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展示的是一批清末自道光至光绪年间的国书，涉及内容主要有条约的批准、致信感谢、任命公使等。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大清国与其他国家打交道主要还是基于朝贡体制，当然，这种中外交往的模式也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实际上，不仅仅是清代，向前推至汉唐，周边各国的贡使，不管是选择海上还是陆地来华，都有固定的登陆口岸和入关地点，然后再按照规定的路线到京城觐见，这形成了所谓的贡道。在文书方面，以前多以“天朝”对属国的文书形式进行来往，形成宗藩关系。

这一传统，不仅体现了”天朝大国”的观念，还可以“羁縻”外国，以怀柔远人的策略来消除外部势力的冲击。

但在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列强的入侵，中国开始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而引发了一系列重大变化。

从道光年间开始，原有的封建文书制度开始逐渐被列强破坏和改变。

通过下面这些“礼尚往来”式的国书，可见其中的变化。

01道光皇帝写给美国约翰·泰勒总统的国书

道光二十四年，清廷给美国总统约翰·泰勒的批准望厦条约的诏书、

汉文放大部分及丝质袋子

上面的这是一份道光二十四年，也就是1844年时，道光皇帝写给时任美国总统约翰·泰勒的汉满双文格书的国书，还有一个用来包裹的黄色丝质袋子。

这份国书的背景其实非常尴尬的。

一直以来，大清国对于外国使臣动不动就到京城觐见皇帝或者公使驻京是非常反感的，但这在当时的西方国家已成为外交惯例。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美国人得到了中英《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不甘落后的美国人于是就派出了顾盛为特使乘军舰前往广东与清廷交涉，要求清廷给予美国与英国同等通商条件。

美国总统约翰·泰勒

美国特使顾盛

对于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道光皇帝是打心底不想见，任命两江总督耆英为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前去与顾盛周旋，对美国人“婉言开导，据理拒绝，控驭得宜，毋使另生枝节”，绝对不能让他北上来京。

道光皇帝

耆英

其实美国人来的目的，就是软硬兼施，要求签订与英国人同等条件的和约，争取利益。面对顾盛的讹诈和威胁，本来是外国使臣到京城朝觐皇帝的外交活动，但在清廷眼中已是畏惧到了风声鹤唳的程度。最终以“条约指日可以议定”作为顾盛放弃北上的交换条件，双方四易其稿，于1844年7月3日签订了《望厦条约》。

这份道光皇帝回复给美国总统的国书中，其口吻是这样的：

“大皇帝问伯理玺天德好。朕仰承景命，抚驭中华，薄海内外视同一家。春初，贵国使臣加勒顾盛奉书远来，抵我粤省，历涉重洋，辛劬备至。朕不忍令复劳跋涉，免其进京朝见，特命钦差大臣宗室耆英，前往慰劳，并商订一切事宜。嗣经该大臣将来书呈览，悃忱笃挚，词意恳勤，批阅之次，嘉悦殊深。所订一切贸易章程，朕覆加酌核，亦俱详尽周妥，永堪遵守。其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处，均准合众国民人前往，按照条款任便贸易，结万年之和好，利两国之人民，想伯理玺天德亦必深为欢也。”

落款时间是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七日，也就是公历1844年12月16日，值得注意的是落款使用提“敕命之宝”的印玺。这实际上是皇帝封赠官员的专用文书所用的宝玺，如此说来，这份国书更像是一份对外藩朝贡国家诏书。

汉文放大部分

国书背面

02咸丰皇帝写给美国詹姆斯·布坎南总统的国书

虽大清是“仰承景命，抚驭中华，薄海内外视同一家”“结万年之和好，利两国之人民，想伯理玺天德亦必深为欢也”。但这一切对于列强们来并不买账，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的签定，实际上为列强扩大侵略提供了保障，而且还为其他列强实施侵略，提供了蓝本，广开了道路。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美国又再趁火打劫，重演《望厦条约》的一幕。这一次美国人利用“调停人”的身份攫取了除赔款外，与英、法两国几乎一样的侵略特权。

下面的这份国书是大清咸丰九年（1859年）清文宗奕詝写给美国总统詹姆斯·布坎南的。其大致内容是关于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后回信，希望两国永远友好，共享和平。

咸丰皇帝给詹姆斯·布坎南的国书及放大部分

咸丰皇帝

美国总统詹姆斯·布坎南

虽然是告诉对方，不平等条约签了，已交给对方来使，但仍然是寥寥数语，大国风范跃然纸上，将大清国的“天朝尊严”表现的淋漓尽致。一如既往的”恭膺天命，抚有寰瀛，中外一家，原无歧视“，希望继续友好和睦。

这时的落款变成了”皇帝之宝“，不再使用道光年间的“敕命之宝”。时间是公元1859年8月18日。

03同治皇帝写给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的国书

同治皇帝写给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的国书及汉文放大部分

上面这份国书是一张大清同治元年十二月初七（1863年1月25日），清穆宗载淳写给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的国书。

