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乃是以大道为教化，此大道本合于天道，而非人世间饱杂了个人情感和私欲的是非曲直。南华真人早在《齐物论》的开篇就论述过天籁、地籁和人籁的差别，其提到人籁犹如参差不齐的比竹，因为认知和境界有高低，所以看到的景象与得出来的结论都只能代表一己成见，充其量是以我为核心的人道（或曰我道、小道），与圣真之道相去甚远。

《逍遥游》篇章中用了很大篇幅在讲述大小之辩，那“枪榆枋而止”“三餐而反”的小鸟，如果达不到大鹏鸟的高度，又如何才能明白“风斯在下矣”的景象是什么呢？很显然，人们对道的认知是与自身所处之高下是有必然关联的。

以邱祖不远万里面见成吉思汗的西行事迹为例：西行之前，身为宋人的邱处机并没有接受大宋王朝的邀请，他第一位朝见的皇王竟然是金世宗。后因金世宗病逝，邱祖又从陕西返回山东继续修行，最终接到来自大漠的邀请而不顾古稀之年万里西行。若从民族大义和忠孝逻辑上讲，邱处机的行为不但不可理解，甚至还容易被扣上政治投机的帽子。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当不同的言论甚嚣尘上，即已经说明人世间的视角观点是多样且不等同的，这便容易造就人心上的不和谐、不同一。于是，就有必要去辨证道教入世（或曰度世）所应站立的角度问题。

关于元太祖召见丘处机，一言止杀救苍生的崇高举动，长春门下，对于此事很是推崇，因为这给全真教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便利，邱处机从成吉思汗那里得到掌管道教、自由收徒布道、敕免赋税的权利，全真教在政府的支持下迅速发展，并随着元朝占领南方在全国传播开来。对于宗教的发展，这是客观上的利好之处。但邱祖的功行远远非止于教门本身。《元史》有记载：“时国兵（元兵）践蹂中原，河南、河北尤甚，民罹俘虏，无所逃命。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牒（度牒）招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濒死而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之人自今称道之。”邱祖借着元朝给的权利救济了不少中州百姓，元统治者也因邱祖教化而改变了屠城的政策，这无疑对汉族是有着巨大益处的，对汉文明的传承是利益千秋的！邱祖之所以受到万世敬仰，与此关系极大。

《文始真经》中讲到了一个故事：有人把一件东西放在盂盆之下，让他人猜放的是什么物件。上智者猜想是金玉、中智者猜想是角羽、下智者猜想是瓦石。从客观层面来看，三人都不知道盂盆覆盖的具体是什么，那么此时他们的猜测也都是符合正常的逻辑推理的，即是按照既有的经验认知去做出适当的推断，这正是南华所曰之“人籁”，也是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相。但因为每个人的立场不同，所以彼此之间才会有所争辩。若皆视自我之名为天下大道之正名，名多而乱出，必会导致世道杂乱。大道泯然，人世纷纷，这大抵也是老君当初出关而隐世的缘由。以此再反观邱祖西行的事迹，则会明白众人对邱祖的评述实则也不过是一场人籁上的是非争辩。以人籁而去断地籁、天籁的是非曲直，岂不是僭越了本分？这就已经背道而驰了！

从邱祖西行之后的结果看，在元王朝特殊的统治政策下，邱祖以一人之力使天下汉人多有归附，表面上看是奉道人数的大发展，实则是在特殊的民族政策下而为汉文明的延续保留了文化血统。是也？非也？站在不同的立场总会得出不同的论断。能够合于道真的圣人并不会在乎普罗大众的纷纷议论，其自有“以百姓为刍狗”的境界，这与大鹏鸟在九霄之上视下而得到的苍茫视野是一致的。

道家崇奉的圣人，其出入世间的目的和意义早已经超越了对自身名利荣誉的追求，而是可以以一己之力而牵动天下苍生命运的流转。至于究竟是功还是过，红尘人间的评说不过也都是生前身后名，仍只是人间道罢了。做了人间道的功，转身拂袖而去以忘忘，才是道人的逍遥本真。

此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道教是一个保持着神仙信仰的宗教，其信奉的仙真多是历代修行得道的祖师，唯有那些在生时为百姓做出了大贡献、大功行的修行者才会受到万世香火供养。宗教之作用，在于强调以历代仙真为宗法学习的对象，以祖师言行举止为教化的楷模，使后人可以学习之、向往之并成就之，最终化育普通百姓、息却贪嗔痴念，使人际关系和合共生，使立志修真者能循前人指路而早日冲破魔考、以待功成。

这里既有入世的意义，又有出世的情怀，二者相合，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道教、道人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