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之前,学校罢课,赶老师,赶校长可谓是家常便饭,历任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久、
1931年梅贻琦思考良久,出任了清华大学校长一职,彼时身边的人还疑惑他为何要去啃这块硬骨头,梅贻琦回答:因为大家都不想倒霉。
而事实上,梅贻琦比历任校长做的都好,在他的管理下,清华大学逐渐成型了自己的一套教学理念,全校师生也对其心服口服。
清华师生校友曾评价,“提到梅贻琦就意味着清华”,足以看出,梅贻琦对于清华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若不是1948年底那场“去留”问题,梅贻琦的一生可能会有更高的成就。
清华校长清华大学前身是“清华学堂”,建立于1911年,在清华任教的先生大多都是饱学之士,有海外回来的博士硕士,亦有前清翰林院的进士,相比于这些人来说,梅贻琦在学问造诣上没有太突出的地方,但他的人格魅力却是很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
想来,梅贻琦能出任清华校长,也与他贵重的人品有关。
自美国学成归国后,梅贻琦便到清华任教,并出任了多种职位,彼时的国内风雨飘摇,读书人的日子也不好过,在各方势力的煽动下,学生的报国热情空前高涨,动不动就来一场游行,许多老师试图劝说这些激进的学子,但他们的下场就是被学生赶出学校。
梅贻琦总结了前人的教训,所以自入校起,他便坚守本职,注重实干,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学生,真正能改变自己和民族命运的,不是一时的激情,而是学识。
有了在清华立足的本事,梅贻琦才逐渐被委以重任,在改善清华现状的问题上,他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原则,一个学校的学生能走多远,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一个老师的眼界和学识也很重要的,所以在挑选老师这个问题上,他一直是精益求精。
其次,梅贻琦推行了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意思就是学校的一切不再是某一个人说了算,重大事情决策上,应是采纳多方意见,择选出最优解,这样一来,就很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学校再走弯路。
这是梅贻琦治理学校的原则,很平淡,很朴素,但却因为他的坚守而获得不俗的成就,在他的坚守下,清华很快就跻身一流学府。
除了对教师的严格要求,梅贻琦对学生的要求亦是近乎“苛刻”。
据悉,梅贻琦任校长后,清华对于学生的入校资格也同时拔高,需要达到一定的成绩才能被录用为清华学子,即使是有幸过了这个分数线,在学校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因为梅贻琦很注重学生的分数,不管是哪一门课程,都有一个严格的及格线,在这个标准下,哪怕是差0.01分,那也是要重修此门课程的,若不修,那不好意思,可能就无法从清华顺利毕业了。
原以为梅贻琦做事对人的要求非常严格了,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对于自己的要求更严格。
平日里与人相处时,梅贻琦总是穿戴整洁,且大多事后扮演一个沉默寡言的听众,哪怕是在最亲近的朋友面前,他也是非常谨慎的说话,若到了非让自己说话不可的时候,他会严谨的整理自己的思绪,然后侃侃而谈。
人都说酒品即人品,梅贻琦的酒品就是难得一见的端正,许多熟悉梅贻琦的人都知道,他酷爱喝酒,可以说是来者不拒,有时候浅酌,有的时候也会酩酊大醉,但不管什么情况,梅贻琦都是温文尔雅,从不逾矩。
梅贻琦话不多,但说出来的话却总能让人学到点什么,不矫揉造作,不卖弄学问,这可能就是全校师生都能与之友好相处的原因。
只可惜,这样的优秀人才,却不得不面临两难得选择,让本该顺遂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两难的选择1948年,随着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的打响,国民党节节败退,陷入了空前的困境,眼看着国军的力量几乎要被解放军悉数瓦解,蒋介石不得不考虑接下来的去处,以便保留国军最后的火种。
考虑到彼时共产党在台湾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所以国军选择了退守台湾。
既然决定要走,那么怎么走?多少人走?就成为了一个大问题,到了台湾,要重新发展,人才是必不可少的,各行各业的精英都需要有。
据悉,当年国民党总共带走了60多万兵力,70万随军家属,平民200多万,其中就包含梅贻琦这类顶尖的学者。
当时国内流传着很多共产党的流言,有声音说,共产党来了北平,北平沦陷了,日子不好过了,也有人说,共产党是为老百姓着想的,老百姓的好日子来了。
各种各样的传言让很多人都陷入了两难。
对于梅贻琦来说,中华民国曾对他有恩,培养他成为文学界的佼佼者,改变了他的命运,而彼时的共产党亦是人心所向,那段时间,双方都有派遣人员来动员,连周恩来都亲自前往,劝说梅贻琦留下,毕竟清华是他付出过心血的地方,就这么走了,属实遗憾。
周恩来还表示,只要他愿意留下,他的一应待遇和位置都不会有任何改变,党内人士对他们这样的学者也是非常渴望和尊重。
