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为了防止蒋介石军事独裁，帮助国民党左派重新掌权，同蒋介石展开了明争暗斗，突出地表现在北伐和迁都问题上的较量。
在北伐问题上，苏共共产代表鲍罗廷试图通过欲擒故纵的方式，促使蒋介石在北伐中丧失更多的人心，来达到削弱蒋介石权力之目的。
但是，这个策略并没有也很难奏效。在迁都问题上，鲍罗廷指导武汉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展开斗争，挫败了蒋介石企图挟持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的计谋。
一谈起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与蒋介石的关系，更多的说法是论述鲍罗廷怎么扶植蒋介石、姑息迁就蒋介石，造成蒋的飞黄腾达。
谈到鲍罗廷对蒋介石北伐的态度问题时，也不例外，一些学者认为其实质就是迁就。为什么迁就呢？通常认为是为了拉住蒋介石。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一步一步地实现着其独裁和右转的计划，先是整理党务案，打击共产党，削弱国民党左派力量，夺取国民党最高权力。
以后为了进一步扩充实力，力主进行北伐，并试图借助北伐之机，限制工农运动，加重农民赋税负担。对于这一切，鲍罗廷等共产国际代表是有所觉察的。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使团在1926年9月12日的《关于对广州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中尖锐地指出：
蒋介石制造事件的目的，“就在于让共产党人立即离开国民党中央各部的领导岗位”，使“国民党中的领导作用从左派和共产党人联盟转到更为右倾的中派身上”。
鲍罗廷明确指出：蒋介石在“三二○事件”之后所主张的北伐，已经完全失去了革命的性质。
他在8月9日同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委员会成员会晤时说：“3月20日以后，北伐的思想在失去这种革命的性质。在蒋介石的政治提法中根本没有明确提出某些居民阶层的革命要求。
他谈论的不是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而是抽象的中华民族。他统率的不是由于有这些一致的要求而同人民大众联系在一起的革命军队，而是挂着政治部招牌的纯军事组织。”
有鉴于此，鲍罗廷主张对蒋介石实行削弱和打击政策，防止其把国民党拉上军事独裁的道路。鲍罗廷同蒋介石的权力争斗突出反映在北伐和迁都问题的较量上。
蒋介石失人心的“北伐”鲍罗廷等共产国际代表对蒋介石式的北伐并不认同，认为蒋介石在“三二○事件”之后领导的北伐，在军事上的胜利是没有问题的，但在政治上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对此，鲍罗廷在多种场合作了阐述，如他在8月9日同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委员会成员会晤时指出：
“北伐在军事上的胜利可以认为是有保证的。我们的军事权威们非常了解整个形势和吴佩孚、孙传芳及其他所有地方军阀的军事实力，他们权衡了各种可能的方案，得出了有利的结论。了解各派军阀底细的中国将军们也认为，吴佩孚在任何方案下都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失败。”
但在政治上“蒋式”北伐却可能遭到失败。同月16日，他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委员会与鲍罗廷会议上说：
“在湖北前线，总的情况可以说没有敌人。那里的敌人正在被埋葬。”“军人们会说，这是收缴敌人枪炮的讨伐。”但是“我不相信北伐，像现在从政治角度组织的那样会取得成功”。
鲍罗廷还分析了“蒋式”北伐政治上失败的原因。他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蒋介石为争夺势力范围，不可避免地与其他军事集团争斗，并在这种斗争中遭到失败。鲍在8月初谈论北伐及其政治前景时说：
“现在在蒋介石和保定派（保定派联合了国民革命军内的保定军校毕业生，其首领被认为是唐生智）之间就谁应进军湖北的问题开始发生严重的摩擦。
这些摩擦具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并将影响蒋介石在某一方面的政治上的失败。占领武昌后，这些将领就会在武昌提出兑现承诺的问题。每个人都要求给一个省，可是占领的省份少于将领的数量。
如果蒋介石是占领武昌的那个集团的首领，那么其他力量就会纠集起来反对蒋介石，并一致进行斗争，蒋介石就会在这场斗争中遭到失败。
二是“蒋式”北伐是以牺牲工农利益，来推进北伐。因此，北伐越发展，蒋氏失去人心越多。这是“蒋式”北伐在政治上失败的主要原因。
北伐伊始，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利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发布了《告工人书》，借北伐名义，限制工人的自由，要求工人牺牲本阶级利益，停止改善经济生活与政治地位的罢工斗争。
