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53军副军长赵国屏等人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锦州、长春相继被解放，他们所在的沈阳已经危在旦夕。

会议期间，赵国屏力劝周福成起义，遭到了周福成的严厉斥责和反对。

随后赵国屏被人拉了出去，等再进来时，他只说了一句话，周福成便如同泄了气的皮球， 长谈道;

“国屏，你可把我坑惨了。”

赵国屏说了什么？为何周福成听到这句态度就软了下来？这次起义又是否能成功呢？

赵国屏虽然是国民党将领，但他的心其实早就偏向共产党了。

这次起义也并不是临时策划，而是准备了很长时间。

要不是蒋介石刚愎自用，赵国屏还不一定会走上起义这条路，毕竟从一开始，赵国屏可是坚定地信仰着三民主义。

赵国屏原名赵镇藩，是吉林人。

他小时候上过几年学，但那时候正是军阀混战割据的乱世，赵国屏见证了战火连天，民不聊生。

年幼的他渴望一个和平安宁的社会，所以在学业中断之后，就走上了从军之路。

中学毕业后，赵国屏家里的条件愈发困难，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考入了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第四期步兵科。

毕业之后，他就在部队里担任排长，并参加了直奉战争，在战斗中立下战功，被升为连长，并进入北京陆军大学深造。

从陆军大学毕业，他就来到了东北军中。

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后，东北军的抗战热情高涨，赵国屏也是一样，他那时的愿望就是能够将侵华日军赶回去。

赵国屏深爱自己的国家，也深爱自己的故土，看着日军的铁蹄在东三省肆意践踏，他悲愤交加，向张学良建议改进装备，随时做好抗战准备。

但后来张学良改旗易帜，拥护蒋介石的领导，赵国屏又深入研究了三民主义，把希望也寄托在了蒋介石身上。

1931年，东北军被编入国民党序列，赵国屏所在部队的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独立步兵第七旅，他担任参谋长，兼619团团长。

在他的领导下，619团的战士们不怕流血不怕牺牲，一心抗日救国。

只是，接下来发生的“九·一八”事变，让一向坚定自己信仰的赵国屏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事发时，第七旅的另外几位团长都不在，赵国屏身为旅参谋长兼619团团长，成为了全旅的实际指挥者。

他当即指挥士兵前往预定阵地，随时准备参加战斗，可这个时候东北军总参谋长荣臻却传来指示，不许反抗，把枪都放进仓库里。

听到这样的命令，赵国屏整个人都愣住了。

且不说他们做不到缴械任人宰割，战士们都已经上了前线，这个时候让他们撤回来，也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了。

荣臻坚持下达命令，赵国屏只能说他先去传达。

心情复杂的赵国屏过一会儿又给荣臻打了个电话，诚恳道：

“这个指示已经同各团长都说了，他们都认为不能下达，官兵现在都已经在火线上了，如何能去手收枪呢？”

赵国屏希望荣臻能收回指令，但此时上峰已经决意牺牲第七旅，来换取和日军的和平。

见不管怎么说荣臻都不松口，下定决心的他在挂完电话后，就指示全旅按原定计划，准备迎战日军。

在赵国屏心里，胜也好，败也罢，总归不能“缴械投降”，否则就对不起国家，也对不起自己军人的身份。

在赵国屏的指挥下，第七旅拼死抵抗，期间有人劝过他好几次执行命令，赵国屏都一概不理，还命士兵将那些盲目执行命令，差点白白送死的官兵们强行架走，一起突围。

经过好几天的鏖战，赵国屏才安全抵达锦州。

事实证明，日军并没有因为国民党的示弱而减弱攻势，他们反而变本加厉，对东三省进行了更大规模的侵略。

随着日军实力在东三省的增加，第七旅不得不从锦州撤退至清河镇。

这件事给了赵国屏很大的打击，被敌人将自己从自己家赶出来的屈辱，比让他牺牲还难受。

那段时间，他对蒋介石，对国民党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但他那时还没看清蒋介石的真面目，仍对他抱有希望。

他以为蒋介石会吸取这次的教训，积极抗战，结果他还是错了。

蒋介石为“剿共”，置日军于不顾，后来他还把东北军调到了内战前线。

那时候赵国屏本来在积极抗日，接到调令后，就来到了鄂豫皖地区，与红军作战。

这里他之所以会听蒋介石的命令，是因为蒋介石一直造谣共产党“杀人放火”，很多国民党将领都被蒙在鼓里。

赵国屏也是其中之一，他甚至还想着赶紧“剿灭”共产党，好回去抗战。

直到有一天赵国屏遇见了一位好友，那位好友去过苏联，也见识过共产主义，当赵国屏问他关于共产党的事时，他表情复杂道：

“我只回你一句，我过去受骗了，不愿你再被骗。”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赵国屏的心底产生了一丝动摇。