梅贻琦本就话不多,面对周恩来的一席话,他更是不知道从何说起,谁会想离开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呢?但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坚持,他眼目前的一切都是国民党给的,如果在这样的时刻他选择了舍弃国民党,那这样的行为便是不义之举,作为教育界的人,这样的行为会让他无法面对自己的学生,毕竟一个不义之人,是无法培养出一群有志气的学生的,况且他自己的内心这一关也过不去。
但也正如周恩来所说,如果他选择去台湾,他也要下很大的决心,放弃自己苦心经营的一切,对于梅贻琦来说,清华就像他的孩子一般,清华的每个学生都是他的指望,是国家的指望,这片土地也是他成长的地方,是他未来的指望。
正所谓手心手背都是肉,怎么选都是让人很痛苦的。
作为一个教育界的先驱,他在意的从来都不是政治,也不是个人利益得失,他觉得自己肩膀是背负的某种使命的,所以过往那些时日,无论两党打的多厉害,他都一贯保持着中立的态度,只愿争端早日结束,大家都过一些安定的日子。
可如今争端是结束了,但隔阂依然在,去留的问题居然找上了他,这是何其的艰难。
其实关于梅贻琦最终的选择,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梅贻琦的学生曾说,1948年底,当时的局势已然明朗,梅贻琦等学者曾收到过一个极短的通知,让他们的速速做好撤离的准备,那个时候梅贻琦甚至不知道要撤离到什么地方,也来不及收拾,就被国民党派来的人架上飞机,直接飞到了南京。
据该学生表示,老师梅贻琦本意是不想离开的,他舍不得清华,也舍不得故土,那个时候大家都对共产党不是很解,但梅贻琦表示,即便是共产党来了,也不会对他做什么,毕竟他一直是中立态度,未曾损害过各方的利益。
这种说法比较小众,但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梅贻琦最终还是离开了,他的选择在当时也比较有代表性,正如这位学生所说,当年的梅贻琦是没有任何人身安全问题的,他有足够的权利自己选择去留,而他之所以离开,大约是对共产党的不了解导致,如果要问他是否后悔,其实从他到台湾后的一些行为和决定就可以看出来。
清华永远的校长国民党退守台湾后面临着一系列建设问题,除了金钱以外,更多的是需要人才,蒋介石希望从大陆来的每个人都能参与到其中。
梅贻琦也接到过多次邀请,国民党希望他的能出山,参与到各项政治活动中来,用他的学识为这片新地盘添砖加瓦,但梅贻琦拒绝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不出来对南方的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又对北方的朋友无法交代。
短短几句话道尽了梅贻琦内心的心酸,政治上的争端,对于他这样的学者来说是何其的为难,所以最终他还是选择了从事教育行业,毕竟都是中国心,培养的都是中国人才,这对于各方来讲,都是一个不错的交代。
即使是是重头开始,梅贻琦依然充满了干劲,1949年梅贻琦参加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会议后前往美国,直到1955年他再次返回台湾,在台湾筹办了“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就是台湾清华大学的前身,根据之前的经验,梅贻琦很快就将台湾清华大学办的有声有色,且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一名叫李元哲的学子还获得了诺贝尔奖,这对于梅贻琦来说,算是极高的成就了。
当然,在大陆执掌清华时,梅贻琦亦有同样的成就,华罗庚大家都认识吧?当年华罗庚因为家中贫困,故而学到初中便被迫退学,但他本人并不认命,出于对数学的一腔热忱,他自学五年读完了高中和大学的所有数学课程,并发表了数篇轰动数学界的论文。
当时清华大学无论是录取学生还是教师,在梅贻琦的管理制度下都极为严苛,但清华大学的老师发现了华罗庚的天赋,极力推荐聘用华罗庚。
起初梅贻琦还是保留了一定的谨慎,仅聘用华罗庚为清华大学图书馆馆员,在见识到他的才华后,才一步一步提升他为数学系助理、助教,甚至最后破格提升为讲师,这应该是清华大学唯一一个只有初中文凭的讲师了,从华罗庚的身上,我们也能看出梅贻琦并非一个墨守成规的人,他内心有自己的一杆秤,只要是有助于教育的事情,哪怕是自己定下的规矩,也无所谓打破。
也正是因为这一份气魄,梅贻琦成就了华罗庚,也成就了自己。
筹办台湾清华时,梅贻琦竟是66岁高龄,因为日夜操劳,自那之后不久,梅贻琦的身体便每况愈下,家里人都劝他退居幕后,但对于“清华”梅贻琦有自己的执念,哪肯轻易放手,直到1960年5月,70岁高龄的他终于撑不住了,入医院进行疗养,并于次年辞去了台湾教育部部长的职位。
在疗养期间,梅贻琦依然放不下自己的经营了一生的事业,学校里的很多大事他都要知晓,但不过问,除非有人问到了他跟前,向他讨主意,梅贻琦才会说出自己的建议。
1962年,台湾当局将梅贻琦评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5月,这个两岸清华校长病逝于台大医院。
得知梅贻琦去世,“北方的朋友”无不为之感到痛心,他终究还是没能回到故土。
抛开那个去与留的问题,梅贻琦的一生是对得起自己的人民和自己的,直至最后他都没有选择从政,足以看出他内心并不喜欢对抗,他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教育事业,这是他的态度,清华大学能有今天的成就,梅贻琦亦有不可磨灭的功劳,不论当年的选择如何,时至今日,莘莘学子能记住的,便是梅贻琦一生对两岸清华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