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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国之后，基本平定了北方。
之后，蒙古诸部落在其子孙忽必烈的带领下先后灭掉了金、宋，终结了诸个流亡政权，基本统一了全国，奠定了这个少数民族统治的版图。
他们坐稳北方之后就承袭了金朝的酒税、醋税等税课制度，以便集结财力供应南下大军的军费和稳固北方政权的统治。
后来在统一全国之后，酒醋税成为元代重要税赋项目之一，还随着经济发展变化而改进。
从中我们可以一探元朝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状况。
诸州城内皆置务酿酒元代的许多制度是承袭的金代和宋代，那时蒙古窝阔汗即位之后，耶律楚材就开始将在“汉地”征收各种税赋的制度提上日程加以运行了。
其中酒醋税便是其中的一种。不过元朝初期的酒醋税是“验实息十取一”，即按实际销售所得利润十取其一，这种方式既可以用于征收民间专卖又可以用于国营酒坊。
之后元朝统一全国之后，改为“课额验民户多寡定之”，即强制征收指定数额的课税金额，不需考虑实际情况。
这一措施的实行是为了加强酒的专卖，增加营收之后就可以完成指定的税额目标。
这两种方法都是和之前金朝所实行十路课税所的建立有联系，十路课税在《镇江志》中有记载：
“土贡、钱盐、宽赋、常赋、和买、经总、制钱、免役钱、均役、课程、坊场河渡。”
共计十一项，其中课程包括酒醋税。
元朝最初实行的酒醋税“验实息十取一”是临时之法，后来建国之后便在各地纷纷建立酒醋务坊场，作为课税所的下属机构。
那时关于制酒贩酒的管理十分严苛，酒品成为国家专卖的项目之一，贩卖私酒同贩卖私盐罪刑相同，此时国家已经完全垄断了酒的专利。
朝廷官方的机构也不可以私自贩酒，蒙古国建立初期在统治区设置驿站，酒水可以供给来往使臣解渴之用，驿站是可以自行酿酒的。
只不过这些酒水归于国家所有，官员们不可以将自酿的酒用于售卖谋利，否则便以贩卖私酒处理。
灭宋后，南宋酒坊多以官府专卖为主。蒙古军队占领江南地区之后下令：“江南大小课税，从实恢办。”
不过于宋朝不同的是，元朝采用严格的官府专卖制度，宋朝民间认办课税设立酒库被取消，改为完全为官府派人造酒办课，以“居民多寡”而定。
元二十一年，卢世荣掌握大权改革财政制度。当时北方地区酿酒也多为官绅富豪，且价高而味薄，销量不高远未及课税所需的数额。
卢世荣
因此他提议北方和江南地区一样，实行严格的官榷，并且提高酒课的价格。但是税款增高必然会将价格提高，从而导致销量减少。
于是次年又开放乡村和元大都可以自行酿酒办课，其他城市均行榷酤，同时将农村地区的醋课免除。
这样一来增加财政收入便有了保证，不过这一年卢世荣失势，忽必烈下令“罢榷酤”，同时任命人民自行造酒醋，增课钞一贯为五贯。
以上所说的酒税多是指粮食酒，其余的酒诸如果实酒和马奶酒，果实酒课税“十分中取一分”，马奶酒则自酿自饮基本不流入市场，因而没有就进入纳税的范围。
至于醋税的征收，和酒一样，只要是使用粮食酿造的，都要纳税。
元二十二年增税后每坛一贯，之后便不再增收其他课税。不过当时醋的使用和贩卖都很少，民众多是自酿自用，也就基本无需纳税。
直到仁宗六年，元代的酒税开始经历官榷向散办变化。
罢上都醋课，其酒课亦改榷沽之制之前官榷国家专卖，官府出具米面的公费成本，早就发卖。仁宗废除榷酤之法之后，原先造酒的服役人员就可以减少，从而减轻国家负担。
民间散办造酒，只要结合使用的粮食多寡来定税额，若是私自酿酒贩卖而不纳税的，均算作逃税处理。
元朝政府每年征收的酒税都有具体的数额，经过分摊后落实到每个地区。所在地区必须将税额完成否则就要受处分。
因此为了保证每次税额能够按时缴纳完成，官府也会安排一些富户造酒贩卖。
被指定的商户必须造酒贩卖协助官府完成朝廷的课税金额，即便是有时候会滞销或盈利不到指派的税额，也不能得到宽解。
因此这些造成了一些新富户纷纷想办法逃避这项任务。
此外，这种课税方式还衍生出另一种形式——买扑。