这时的国书开头措辞就发生了明显变化，以“大”字开头，“大清朝”“大皇帝”“大亚美理驾合众国”“大伯理玺天德”。

这份国书内容是说美国使臣蒲安臣已到达京城抵交国书，同治皇帝看到国书写的很真诚，甚是欣慰。后面还是“寅承天命，抚驭寰区，中外一家罔有歧视，推诚相与，务在含宏”。

最后落款同样是“皇帝之宝”。

同治皇帝

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

说来也巧，1861年时，林肯本来是委任蒲安臣担任驻奥地利公使的，但因为奥政府的拒绝，后来华上任公使，于1862年递交了国书。

蒲安臣在华任职六年之久，1867年他卸任后，适逢清廷准备派员出访欧美各国，蒲安臣也有意自荐。同治皇帝又在恭亲王奕訢等一众大臣的建议下，就决定由蒲安臣担任大清国出访欧美各国的特使。

下面的就是同治皇帝写给美国总统的任命蒲安臣为特使的遣使国书

同治皇帝写给美国总统的任命蒲安臣为特使的遣使国书

03光绪年间与美的系列驻使国书、皇帝致书

光绪元年(1875年)，清廷发布上谕，正式同意对外遣使。这是清廷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变化。

马嘉理案后，英国公使威妥玛要求清廷派遣使节到英国道歉，清廷派遣候补侍郎郭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办理此事。就这样，清廷以派遣郭嵩焘前往英国为契机，逐渐建立起了大清国驻外公使制度。

从光绪元年（1875年)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清廷先后在欧、美、亚各洲的大多数国家，包括之前的周边藩属国都派遣了常驻公使，彻底改变了自咸丰十一年(1861年)以来长达十四年的只有外国驻华公使而没有清廷驻外公使的局面。

下面的这张驻使国书是光绪四年正月二十五日（1878年2月26日）清德宗载湉写给美国总统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的，内容是任命陈兰彬为特使，任命容闳为驻美助理特使。

光绪皇帝写给美国总统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的驻使国书

也就自这时，当清廷出使大臣驻扎外国时，他们都会携带这类国书，说明与常驻国相关的信息，成为清廷驻外公使的凭证。

光绪七年，清廷给美国总统詹姆斯·加菲尔德的派遣郑藻如的驻使国书

光绪十五年，清廷给美国总统本杰明·哈里森的

派遣崔国因的驻使国书及竹盒

光绪十九年，清廷给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的

派遣杨儒出任驻美公使国书及竹盒

光绪二十二年，清廷给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的

派遣伍廷芳出任驻美公使国书

除了这些常驻使节的派遣国书，还有一些因礼仪往来或政务事件发给外国元首的文书。

光绪皇帝

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

比如下面这份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1895年1月12日）以光绪皇帝名义写给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的回信。光绪二十年是慈禧太后六十岁之际，她不顾大清国内忧外患的现实，依然是好讲排场，计划在是年的十月初十（公历1894年11月7日）筹办生日庆典。时任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就向慈禧太后发出了祝贺。此后，清廷就以光绪皇帝名义向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回复国书，致以问侯，并由大清国驻美公使杨儒转交。

光绪皇帝二十年，光绪皇帝致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的

慈禧太后生日感谢的回信以及黄色丝绸封面

其实慈禧太后生日这一年是个特别敏感的时期，1894年，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内外交困的清廷多次与美国互动，寄希望于美国出面调停。不过，美国此时却奉行所谓的“中立”政策，并非真心实意，只是用所谓友谊的方式去影响日本。

但大清国为了自己期待的和平，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加强与美国的联络，实现友好和睦，共享升平。

下面的这份致谢国书就是光绪二十一年清廷感谢美驻华公使田贝在中日战争期间所做的贡献，称他“按照昔年成约所载，他国有不公轻藐之事，必须相助，从中善为调处之意。竭力筹划，田贝办事精祥，为朕所嘉许，此次奉命为中日两国极意调停，深资赞助……”

通过这段评价，可以看出，清廷是对美驻华公使田贝是一顿猛夸。

田贝表面上是应清政府之求前去斡旋，但所起的作用仅仅是传递信息，对清廷的权益保护帮助极其有限，对日本利益更是无丝毫损伤。实际上完全是为了巩固美国既得的侵略权益，通过不断游说清廷向日本妥协，在最后马关议和中极力帮助日本实现了缔约。

光绪二十一年，清廷给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的致谢国书

04结语

从道光年间起，随着列强的渗透入侵，清廷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开始发生变迁。清朝君臣仍然端着天朝大国的面子开始承认欧美各国不再是朝贡国。通过上面这些中西往来的国书，可以看出这些国书杂糅了玺书与敕谕，又积极与欧美外交接轨，延伸与发展出了新的对外交往模式。

（本文原创：史说新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