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的国务院、中央军委《军转安置暂行办法》规定“师以上首长一般不安排转业到地方”。

这是因为军级干部的级别和资历已经很高，不适合直接到地方工作，往往是服役到年限直接退休，或是在军队内部，包括总部和技术科研单位、院校之间进行工作调整。但有时也会有例外。

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时，就有超过10位军级干部被安排转业到了地方工作。王培生就是其中之一。

2003年，作为武警工程学院正军级武警少将的他被任命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的党组成员，次年即当选为副主任，由军转政，成为了副部级高干。

回看他的过往，会发现的每一步走得很是稳当。

1966年，教育部下发了一则通知，瞬间在中学生群体间引发了一场大的震荡。

原来，教育部宣布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录取的大学生的方式也从原来的高考改为“推荐与选拔相结合”。

不少中学生都为这一个通知感到高兴，他们期待接下来的大学招生改革能够更符合他们的利益。

谁知，政策很快发生了变化，所有的大学都被关闭了，停课2年后，全国大多数中学毕业生都被安排上山下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时年18岁的王培生作为上海中学毕业生中的一员，也无法逃脱这样的命运。在1968年11月，他经过分配，来到位于上海郊区的崇明长征农场。

彼时，大批知识青年来到了这一个农场，从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逐渐成长到学会插秧、割稻、整地、开河，成为名副其实的新农民。

这个成长过程充满艰辛，农场为了更好对知识青年作管理，将他们分成了多个连队，安排了一些表现出色的知识青年担任班长、排长，连长和指导员等职。

王培生就是其中一名干部，被任命为崇明长征农场三连的副指导员。

这些干部在当时也具备了更多的发展可能。他们大多在1970年受到了“再分配”。

如一位在崇明长征农场担任排长的知识青年——张厥樑于2018年6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接受采访，就提到1970年上海市把一些工厂转移到郊区农场的细节，他便在那个时候被选派为筹建一家工具制造厂的领导小组成员，离开了农田，到厂房负责车间设计、机器安装和日常生产技术管理等事宜。

一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们已经将这家工厂发展成了内外销的大工厂，职工超过了1000人。

和张厥樑相同又不同的是，王培生也是在1970年受到了“再分配”，但他的新工作与任何一家工厂无关。

事实上，1970年11月，王培生走通关系，到了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静安交通队当了文书。

这也意味着他脱离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既定轨迹，真切地得到了一份政府单位的工作。

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王培生已经经过2次职务晋升，成为了上海市公安局交通处政办室的干部。

经过一定的利弊权衡，他没有在这个工作进展顺利的时机离开单位去考取大学，而是一直到1982年他晋升为上海市公安局警卫处协办室协理员的时候，于次年进入上海第二教育学院政治教育系学习，用3年的时间考取在职大学学历。

这期间，王培生又经历了2次晋升。

一次是在1985年，他还在在职学习的时候，他被任命为上海市公安局警卫处的副处长。

另一次是在1987年，也即他考取在职大学学历之后，他被提拔到武警上海市总队担任副政治委员。

截止此时，王培生已经当了8年的交警，其仕途蓝图转而在武警总队徐徐展开。

不可否认，王培生一路走来，遭遇了多次政策上的大变动，但他很清醒地看到了自身的诉求，理智地作出了每一个选择，因此他很是稳扎稳打，且的确取得了很不错的发展。

王培生是在1987年进入武警上海总队担任副政治委员。

彼时，武警上海总队因为得到了地方政府给予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的支持，正处在高速发展阶段。

这和当时的一个政策有关。

原来，1987年，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新人为目标，上海政府联合部队、乡镇政府、中学和少年宫等多个单位开展共建共育活动，结成共建共育对子。

这期间，地方政府为部队培养军队两用人才提供了多方面支持，先后开设了家电维修、烹饪、财物、理发等12个培训项目，部队战士们分别掌握1至2门技术。

乡镇政府也为部队免费提供饲养技术、优良禽畜，帮助部队发展养殖业。

作为“回报”，部队也先后派出干部战士在创建文明城镇、抢险救灾、综合治理、民兵和学生军训等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其中，武警上海总队第四支队金山县总队还因为表现优秀，被上海市评为“军民共建共育先进单位”。

对包括王培生在内的武警上海总队领导干部来说，这也是一项“政绩”。

1991年，王培生“转正”成为武警上海总队的政治委员。

这一年，由于太湖流域梅雨期较长，连日暴雨导致了特大洪水。危急形势下，武警上海总队成为抢险救灾的先锋部队，政委王培生主持大会，背负了沉重的压力。

当时，接党中央、国务院指示，上海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武警上海总队派出了上千名官兵开启太蒲闸泄洪，将洪水引入青浦境内，并提前建造堤坝以控制水患。

由于缺乏重型机械，武警战士全靠双手筑堤，任务十分艰巨。

每一位战士出动前都写下了决心书，执行任务时不怕苦、不怕累，为人民服务永不停歇，仅用了短短1个月的时间，就用血肉之躯筑起了牢不可破的堤坝，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武警上海总队也因此受到了中央嘉奖，作为武警上海总队的政委，王培生在1993年再获提拔，到了武警上海总队的直管上级单位——武警部队担任政治部副主任。

这之后，他进入国防大学进修系接受为期2个月的进修，并在1995年9月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法律专业。

1996年，王培生被调至武警技术学院担任政治委员，并在同年7月被授予正军级少将警衔。

3年后，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法律专业毕业的王培生被任命为武警工程学院的政治委员。

在武警工程学院政治委员的任上，王培生度过了4年的时间。

2003年12月，53岁的王培生提前7年退役，由军转政，被任命为上海是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并在2个月后，于上海市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当选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成为副部级高干。

这一消息被大会执行主席陈良宇宣布出来的时候，现场即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可见众人对有地方和部队双重经历、素质全面、经验丰富的王培生十分满意。

大会结束后，王培生副主任立即被媒体记者团团包围，在被问及感想时，王培生提到：“我首先想到的是加强学习”。

王培生认为，自己从部队来到地方既是“阵地转移”，如今自己成了上海市人大的一员新兵，第一位的任务就是“学习”，解决好知识武装的问题。

同时，王培生也提到，军人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到人大工作岗位后，他也会继续坚持为人民服务，坚持“领导首先是服务”的理念，牢固树立公仆意识。

他指出，在上海处在全面发展新阶段的当下，自己作为市人大常委会的一名组成人员，深感责任之重。

提及今后工作的规划，王培生表示自己会在工作中加强学习，致力于推进上海民主和法制建设、推进科教兴市主战略的实施，不辜负全体代表的信任。

王培生并没有食言。2009年，他作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威斯汀大饭店会见了由洛伦佐·切萨主席率领的意大利众院意中合作委员会代表团一行，促进中意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不断。

2011年，他出席市人大常委会培训工作委员会和市司法局、市律师协会联合举办的座谈交流会，认真总结《市民与法》讲座开办8年来的经验，对深入开展本市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提出了意见和要求。

事实上，为了更快胜任“新工作”，2007年时，王培生还特地进入中央党校省部级B班学习，的确践行了“在工作中加强学习”的承诺。

后来他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任上的表现也越来越无可指摘，始终保持着为人民服务的本色，保持军人拼搏奋斗的作风。

参考文献：

1、新民晚报 2004年01月17日 阵地”转移 本色不变——记新当选的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培生

2、嵇鸿群. 为人民服务是一致的——访新当选的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培生 [J]. 上海人大月刊, 2004, (02): 13. DOI:10.16702/j.cnki.cn31-1590/d.2004.02.006.

3、张安胜主编. 《见证》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