在一些富裕的地方，买扑的人向政府承包某项税收，定额上缴多出来的则归为己有，这就导致一些扑买者巧立名目任意勒索。政府得知此事的危害，下令禁止，颇见成效。
总之，即便是官榷改为散办，酒的产销均由酒户经营，他们必须经过官府的批准或指派。
这样的条件下，地方官府的干预是十分明显的，有的地方也因为酒课税额过高而致使酒户或百姓逃亡，也有的官府横征暴敛，致使百姓破产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征税最大的制约就是逃税和漏税的问题。
皆因官税迫，非以饥所为“凡京权势之家为商贾及官银买卖者，均必须纳税”，这种税收一般是在城市征收，元政府也因此禁止非官方的小型集市的出现，以便在官方可控的条件下合理合法征收税款。
另一个制约是要维持税收的合理性和公平性。
政府征收课税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财政收入，为了达成目标，政府对于征税时所采取的奖励和惩戒措施必须合理合法。
税务官员和委托人的目标要趋于一致，这样一来，监察机构就有了存在的必要。
因此，为了避免税务官员无人节制，更要设定商议税务官的委用原则。于是政府设定相关人员的任选原则，避开亲属和户籍所在地，所有官员都要两年一调动。
若是色目人担任提领，则汉人充当大使，若是汉人充当提领，则色目人充当大使。
如此一来，也在一定程度上监督和制衡了官员滥权的现象，而且税务人员也会积极应对逃税漏税的现象，毕竟完不成税额征收他们也会受到刑罚，因此财政税收便得以保证。
在元朝，南北各地都普遍设有“务”，这个机构就是专门负责朝廷酒务的部门，管理地方酒产销的机构。
有面积大的郡县，也不止一处务。每个务兼收商税、酒醋税以及其他税额。元大都的酒课提举司官阶从五品，因为大都作为元朝的都城，各项商税和酒醋税收入很高。
忽必烈掌权之后，改置诸路转运司负责征收各项赋税。
《元史》记载：“以大都、河间、山东酒醋、商税等课并入盐运司。”统一全国后，江南地区组建盐茶运司管理茶盐，酒醋课税交由地方管辖而后又转为茶盐运司管理。
在卢世荣时期，他发现酒醋税的数额与实际产出对不上，各地方出现酒课瞒报少报的情况。很多地区酒课应每日用米二千石，但是上报的数额仅仅是三百六十石。
这种欺盗朝廷税额的方式，也影响朝廷的税收，也给酒户增加不必要的困难，因而他增加了税额收缴，每石粮改为5贯。
在元二十七年左右的时间里，酒醋课已经改为“散办”的时候，课税金额又增加了。
加上原来的酒课20万锭，以及醋课数千锭，此时的酒醋课的税额已经达到了35万锭左右。元二十八年，单单江浙、湖广、江西三省的酒税额度就已经达到36万锭。
这都是当时政府强行征派，各地运司邀宠所致。庞大的酒醋税额不仅在元代史上，在中国古代纳税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现象。
其实，不止是酒醋税，元代其他税额都是在逐年增长，盐、茶等税额一直稳居税额征缴排行榜的第一。
不过到了元朝中后期，酒醋税额反而越来越趋向稳定，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元朝多灾，粮食生产常年累月处于缺乏的状态。没有粮食产出自然也就没有办法酿酒，酒醋生产的减少限制了酒醋税的增长。
此外，酒醋税在前期增长过快，超出了社会承受能力，甚至在一些灾荒年，政府还要限制酒醋的酿造，以保证粮食足够使用。
比如在大德八年，元大都的酿酒场所就由100多所减并为30所，尽管后来有所恢复，却也受到限制，酒醋课也就难以增加了。
结语元代的酒醋税受到粮食产量的制约，政府课税过程也由繁至简，渐渐地，地方税务部门只会考虑到税额的收成是否够数，而准确性和公平性却不再受到重视。
尤其是王朝后期官员贪墨，酒醋税大量流于私囊，百姓的担子日趋繁重，也造成了元后期民心尽失的局面。
与现代而言，缴纳税务应是公民应尽之责，以史为鉴，元朝的税务在监察、收缴等方面仍然有较大的改进空间，也值得我们引以为戒，完善我们的纳税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