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史上，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c.1254-1324）无疑是最伟大的旅行家之一。据称他17岁跟着父亲与叔叔自威尼斯出发前往中国，服务于忽必烈汗廷，十几年后才回到意大利，《马可波罗行纪》（下称《行纪》）随后诞生。这本书激发了西方人对神秘东方的兴趣，马可波罗也成为探险精神的象征，就连哥伦布也是读了他的游记才想去东方探险，却意外地发现了美洲大陆。

但是，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这个问题却争论了几个世纪。即便在自己的家乡，马可·波罗也常被质疑和讽刺。1324年，70岁的马可·波罗临终时，朋友们要求他删除书中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谎言”，并称唯有如此，灵魂才能前往天堂。尽管如此，他的回答仍是：“我所说的，还未及我亲眼所见的一半。”16世纪后，西方传教士大批东来，看到封建专制下日益衰败的明清，远不如《行纪》中描述的富饶，越发不相信此书。

1871年，英国学者亨利·玉尔在其翻译的《行纪》导言里说，马可·波罗遗漏了长城、茶叶、缠足、鸬鹚捕鱼、印刷术、汉字等中国的标志性事物，这是不正常的。类似质疑在19世纪被多位学者不断提出。1996年，大英图书馆东方部主任吴芳思出版《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一书，把对马可·波罗的质疑升级为否定。她的论点有三：首先，《行纪》中并未交代缠足、饮茶与长城等任何外国人游历中国时会感到印象深刻的事物；其次，在素有“汗牛充栋”之誉的中国史籍内，居然未能寻见马可·波罗的名字和事迹，也就是没“铁证”；第三，马可·波罗自言曾参加过围攻襄阳之役，而这明显是他个人的自吹自擂，“马可·波罗可能从来没有到过中国，此书不过是道听途说”，她说。

马可·波罗没有到过中国？

这些论调遭到了多国专家学者的反对，其中又以英国著名蒙古史学家杰克生（Peter Jackson）为代表。他在1998年发表的《马可·波罗及其行纪》一文比较了《行纪》巴黎版、托斯卡纳版以及多个拉丁语译本，说明《马可·波罗行纪》并非出自马可·波罗本人之手，而是透过其牢友鲁斯蒂谦（Rusticello）的记载而反映出来，而《行纪》中未提及的事物，也不无可能存在于其他已失传的版本中。

《行纪》哪些内容是马可·波罗的原话？这还得从此书诞生谈起。1298年，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和骑士文学作家鲁斯蒂谦在热那亚相遇。当时，热那亚为了与意大利其他城邦争夺海上霸权，抓了很多人，这些人必须出钱赎身方能出狱，狱中的伙食也要自掏腰包。鲁斯蒂谦赚钱心切，就鼓动马可·波罗合作写书。作为专业人士，鲁斯蒂谦在执笔过程中，把枯燥的商旅笔记装进了更受欢迎的骑士小说和百科全书体裁中。因此，在现存最早的版本中，这本书的书名是《寰宇记》，意思是“对世界的描述”。

1299年，书稿完成。同年夏，威尼斯与热那亚议和，马可·波罗获释回家。《寰宇记》也面世即大热，人们在威尼斯街头朗读它，就像中国的“说书人”一样。

不过，遭遇了黑死病、十字军东征失败等打击的欧洲人并不愿相信，在东方竟有如此灿烂的文明。在意大利方言版本里，这本书叫《百万》（Il milione）。一百多年前，学者还以为，这个名字来源于马可·波罗的绰号，因为他爱吹牛，说起元朝的人口、物产、税收，都是百万级，所以叫“百万”。现代学者通过档案研究发现，马可·波罗祖上就有这个绰号，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家是威尼斯的“百万富翁”；也可能和他家祖宅的发音有关。

16世纪，航海、旅行成了最受欢迎的话题。意大利学者在编辑“航海旅行丛书”时，又改名《马可·波罗行纪》。这个版本后来被翻译成英文，流传至今。

《行纪》缺乏中国细节？

针对马可·波罗未能提供许多中国生活细节这一点，杰克生认为，首先马可·波罗很可能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为忽必烈汗效劳，例如出使印度，因此不一定长期待在中国一处。此外，他的身份也可能使他减少了与汉人有更多接触的机会。此外，马可·波罗声称自己通四种语言，但从他将伯颜丞相的名字误释为百眼可知，这其中可能不包括汉语。作为佐证，《行纪》里虽然提到了很多中国地名，但其中绝大多数地名的写法却都是波斯语里的写法

至于《行纪》中没有提到长城的问题，根据美国历史学者林蔚（Arthur Waldron）的研究，在元朝之前，中国确实多次建造过长城。但是，当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时，长城的绝大部分都已成为荒芜的遗址。将长城看成中国的象征，是明长城修筑之后的事。