不久，又进一步提出，北伐军事时期，无论工农商学各团体，“不得任意罢工罢市罢课”，违者“即以反革命论”，并在广东汕头采取行动限制工农不得自由罢工，禁止民众争取自由权利的运动。
在拟定《中国国民党为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宣言》的过程中，鲍罗廷主张在北伐宣言中提出土地政纲或减租政策，蒋介石不赞成。鲍罗廷又提议待北伐军攻占武汉后再宣布，而蒋介石仍认为太早。
在北伐的过程中，蒋又增加新的税捐，这些新增捐税的重负亦主要落到了农民身上。而“强行收取这些税款和在农民中强制摊派军事债券又加强了豪绅、高利贷者和被收买的官吏们的地位，使广东省出现了大倒退。”
蒋介石对待工农的态度，同孙中山手定的“三大政策”是不相符合的，直接影响了发动工农群众支援北伐的策略方针的执行。显然，蒋介石北伐的目的和意图同中国共产党是不尽相同的。
他之所以热衷于北伐，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企图利用工农力量，牺牲工农利益，实现其军事独裁和扩大个人权位、获取北伐胜利果实的政治野心。
鲍罗廷分析说，北伐初期，不明就里的群众相信蒋介石和他所许下的解决国家问题的诺言，并愿意为北伐做出牺牲。但随着士兵及群众越来越明白，“敌人是软弱的，因此就不能把所有国内社会政策问题搁置一边，蒋介石的立场就会失去支柱。”
也就是说，老百姓愿意为打击北洋军阀做出利益上的牺牲，但是当他们知道北伐在消灭北洋军阀的同时，完全可以适当地解决他们的利益问题，而蒋介石却一味地限制他们争取自己权利，甚至不断地增加他们的负担时，自然会对蒋介石产生不满。
北伐时间越长、越发展，不满的情绪越强烈，不满的人越多，蒋会因此最终失去民心。
在鲍看来，这种在客观上打击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主观上牺牲工农利益的“蒋式”北伐，在政治上注定会失败的。
共产国际代表对蒋介石式的北伐性质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是，对蒋介石式的北伐采取何种对策？共产国际代表之间意见相左，加拉罕、维经斯基等人主张暂缓进一步北伐，“把全部工作集中在巩固广州基地上”。
他们认为，支持蒋介石迅速向北推进是有危险的。因此，他们在给广州中共党人的电报中要求：
“在广州阻止进行远征”。为了使中共党人贯彻他们的意图，维经斯基等人在发给广州电报的同时，与陈独秀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行交谈，以说服中共党人。
本来中共中央在“三二0事件”之前是主张北伐的，但是在“三二0事件”尤其是“整理党务案”发生后，多数人开始摇摆不定，经维经斯基等人的说服工作，开始赞成北伐暂缓。
对此，维经斯基在1926年7月24日给加拉罕的信中说明了这一点。信中写道：“您给广州的电报指出过分迅速地向北推进是有危险的，这是完全正确的。
陈独秀7月7日发表在《向导》周报上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文章，也是在与维经斯基长时间交谈后写成的，文章的内容完全符合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要求。
因此，当文章不被鲍罗廷和一些共产党人理解，而遭到指责的时候，维经斯基、拉菲斯等人立即站出来为这篇文章正名。
维经斯基说：
“在陈独秀的文章中所表述的中央的方针在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陈的文章是与我们长时间交谈后写成的），这个方针阐述了党对北伐的唯一正确的立场。”
鲍罗廷对蒋介石式的北伐则采取支持的态度。既然鲍罗廷认定蒋介石式的北伐已经失去革命意义，注定在政治上失败，按常理说，鲍罗廷应该反对蒋介石北伐。
但是，他为什么要采取支持的策略？
他是否想再次扶植蒋介石，帮助其进一步扩充实力，巩固其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其实不然，鲍罗廷的目的正相反，他是想通过蒋介石在北伐中的政治失败，达到削弱蒋之权力，从而帮助国民党左派重新掌权的目的。
鲍罗廷支持“蒋式”北伐，是否欲达到一石二鸟之功效，即除了试图通过蒋介石在北伐中的政治失败，来削弱蒋介石的权力外，还想利用蒋介石的军事实力，打击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
后者只是推测，目前没有看到资料能进一步证明，还不能给出肯定的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鲍罗廷支持蒋介石北伐，是看到了北伐在军事上能够取得胜利。
鲍也非常看中这一点，故在蒋介石出征北伐的前一夜即7月26日晚，就北伐的线路和后方问题同蒋进行了长谈。支持“蒋式”北伐策略的实施，是鲍罗廷帮助国民党左派向蒋介石夺权的开始。
为了实现这一夺权设想，鲍罗廷说服中共党人支持北伐，支持他的计划。如上所述，中共中央在“三二○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之后，对北伐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多数人赞成暂缓北伐也是与维经斯基等人的说服工作有关。
正因为如此，当鲍罗廷借中央代表团到广州之机，耐心地说服代表团成员时，代表团成员又都接受了鲍罗廷的主张。维经斯基说：“随着代表团从广州返回，中央委员总的情绪又主张进行北伐。”
