在一定范围内这种专用设备将可以侦听和记录发报内容，而且能够指示出电台所在的位置。
经实地勘察，侦察人员认为光复西路振记瓷器店地处近郊。白天车来人往尚属热闹，但到晚上就显得冷僻清静。是架设电台的理想地点，很适合于敌特地下电台的活动。
于是侦测人员在距瓷器店约100米的地方架设起侦测机，对目标进行日夜测向、监听。然而连续三天三夜，侦测机没有任何反应。而且，也始终未见罗炳乾在店中露面。于是侦测组又将侦测目标转移到罗炳乾的住处福佑路362号，在附近50米处的一户居民家中的阁楼上架起了侦测仪。
一天、两天，眼看第三天就要过去了。还是没有任何动静，难道目标又选错了？天完全黑下来，今晚值班的是侦察员小王和小李两人。盯梢单调而又枯燥，侦察员继续坚持着。
8点05分侦测机突然发出“嘟嘟”的报警声，红色指示灯一明一暗闪烁起来。这使两侦察员兴奋异常，因为狐狸的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毫无疑问这是清晰的发报讯号，发出的是一组密码。侦测仪上的方位指针，明确无误地指向了罗炳乾的住处！根据信号的强度，可以肯定发报电台就在距侦测仪50米到80米的地方。由于居民住宅鳞次栉比，一时还不能确定电台的具体位置。
侦察员小李用手提式简易测向机沿着指针方向搜索前进，追寻着信号一直走到福佑路362号门前。这是一间砖木结构搭建的简陋住房，小李从紧闭的门缝中隐约可听到屋内“嘀嘀哒、嘀嘀达”的发报声。
与此同时小王已从侦测仪的显示判断出，这个电台正在与台湾保密局总台联络！至此紧张艰苦的侦察工作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地下电台的具体方位找到了。同时，罗炳乾的谜也不解自破了。吴思源即罗炳乾的化名，罗炳乾就是台湾军统机关的那个罗炳乾！
消息传回局里，侦察员们的喜悦之情难于言表！但一个新的疑问又摆到侦察员面前，吴思源是一个独台还是一个有台长、报务员、译电员、情报员的组台。如果是个独台，便可收网了。但如果是个组台，则需要进一步侦察以便一网打尽。
三
接下来的侦察，围绕着查明罗炳乾台组织成员及活动情况展开。
就在同一时段，国民党军进行了新一轮更为猛烈的空袭和轰炸。轰炸造成的破坏影响到了整个城市机器的正常运转，甚至使正常的侦察程序一度中断。
1月25日中午12架国民党空军重型轰炸机组成的机群，对上海杨树浦、高昌庙沿江一线的江南造船厂、英联船厂进行了猛烈的轰炸。杨树浦发电厂和江南、英联等造船厂遭到严重破坏，数百间民房被毁上百人伤亡数千户居民无家可归。
根据敌机的轰炸情况，上海市委和公安局领导决定立即收网！
1月25日晚上海市公安局会议室灯火通明，市公安局再次召开会议。商定不再犹豫等待，将现有的嫌疑人立即抓获归案。会上研究制定了行动方案，决定第二天乘罗炳乾外出时将其逮捕。突击审讯，弄清全案。若26日罗炳乾不出门，则于次日由刑侦科长率行动人员上门缉捕同时对其他嫌犯实施抓捕。
26日凌晨，两个行动小组分别来到福佑路罗炳乾住宅和光复西路振记瓷器店守候。直到27日的清晨在前后34小时日夜监视中，两个布控点均未发现罗炳乾的踪迹。
难道走漏了风声，经过市局的同意。行动小组决定采取第二个行动方案，即当侦测仪显示出有发报信号时。立即冲入房中，人赃俱获。
27日清晨7时架设在福佑路罗炳乾住宅附近的发报侦测仪突然发出警报声，干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到罗炳乾门前。“乒”的一声门被踹开，头戴耳机的罗炳乾正躲在阁楼上手按发报键还在发报。
面对突如其来的场面，罗炳乾吓得面色煞白。他知道抵抗是毫无意义的，他摘下耳机举起了双手。
四
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罗炳乾真实面目浮出了水面。罗炳乾1938年在军统特务人员训练班毕业后，长期在军统局、保密局任报务员、译电员。
1949年7月从广州去台湾，被台湾保密局委任为上海独立台台长。自任报务、译电、情报员，领得CMS收发报机1部及波长、呼号、密码及银元5000元。化名“吴思源”自己独立行动，不与保密局在上海的其他任何人发生关系。
1949年8月19日他从台北到定海，由台湾出发时台湾保密局发给其“工作费”银元1500元。后他化装成商人携电台乘渔船，于8月25日进入上海。抵沪后住在与其交往甚密的施肖莲家中，后在福佑路租了一间民房。为了掩人耳目,他于9月12日与施肖莲之女施丽华结婚。
9月23日起罗炳乾开始架设秘密电台，与台湾沟通联络。
此后他一直不定时向台湾保密局总部提供上海的天气、重要目标方位、轰炸结果以及我军政、财政、文教、群众团体等情报。当然他没有忘记，在每次报告情报之后。都发上一组“报务经费用完，请求补发掩护费并酌发生活费”之类的密码。
从某种意义上，罗炳乾正是为了钱而干的。在接到第一笔汇款后罗炳乾不遗余力地工作，从其住处查获的电报底稿证明了这一点。
在查获的一份1949年9月28日的发报底稿上写着：“十六铺码头靠有三北公司的瑞泰轮约重500吨。此刻正装商货，日内驶汉。”另一份电文底稿上则写有“晨六时，我机炸毁虹口华成码头64号机房死工人4名”的字样。
据罗炳乾自己交待，他先后向台湾保密局密报了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情报20余件大都是上海重要工厂的方位和复工生产等情况。为国民党飞机提供空袭和轰炸上海重要目标，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罗炳乾落网后，定海的国民党空军仍然根据其事先提供的情报。于1950年2月6日对上海市的上海电力公司、沪南及闸北水电公司等重要目标进行了解放后最为猛烈的大规模轰炸，造成了空前的人员和财产损失。
为有力地打击敌特的嚣张气焰，震撼敌特的破坏活动。严厉惩治罪大恶极的国民党特务，在“二.六轰炸”的第二天。2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罗炳乾死刑，立即执行。
2月8日《解放日报》头版位置发了题为《密报匪机轰炸目标，匪特罗炳乾昨枪决》的报道。嗣后，上海市军管会军法处对施家瑞、施肖莲分别判处死刑和有期徒刑1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