关于缠足，学者黄时鉴收集了出土的元代女鞋资料，考据认为：元代女子缠足的主流是“窄足”，也就是将脚的前掌与足趾缠窄，而非后世广为人知的“三寸金莲”。直到明代后期，“三寸金莲”才引起来华传教士的注意。

茶叶与汉字在游记中的缺失，也大体可以做相似的解释——马可·波罗来中国时，茶叶还没有在蒙古人当中真正流行开来；马可·波罗一家主要依靠波斯语在华经商，不懂汉语，所以他对汉人的饮茶习俗和汉字缺乏关注。

为何中文史籍中没有马可·波罗的名字？

很多学者认为马可·波罗没有来过中国的证据之一，就是在中文史料中找不到马可·波罗的记载。不过，证据其实是存在的——中国历史学家杨志玖1941年在西南联大攻读研究生时，无意间从《永乐大典》的残片中，找到了至今仍是独一份的典籍证据。

那是一份关于元朝驿站的公文，记载了坐船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伊利汗国的三位波斯使臣的名字。无独有偶，《行纪》曾记载此事，说马可·波罗一家搭乘那条船顺道回国，提到了三位使臣的名字，并说三位使者最后只有第三位使者火者（Coja）活着，另两位死于海难——而在波斯语写的《史集》中，的确只提到火者一人的名字。信息对上了，基本算是“铁证”。

不过，这份公文并未提及马可·波罗的名字。对此，澳大利亚学者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认为这只是说明马可·波罗并不像他声称的一般在使节团中有重要地位罢了。杰克生也指出，中国习惯将外国商人视为贡使，商人在使节团中只是作为蒙古大汗之商业利益的官方代表，并不真正具有重要性。

近年来，还有很多学者不断提出马可·波罗到访中国的最新证据。例如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Hans Ulrich Vogel）。这位能够熟练掌握德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荷兰文、拉丁文，以及中文、日文和满文的汉学家阅读了大量一手材料和二手研究文献，试图核查马可·波罗那些屡受质疑的经济数据，是不是信口胡说。2012年，他在《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货币、食盐与税收方面的新证据》中将数种《行纪》不同版本中有关中国纸钞、贝币、盐币、盐业、税收制度的段落选出来与其他记载相对比，发现马可·波罗的记载不仅在质量上都优于其他同时期欧洲、波斯与阿拉伯旅行者的相关记载，同时也与中国的汉文史料记载若合。

要知道，马可·波罗在中国时，税收数据并不为公众所知，《元史》要到元朝灭亡之后才编纂、出版。他根本不可能从其他途径找到蓝本。简言之，虽然《行纪》在一些细节上有错误，但总体上与已知历史非常符合。如果说马可·波罗并未亲自走访这些地方，而仅凭道听途说而取得这些精细的资讯，确实很难让人信服。

《行纪》存在夸大嫌疑？

要说《行纪》一书中，最不可靠的，大概就是马可·波罗对自己身份的吹嘘。他能出入皇宫与大汗对谈，手持金牌在中国及海外行走，但到底做的是什么官，却没有明确写。人们也不知道，他在中国有没有妻儿，住在哪里，有什么朋友。

史料显示，元朝根据种族特征和降顺时间，把臣民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马可·波罗作为色目人，虽然地位低于蒙古人，但比汉人（华北、四川、云南等地的汉、契丹、女真人等）、南人（原南宋的臣民）的地位高得多。

至于具体职务，学者蔡美彪认为，他是享有特权的斡脱商人（官商）；历史学家李治安则认为，他是忽必烈的近侍。

斡脱商人替皇室、贵族放高利贷或经商，到各地包括域外采办商货、珍宝等物，这或许就是他能接近高层，却不被史料记载的原因。回朝复命时，他发现大汗喜欢听臣下讲述各地的风俗民情和奇闻逸事，因此，每到一处便用心收集这类资料，记录下来，以满足大汗的好奇心。

从文本看，马可·波罗记录的主要是各地区的物产、贸易、集市、交通、货币、税收等与商业有关的事物，对名山大川、文物古迹、行政事务、官场纠葛记载得不多。用有趣有料的内容，讨忽必烈欢心，这或许就是《行纪》如此丰富详尽的原因。

有关《行纪》的性质，杰克生如此总结：首先，该书是一部对已知世界的描述，而非马可·波罗本人的回忆录或旅行日志；马可·波罗也许未曾游遍中国，但是他似乎确实在中国与印度之间进行过海上探险；马可·波罗本人、行纪执笔者以及后世的传抄者等人在对中国的描述以及马可·波罗的地位上，确实有夸大其词的嫌疑。但是这并不能代表马可·波罗未曾到过中国。

来源：欧洲时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