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梅贻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之前，学校罢课，赶老师，赶校长可谓是家常便饭，历任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久、

1931年梅贻琦思考良久，出任了清华大学校长一职，彼时身边的人还疑惑他为何要去啃这块硬骨头，梅贻琦回答：因为大家都不想倒霉。

而事实上，梅贻琦比历任校长做的都好，在他的管理下，清华大学逐渐成型了自己的一套教学理念，全校师生也对其心服口服。

清华师生校友曾评价，“提到梅贻琦就意味着清华”，足以看出，梅贻琦对于清华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若不是1948年底那场“去留”问题，梅贻琦的一生可能会有更高的成就。

清华大学前身是“清华学堂”，建立于1911年，在清华任教的先生大多都是饱学之士，有海外回来的博士硕士，亦有前清翰林院的进士，相比于这些人来说，梅贻琦在学问造诣上没有太突出的地方，但他的人格魅力却是很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

想来，梅贻琦能出任清华校长，也与他贵重的人品有关。

自美国学成归国后，梅贻琦便到清华任教，并出任了多种职位，彼时的国内风雨飘摇，读书人的日子也不好过，在各方势力的煽动下，学生的报国热情空前高涨，动不动就来一场游行，许多老师试图劝说这些激进的学子，但他们的下场就是被学生赶出学校。

梅贻琦总结了前人的教训，所以自入校起，他便坚守本职，注重实干，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学生，真正能改变自己和民族命运的，不是一时的激情，而是学识。

有了在清华立足的本事，梅贻琦才逐渐被委以重任，在改善清华现状的问题上，他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原则，一个学校的学生能走多远，除了自身的努力以外，一个老师的眼界和学识也很重要的，所以在挑选老师这个问题上，他一直是精益求精。

其次，梅贻琦推行了一种集体领导的民主制度，意思就是学校的一切不再是某一个人说了算，重大事情决策上，应是采纳多方意见，择选出最优解，这样一来，就很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学校再走弯路。

这是梅贻琦治理学校的原则，很平淡，很朴素，但却因为他的坚守而获得不俗的成就，在他的坚守下，清华很快就跻身一流学府。

除了对教师的严格要求，梅贻琦对学生的要求亦是近乎“苛刻”。

据悉，梅贻琦任校长后，清华对于学生的入校资格也同时拔高，需要达到一定的成绩才能被录用为清华学子，即使是有幸过了这个分数线，在学校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因为梅贻琦很注重学生的分数，不管是哪一门课程，都有一个严格的及格线，在这个标准下，哪怕是差0.01分，那也是要重修此门课程的，若不修，那不好意思，可能就无法从清华顺利毕业了。

原以为梅贻琦做事对人的要求非常严格了，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对于自己的要求更严格。

平日里与人相处时，梅贻琦总是穿戴整洁，且大多事后扮演一个沉默寡言的听众，哪怕是在最亲近的朋友面前，他也是非常谨慎的说话，若到了非让自己说话不可的时候，他会严谨的整理自己的思绪，然后侃侃而谈。

人都说酒品即人品，梅贻琦的酒品就是难得一见的端正，许多熟悉梅贻琦的人都知道，他酷爱喝酒，可以说是来者不拒，有时候浅酌，有的时候也会酩酊大醉，但不管什么情况，梅贻琦都是温文尔雅，从不逾矩。

梅贻琦话不多，但说出来的话却总能让人学到点什么，不矫揉造作，不卖弄学问，这可能就是全校师生都能与之友好相处的原因。

只可惜，这样的优秀人才，却不得不面临两难得选择，让本该顺遂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48年，随着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的打响，国民党节节败退，陷入了空前的困境，眼看着国军的力量几乎要被解放军悉数瓦解，蒋介石不得不考虑接下来的去处，以便保留国军最后的火种。

考虑到彼时共产党在台湾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所以国军选择了退守台湾。

既然决定要走，那么怎么走？多少人走？就成为了一个大问题，到了台湾，要重新发展，人才是必不可少的，各行各业的精英都需要有。

据悉，当年国民党总共带走了60多万兵力，70万随军家属，平民200多万，其中就包含梅贻琦这类顶尖的学者。

当时国内流传着很多共产党的流言，有声音说，共产党来了北平，北平沦陷了，日子不好过了，也有人说，共产党是为老百姓着想的，老百姓的好日子来了。

各种各样的传言让很多人都陷入了两难。

对于梅贻琦来说，中华民国曾对他有恩，培养他成为文学界的佼佼者，改变了他的命运，而彼时的共产党亦是人心所向，那段时间，双方都有派遣人员来动员，连周恩来都亲自前往，劝说梅贻琦留下，毕竟清华是他付出过心血的地方，就这么走了，属实遗憾。

周恩来还表示，只要他愿意留下，他的一应待遇和位置都不会有任何改变，党内人士对他们这样的学者也是非常渴望和尊重。

梅贻琦本就话不多，面对周恩来的一席话，他更是不知道从何说起，谁会想离开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呢？但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坚持，他眼目前的一切都是国民党给的，如果在这样的时刻他选择了舍弃国民党，那这样的行为便是不义之举，作为教育界的人，这样的行为会让他无法面对自己的学生，毕竟一个不义之人，是无法培养出一群有志气的学生的，况且他自己的内心这一关也过不去。