在和红军作战期间，赵国屏部损失了不少人，此时他忽然醒悟，这么打下去有什么意义呢？

无非是多了些无谓的牺牲，于中国无益，对日军却大大有益。

而他部下也有些人在和共产党接触，随着慢慢对共产党的了解加深，赵国屏的思想逐渐发生了改变。

尤其是红军俘虏了赵国屏麾下的一个团长，最后却放了回来，还表示愿意和东北军合作抗日，赵国屏便对红军有了更大的改观。

不久后，在张学良的指示下，赵国屏和李克农等人商议了合作的事，还约定互不侵犯等约定。

张学良这时候也发现了不能再继续内战下去了，于是就有了西安事变的发生，赵国屏也有机会再次回到抗日战场上去。

1939年，东北军53军军长周福成，邀请赵国屏到他这里任职，次年，赵国屏调任为53军116师师长。

1940年年末，赵国屏参加了一次国民党的会议，那次会议之后，蒋介石给参会人员都发了“反共手册”。

正是抗战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却在背后向共产党“捅刀子”，这让赵国屏觉得十分厌恶。

再加上最近胡宗南一直在西北边区，赵国屏一下就明白了，他根本不是在提防日本，而是在提防共产党。

此刻赵国屏彻底看清了蒋介石的野心，也看穿了他为了消灭共产党编造的各种谎言。

清醒过来的赵国屏决定与蒋介石决裂，向共产党靠拢。

他悄悄去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了他曾经的同学，将53军在江南的部署和计划都交给了他。

同学见状立刻带他去见了叶剑英同志，两人还敞开心扉进行了一次谈话。

当时赵国屏甚至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实现。

后来八路军撤离重庆，赵国屏也有了新的任务，前往越南援越抗法，他和共产党的联系就暂时搁置了。

1943年，53军被编入抗日远征军，奉命援越抗法。

在越南期间，赵国屏屡立战功，和胡志明也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胜利之后，赵国屏回国时，胡志明亲自将他送到了船上。

他以为中国终于能迎来和平了，但事实令他心寒——蒋介石发动内战，和平再次被打破。

赵国屏不愿同室操戈，一直都在保留实力，尽量避免和解放军发生正面冲突。

一直到1948年，中共党员李书城带着吕正操的亲笔信找到了赵国屏。

中共听说周福成已经被提拔为第八兵团司令官了，就以为副军长赵国屏自然就会成为军长，这才派人来和他交涉，希望他能带53军起义。

赵国屏对于起义十分赞成，但现在有个关键问题是他并不是53军军长，因为周福成不愿放权，这点中共也没想到。

以赵国屏副军长的身份，很难率领全军起义，但他表示会尽自己能力去做思想工作。

其实这么长时间以来，赵国屏也发现有很多人厌战了，他们的作战情绪不高，再加上解放军日渐强大，相当一部分人的情绪都很悲观。

只要时间充足，赵国屏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听劝。

10月，53军主力转移到了沈阳，蒋介石亲自来到沈阳指挥部署，并命赵国屏率领53军归廖耀湘指挥，驰援锦州。

赵国屏暗喜，他正好可以趁去支援的时候起义，正当他为此事准备时，变故再生。

周福成不想让赵国屏去锦州，亲自去找了蒋介石，请求将53军留在沈阳，蒋介石只好同意。

计划赶不上变化，赵国屏的愿望再一次落空。

由于周福成坚持固守沈阳，解放军在解放了锦州、长春之后，便将沈阳围了个水泄不通。

赵国屏觉得此时动员起义最好，就在第八兵团部开会时，告诉大家现在情况已经不能再打了。

周福成一听这话，认为赵国屏是在动摇军心，严词喝止了他。

赵国屏则坦诚布公地说道：

“我是不怕死的，若是怕死也就不说了。我内部有本军掩护，外有共产党我的支持，我是为了你，也是为了大家的光明前途......”

他话没说完，130师王师长猛地起身，将赵国屏叫了出去。

这时候会上气氛剑拔弩张，大家都在思考刚才赵国屏的话，不少人心里已经开始动摇。

那位师长把赵国屏叫出去之后，告诉他自己先回去做准备，避免周福成发怒，将他们都扣下了。

其实赵国屏明白，王师长是想跑，但他没有声张，任由王师长离开了。

回到屋里，赵国屏就对周福成说：

“司令官，王师长说他回去马上就要行动了，大家都不愿意打了，130师已经有中共代表在那儿了，不信你问王师长的副官。”

赵国屏说的都是实话，只不过他知道王师长离开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他这么说的目的就是逼周福成接受起义。

王师长的副官也的确听见师长说要回去做准备，就点了点头。

周福成以为他说的是真的，仰头长叹道：

“国屏，你可把我坑惨了。”

看到周福成态度松了一点，赵国屏总算松了口气。

不过周福成也没那么容易妥协，第二天沈阳城里就四处谣传赵国屏被“处决”了，可见周福成依旧冥顽不灵。

赵国屏的话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很多人都不再听周福成的话拼死抵抗，不少军队起义，即便有个别负隅顽抗的，也很快就被解放军打败了。

周福成见势不妙想要逃跑，也被活捉。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辽沈战役大获全胜。

赵国屏顺应历史的潮流，站在了人民这边，实乃明智之举。

建国后，赵国屏投身到了新中国的建设中，一直到1967年病逝，终年65岁。

一直以来，赵国屏都主张团结抗战，反对独裁和内战。

无论是“九·一八”事变中的积极抗战，还是抗战期间的援越抗法，亦或是解放战争中的弃暗投明，都会载入史册，供世人缅怀纪念。

向赵国屏将军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