针对陈独秀公开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文章，鲍罗廷批评说，这是告诉人们“我们不支持北伐，而只是批评北伐”。这样“可能导致同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冲突，因此应该防止这种冲突的很快到来。”
据此，他要求中共党人表明支持北伐的态度。为了使蒋介石放心地去北伐，鲍罗廷在蒋介石出征北伐的前一夜即7月26日晚，就北伐的线路和后方问题同蒋进行了谈话，用以表明全力支持蒋北伐。
蒋介石不管鲍罗廷有什么意图，只要支持他北伐，他就可以借助你鲍罗廷在国共两党间的影响，得到更多的支持，从而实现个人的图谋。看得出会谈令蒋介石非常满意，他在同一天同留守后方的将领们会见时兴致勃勃地说：
在政治问题上你们应该向两个人请教：一个是张静江，“另一个是鲍罗廷，是总统推荐给我们的，自总统去世以来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政治活动家。”
鲍罗廷的上述态度不仅令蒋介石兴奋不已，也由于鲍事先没有向维经斯基等人说明自己的真正意图，以至于维经斯基等人大呼鲍罗廷“把赌注下在蒋介石身上”，使“蒋介石的进攻野心越来越大”。
对于这一步的夺权设想鲍罗廷是抱乐观态度的，他在8月16日与维经斯基等人交谈时，满怀信心地说：“我们期待着汪精卫在蒋介石失败后回来”。
他甚至将蒋介石北伐失败后的计划都作了考虑。他将自己的设计向维经斯基等人作了说明：一旦北伐失败成为事实，“我将提出一个群众中开展运动的计划，以便让左派重新执政。
那时我们将说，造成失败的原因是：
⑴3月20日事件；⑵5月15日二中全会和⑶国民党回到了1924年改组以前的立场，即抽象地谈论‘国民’和‘国民革命’，而不把运动同群众的社会利益联系起来。”
很显然，鲍罗廷欲通过上述策略的实施，不仅达到扶助国民党左派重新掌权的目的，而且要摘掉共产国际代表在处理“三二○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中对蒋介石妥协的帽子。
鲍罗廷要帮助国民党左派重新掌权，为什么不公开打击蒋介石，而采取如此对策？在鲍罗廷看来，这个时候共产党再加上国民党左派，也无力抗衡蒋介石的实力。
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与蒋介石公开斗争，会导致“三二○事件”武力冲突的重演，而“这种冲突在目前恰恰意味着我们有丧失广东的危险。”要打击蒋介石，但又苦于无力量与蒋公开的斗争。
怎么办？鲍罗廷费尽心机地想出上述对策，试图等待蒋介石因北伐的政治失败而自行削弱。
他说：“如果我们由于没有实力，不能同蒋介石及其政治方针作斗争，那么我们就只有等待和面对蒋介石提出的北伐结束时等待着他的那种不可避免的政治失败。”
为了等到并利用这个结局，鲍罗廷告诫中共党人，不要采取任何导致同蒋冲突的行为。
他说：“现在任何使立场尖锐化的行为都会被用来谴责共产党人，似乎他们同左派一起促使北伐遭到了失败。站在这样的立场上，人们很容易把我们搞垮，那时就没有人来利用北伐在政治上遭到失败时候的形势了。”
鲍罗廷的上述策略并没有也很难奏效。因为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北伐，还是蒋介石进行的北伐，打出的旗号都是反对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况且蒋介石式的北伐也确实在打击北洋军阀。
这在客观上造成了蒋之北伐和共产党主张的一致，是反帝反军阀革命。连斯大林都说，蒋介石“除了反帝而外，不可能有其他作为。”
加之鲍罗廷力主支持蒋介石进行的北伐，而且鲍罗廷在说服中共党人支持蒋介石北伐时强调的语句：“蒋介石现在在前线作战，在完成巨大的革命工作，对我们来说没有问题要支持蒋介石。”
对树立蒋介石北伐的正面形象非常有利。这就更加消除了广大工农对蒋介石式北伐的怀疑。
尽管蒋介石进行北伐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其军事独裁，但是在有鲍罗廷影响下的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工农的支持和帮助，北伐军势如破竹，迅速扩大了势力范围。
所到之处造成了革命的形势，蒋介石的实力和声望也由此大增，而在蒋介石真实面目未公开暴露之前，他在政治上的失败是很难等到的。
毋庸置疑，鲍罗廷的策略很难达到预期结果。从另一个角度分析，鲍罗廷实行上述策略也是比较危险的，其代价太大了。因为它是用牺牲工农利益来换取蒋之权力的削弱。而鲍罗廷的真正意图又不可能公开地向工农群众解释清楚。
这样做的后果是严重的。经过这场“蒋式”北伐，不清楚鲍罗廷真正意图的工农群众会误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支持和帮助的反对北洋军阀的革命，就是要一味地牺牲切身利益，而不是争取自身利益。
这势必造成工农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反帝反军阀革命产生怀疑，导致工农群众反帝反军阀革命的积极性受到影响。
对鲍罗廷的策略，拉菲斯认为是投机。他说：“我们在广州遇到了对北伐的特殊态度——利用蒋介石的失败进行投机，指望（完全错误地指望）在这种情况下左派和汪精卫取得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