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6日，毛主席坐火车从北京出发，开始了他自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对外访问。
访问的目的地，自然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毛主席访问苏联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协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苏联对新中国建设的支援事宜。
12月16日，毛主席一行人抵达莫斯科，但这次访问的开端却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不顺利。
这是因为：斯大林一开始以为毛主席前来莫斯科就是为了给他祝寿的，而且苏联政府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已经在1945年8月签订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除了令中国人遗憾至今的“承认外蒙古独立”，1945年版的条约还有以下离谱的约定：
苏联政府声明，一切援助给予国民政府；中苏共管长春铁路三十年，旅顺为共享海军基地三十年，大连为自由港……
1945年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字
这份不平等条约的内容，自然是大大地有利于苏联，而明显不利于中国，所以斯大林并没有打算重新和毛主席协商新的同盟条约的计划。
而且斯大林刻意地回避了一个重点：在新中国已经成立的大背景下，这份和国民政府的《友好同盟条约》实际上已经无法履行了。
当毛主席说明来意时，两国领导人的意见自然发生了很大的分歧，一方是打定主意要占这个大便宜，另一方则想推翻重来，因为是在苏联的土地上，这就让远道而来的毛主席处境略显尴尬。
作为国际政治的资深玩家、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两个人之一，斯大林的手腕十分高明，他既不想得罪毛主席，也不想做出实质性的让步，因此使出了著名的“拖”字诀。
在他的授意下，苏联外事部门把毛主席一行人“束之高阁”，每天好吃好喝款待，但就是不谈正事，也不安排两国领导人继续见面。
到了1950年1月2日，在毛主席的坚持下，斯大林才总算勉强答应了重新商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而毛主席也十分清楚，能够胜任这一重大任务的人只有周总理。
1949年毛主席访苏
1月2日午夜，毛主席急电北京“搬救兵”：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协商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在电文的中间，毛主席专门强调了一句“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
确实，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就面临着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勾结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从东、南两个方向的反“C”型包围圈。
1945年之后，美国支持法国殖民者镇压越南的民族独立运动，如今在越南境内也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这是美国从西南方向射向新中国的另一支毒箭。
很显然，在沿海全面受敌的不利情况下，如果不能背靠苏联，新中国的战略安全将无法保障，再加上苏联掌握着能够帮助新中国实现工业化的主要资源，它的支持对新中国的命运相当关键。
为了尽快达成协议，毛主席的内心相当急切，因此他明确提出希望周总理在收到电报后5天内就动身，这样的话1月中旬抵达莫斯科，起码在2月上旬就能把新的条约给签订下来。
毛主席与斯大林
然而周总理当时负责政务院的全面工作，可谓日理万机，再加上全国范围内的解放战争和剿匪工作还在紧张进行，要想5天内就交接工作动身谈何容易！
但是周总理收到这份电报之后第一时刻感受到了毛主席在莫斯科的紧张和不易，好不容易才让斯大林松口，如果迟疑几天，万一这个强势的领导人中途变卦可就前功尽弃了！
总而言之，赶赴莫斯科真是宜早不宜迟！因此周总理在紧张安排工作以后就于1月10日凌晨坐火车出发了。
考虑到和苏联方面商谈条约的事情千头万绪，毛主席还给周总理专门安排了一位得力帮手。
1900年出生的李富春是周总理在法国留学时期的老同学，也是1922年就入党的元老级人物，他精明强干，又有长期在苏联工作的背景，对于苏联方面的情况十分熟悉。
更加难得的是，李富春从抗战中期开始的十年时间里一直从事财政、经济工作，是解放战争时期东北的“大管家”，对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居功厥伟，让他来牵头谈经济互助和援助问题再合适不过了。
李富春是杰出的共产主义革命家、政治家
除了时任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李富春，此次和周总理同行的还包括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吕东、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等人。
苏联方面对周总理访苏一事十分重视，当他们一行人在1月20日下午5点抵达莫斯科时，斯大林特地派出了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等人前来迎接，这样的规格不可谓不高。
在火车站周总理即席发表了演说：“……中苏两大国家进一步的友谊和团结，对于世界和远东的和平进步事业毫无疑义地将有重大的意义……”
这些话不卑不亢，但给足了面子，让苏联方面十分受用，双方的互动立即热络起来。
周总理的到来使得毛主席都长出了一口气，他十分高兴地说：“恩来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
然而到了谈判桌上，周总理的风格却一改之前的谦恭有礼，变得有理有节，在关键处丝毫不让，令苏联谈判人员不得不佩服。
周总理的能力非常人能及
最后，苏联方面基本上是按照周总理提出的基本思想和大致内容，起草了一份《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草稿提交给中国代表团，然而这份草稿却被周总理给“枪毙”了。
据曾经长期担任毛主席俄文秘书的师哲回忆，周总理看了草案之后立即说：“这份草案里我说的很多内容都没有包括进去，还要进一步修改。”
为此，周总理连夜召集驻苏联大使王稼祥、伍修权等人商量，最终提出“自己重新搞一个”的方案，并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
仅用了2天时间，周总理就拿出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草案，然而在草案准备提交给苏方的时候，周总理却让大家再等一等。
他思考了一下，在条约文本的标题上增加了“互助”两个字，这样就变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虽然只是加了两个字，但却表明两国之间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的，是平等的，而不是一方片面帮助另一方的。
这样一来，就彻底改变了1945年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情形，宣布那个中国自己的事务由外国人说了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作为主席的俄文秘书，师哲亲身经历了诸多重大事件
果然，毛主席得知此事之后大为赞赏，让师哲立即将草案翻译成俄文，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苏联方面对新的条约内容并没有提出什么实质性的修改意见。
在苏联政府看来，这份新的条约内容也是十分合理的，并且周总理在条约的附件中将中长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主权、管辖权问题也全部解决了。
根据条约的约定，苏联应当在1952年底之前将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及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给中国政府，并且从旅顺地区撤退，将所有设备完好地移交给中国，同时还要给中国提供年利率优惠至1%的3亿美元的额外补充贷款。
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字仪式，在仪式结束之后，斯大林专门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
在宴会上作为苏联政府实质上的负责人，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主动向周总理敬酒，并且真诚地表示：“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共产党能够赢得胜利的原因了！”
周总理则波澜不惊地回答道：“米高扬同志，不久你还将会看到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建设起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