但也正如周恩来所说，如果他选择去台湾，他也要下很大的决心，放弃自己苦心经营的一切，对于梅贻琦来说，清华就像他的孩子一般，清华的每个学生都是他的指望，是国家的指望，这片土地也是他成长的地方，是他未来的指望。

正所谓手心手背都是肉，怎么选都是让人很痛苦的。

作为一个教育界的先驱，他在意的从来都不是政治，也不是个人利益得失，他觉得自己肩膀是背负的某种使命的，所以过往那些时日，无论两党打的多厉害，他都一贯保持着中立的态度，只愿争端早日结束，大家都过一些安定的日子。

可如今争端是结束了，但隔阂依然在，去留的问题居然找上了他，这是何其的艰难。

其实关于梅贻琦最终的选择，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梅贻琦的学生曾说，1948年底，当时的局势已然明朗，梅贻琦等学者曾收到过一个极短的通知，让他们的速速做好撤离的准备，那个时候梅贻琦甚至不知道要撤离到什么地方，也来不及收拾，就被国民党派来的人架上飞机，直接飞到了南京。

据该学生表示，老师梅贻琦本意是不想离开的，他舍不得清华，也舍不得故土，那个时候大家都对共产党不是很解，但梅贻琦表示，即便是共产党来了，也不会对他做什么，毕竟他一直是中立态度，未曾损害过各方的利益。

这种说法比较小众，但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梅贻琦最终还是离开了，他的选择在当时也比较有代表性，正如这位学生所说，当年的梅贻琦是没有任何人身安全问题的，他有足够的权利自己选择去留，而他之所以离开，大约是对共产党的不了解导致，如果要问他是否后悔，其实从他到台湾后的一些行为和决定就可以看出来。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面临着一系列建设问题，除了金钱以外，更多的是需要人才，蒋介石希望从大陆来的每个人都能参与到其中。

梅贻琦也接到过多次邀请，国民党希望他的能出山，参与到各项政治活动中来，用他的学识为这片新地盘添砖加瓦，但梅贻琦拒绝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不出来对南方的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又对北方的朋友无法交代。

短短几句话道尽了梅贻琦内心的心酸，政治上的争端，对于他这样的学者来说是何其的为难，所以最终他还是选择了从事教育行业，毕竟都是中国心，培养的都是中国人才，这对于各方来讲，都是一个不错的交代。

即使是是重头开始，梅贻琦依然充满了干劲，1949年梅贻琦参加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会议后前往美国，直到1955年他再次返回台湾，在台湾筹办了“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就是台湾清华大学的前身，根据之前的经验，梅贻琦很快就将台湾清华大学办的有声有色，且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一名叫李元哲的学子还获得了诺贝尔奖，这对于梅贻琦来说，算是极高的成就了。

当然，在大陆执掌清华时，梅贻琦亦有同样的成就，华罗庚大家都认识吧？当年华罗庚因为家中贫困，故而学到初中便被迫退学，但他本人并不认命，出于对数学的一腔热忱，他自学五年读完了高中和大学的所有数学课程，并发表了数篇轰动数学界的论文。

当时清华大学无论是录取学生还是教师，在梅贻琦的管理制度下都极为严苛，但清华大学的老师发现了华罗庚的天赋，极力推荐聘用华罗庚。

起初梅贻琦还是保留了一定的谨慎，仅聘用华罗庚为清华大学图书馆馆员，在见识到他的才华后，才一步一步提升他为数学系助理、助教，甚至最后破格提升为讲师，这应该是清华大学唯一一个只有初中文凭的讲师了，从华罗庚的身上，我们也能看出梅贻琦并非一个墨守成规的人，他内心有自己的一杆秤，只要是有助于教育的事情，哪怕是自己定下的规矩，也无所谓打破。

也正是因为这一份气魄，梅贻琦成就了华罗庚，也成就了自己。

筹办台湾清华时，梅贻琦竟是66岁高龄，因为日夜操劳，自那之后不久，梅贻琦的身体便每况愈下，家里人都劝他退居幕后，但对于“清华”梅贻琦有自己的执念，哪肯轻易放手，直到1960年5月，70岁高龄的他终于撑不住了，入医院进行疗养，并于次年辞去了台湾教育部部长的职位。

在疗养期间，梅贻琦依然放不下自己的经营了一生的事业，学校里的很多大事他都要知晓，但不过问，除非有人问到了他跟前，向他讨主意，梅贻琦才会说出自己的建议。

1962年，台湾当局将梅贻琦评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5月，这个两岸清华校长病逝于台大医院。

得知梅贻琦去世，“北方的朋友”无不为之感到痛心，他终究还是没能回到故土。

抛开那个去与留的问题，梅贻琦的一生是对得起自己的人民和自己的，直至最后他都没有选择从政，足以看出他内心并不喜欢对抗，他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教育事业，这是他的态度，清华大学能有今天的成就，梅贻琦亦有不可磨灭的功劳，不论当年的选择如何，时至今日，莘莘学子能记住的，便是梅贻琦一生对两岸清华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