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赵全胜 【海外看世界】主编：
1981年秋我从北京大学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正值东亚问题大师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的经典之作《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产业政策的成长(1925-1975)》出版，我也有幸在他的博士课程班上听他讲授自己的研究心得。四十多年过去了，世界格局翻天覆地、苍海桑田，但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从未中断过。本期快评，我们以【产业政策与科技创新：国际舞台上的攻与防】为题，邀请了来自美国、日本、中國大陆和台湾地区的17位学者参加讨论，以期产生新的思想火花。
参与本次快评的学者及所在单位：
李春利 日本爱知大学
刘洪钟 上海外国语大学
邓中坚 台湾政治大学
杨水清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
赵宏伟 日本法政大学
白智立 北京大学
孙太一 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
王在邦 太和智库
周方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刘星 日本山梨学院大学
罗欢镇 东京经济大学
黄海涛 南开大学
吴崇涵 台湾政治大学
张东宁 东北师范大学
沈丁立 复旦大学
陈淑英 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
佟德志 天津师范大学
刘洪钟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
此产业政策非彼产业政策
17学者评【产业政策与科技创新：国际舞台上的攻与防】系列第2篇
在中美大国竞争的大背景下，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纷纷拾起已被抛弃二十多年的产业政策，在半导体、新能源汽车、大容量电池等新兴高科技领域，加大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西方媒体惊呼，产业政策正在卷土重来。
从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和汉密尔顿的贸易保护开始，产业政策事实上一直是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赶超的重要手段。从德国到美国再到日本，当前的发达国家在其崛起过程中从来都是产业政策的坚定践行者。但是，正如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张夏准所言，当这些国家借由产业政策而变成发达国家之后，他们就选择性地“忘记”了自己曾经走过的路，并试图踢开那个使其爬到顶端的行之有效的“梯子”，转而向发展中国家“贩卖”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好政策”和“好制度”。
198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大行其道，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玩家”。不过，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主要以跨国公司“打工者”身份融入全球供应链进而赚取微薄利润不同，以韩国和中国台湾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并未满足于“小富即安”，而是通过雄心勃勃的产业政策，实现了从电子、汽车到半导体等新兴产业的崛起和超越，这也使得东亚成为二战后实施产业政策推动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最为成功的一个地区。虽然1980年代之后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巨大影响，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产业政策看似逐渐式微，不过，如果观察韩国和中国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就会发现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依然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只是与1960-70年代所谓的发展型政府时期相比，政府治理市场和企业的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作者发表于《当代亚太》2023年第3期的文章“驾驭全球化：韩台半导体产业发展与超越的制度基础”）。在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主导力量的1990-2000年代，韩国与中国台湾的产业政策是在一种开放的竞争条件下实施的，也就是说，政府对企业的扶持并不以保护和封闭本国市场为前提，相反，都是通过推动本国（地区）企业参与全球竞争并找到适合自身特点的利基市场而发展起来的。事实上，韩国和中国台湾半导体产业崛起之路并非一路坦途，相反也经历了诸多障碍甚至是“生死挑战”，但最终都通过密切的政企合作以及对国际规则的充分利用而走出困境，台积电和三星引领全球半导体市场绝非偶然。
与东亚各国（地区）不同，也与其自身早期发展不同，当前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是在一种地缘政治经济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重拾产业政策的。其发展半导体、新能源汽车、大容量电池等新兴高科技产业的出发点主要不是为了本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而是为了所谓的国家安全和“去风险”。因此，在采取政府补贴等政策之外，这些国家还必须辅之以投资审查机制、出口管制甚至“小院高墙”等非市场保护措施，试图以此将更具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和产品拒之门外。从这一点看，美欧等国家和地区的产业政策与韩国、中国台湾及中国大陆的产业政策存在着本质区别。简单说，后者是为了发展而保护，前者则是为了保护而发展。
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产业政策当然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冲击，但影响将是短期的。长远来看，除非这些国家能够完全与中国脱钩，重新构建一套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产业链生态体系，否则，其产业政策将不具有生命力，因为在一体化的竞争市场中，企业成败终究还是要由资本、价格、质量和服务所决定，各国发展也终究还是要取决于自身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无需对美国及其盟友的非理性政策“以牙还牙”，而是应更大范围地开放本国市场，以更加开放的胸襟迎接外国投资者，以更加自信和从容的态度面对西方的非议甚至批评，最终以“四两拨千斤”的灵活手段将外部压力化解于无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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