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富治上将去世前拉住陈康的手，含泪提出一个要求：我没干坏事，你帮我作证

1972年的3月26日时，病重多时的谢富治上将走到了生命尽头。临终去世前，他紧紧拉住老战友陈康的手，含泪提出一个要求：“我没干坏事，没在云南干坏事，你帮我作证，到时候你要替我说说啊。”

谢富治此言一出，陈康亦是震惊不已。其实，关于谢富治在“特殊十年时期”所干之事，他并非不知晓。然而奈何形势所迫，他亦是无法阻止什么。故而，当谢富治在去世前其言悔悟时，他亦是百感交集，一时间不知该说些什么。眼看老战友不回应，谢富治急得老泪纵横，不停地拉着他的手，期待他能表示些什么。谢富治和陈康都是湖北人，两人早年参加革命时间也差不多。于1926年时，受进步思想影响的谢富治在老家参加农协战斗，而陈康则是在次年参加当地赤卫队。到了1930年时，谢富治已经在红一军，而陈康则在鄂东红8军的第4纵。由于谢富治曾经参加过著名的“黄麻起义”，因此其革命起点比陈康更高。据悉，那时候谢富治在军中发起一句口号——要勇于怀疑一切，因此迅速得到红四方面军高层领导的关注、重视。于1935年的时候，谢富治担任政治部主任一职，而陈康则是团长。抵达陕北后，他们虽然一起被安排在抗大同期学习。不过，由于谢富治革故鼎新、改弦更张的更为迅速，因此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很快被任命为八路军129师772团的政治处主任、以及政委等等职务。

仅一年后，深得组织信任的他又被提任为385旅政委。除此之外，他还担任过太岳军区的副司令，乃陈赓将军的左膀右臂。而此时的陈康，自抗大毕业后，他先是被调到新四军工作，担任补充营长。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他才被任命为386旅772团的团长。而在解放战争的时候，他们虽然都在晋冀鲁豫野战军部队。不过，此时的谢富治已经官至纵队司令，而陈康为其纵队下属的旅长。后期，谢富治又被任命为二野三兵团的政委，而陈康仍旧只是二野13军的副军长。新中国成立后，谢富治更是一路高升、晋级，先后担任云南省委书记、以及昆明军区司令、政委等等要职。至于陈康，则一开始被任命为13军军长，后又进入军事学院深造。多年后，他担任昆明军区副司令一职，同时还兼任云南省军区地方副司令等等。纵观谢富治和陈康之间的关系、交集，他们在云南的时候曾共事十几年，再加上昔日在红四方面军、八路军129时共肩作战的生死岁月，然而两人之间关系却并不好。陈康曾经说过：“没什么了不起，谁是真正干事的，老百姓心里有数。负伤一次，我才升一级官。我这头上的副司令，是一级一级、真刀实枪打出来的，可不是溜须拍马出来的！”如此耿直性格，的确无法与谢富治交心相处。在特殊时期，谢富治又一次发挥他极其擅长的“改弦易撤”本事，不但四处讨好江青，而且还根据其授意带头诬陷、迫害老同志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