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战役前，关于整个东北的战略布局，林彪与中央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中央向以林彪为书记的东北局指出：“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先攻锦州，卡敌脖子，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的战略设想。
而林彪则认为：
“南下北宁线先攻锦州，将40万东野大军从黑龙江齐齐哈尔沿铁路线机动到1000公里外的辽宁锦州，是典型的长途奔袭。而锦州后面就是沈阳，驻有30余万国军，一旦沈阳方向出兵掐断东野后方与锦州的铁路线。
如若打不下锦州，又挡不住沈阳的援军，铁路线还被切断的话，东野既便能够回撤，近1000公里的漫漫长路，势必丢光全部家当，好不容易攒起的家底，又将全部输光！”
对于如何解决被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大要点的国军主力，林彪当时对中央提出的“先攻锦州，卡敌脖子，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战略设想认识不足，认为在实施上存在较大的困难。
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1948年4月18日，林彪致电中央，明确提出：
“拟于5月中下旬集中9个纵队的兵力，实施攻打长春和阻击援敌的作战方案，力图在十天半月左右的时间内全部结束战斗。”
中央收到林彪的电报后，主席对于林彪的战役企图感到无法理解，但考虑到林彪作为整个东北战略区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应该给予其便宜行事之权利，便于4月22日复电林彪：
“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意见，但你们自己， 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以免你们自己及干部在精神上处于被动地位。”
当时，国军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1兵团司令官郑洞国中将指挥新7军、第60军共6个师连同兵团直属部队及部分联勤人员共10万人，担负长春守备任务。
为了达到长期坚守的目的，郑洞国在长春构筑了坚固工事，形成了完善的纵深防御体系。
长春虽相对孤立，但因与沈阳距离较近，便于沈阳之敌实施增援，而且与沈阳保持着空中联系，城内还有一定的粮弹储备，这使得长春守军下定长期坚守的决心。
1948年5月24日，东北野战军发起攻打长春的战役，奔袭长春西郊大房身机场。部队发起攻击后，虽然歼灭了部分机场守军，但余敌皆退进城内进行顽强固守。
该役，林彪并未达成战略目的。
林彪发现，东野部队对坚固设防的大城市还缺乏攻坚作战的经验，部队在战术和技术上都存在不少问题，全力攻城并无成功把握，遂决定暂停对长春的进攻。
1948年5月29日，林彪致电中央：
“长春城敌防御工事据查甚为坚固，除城周围布有强固工事外，城内则密布纵深抵抗的巷战坚固工事，我军攻长春即会付出最重大的伤亡，最后仍可能无法解决战斗。
因此我们改变硬攻长春的决心，改为对长春以一部兵力久困长围，准备在敌撤退时在途中追歼该敌，而以我主力转至北宁线，承德、古北口之线一带作战的方针。”
这份电报，是林彪在无法攻克长春后，战略思想上产生的反反复复和犹犹豫豫。
1948年5月31日，中央复电林彪：
“二十九日二十三时半关于行动方案电已收到，中央正在研究中。你部为准备东北主力出至锦、榆、津、平线及平、张、绥、包线作战，必须精心筹划由东北运输粮食至该两线之各项技术问题。以上各公路铁路情况如何，望查告。”
此电说明，中央对林彪放弃攻锦，改攻长春，又攻不下，改作南下作战的态度甚为无奈。只得要求东北野战军积极创造南下作战的条件，努力做好各项保障工作。
1948年6月1日，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后，再次致电林彪：
“攻锦州或攻长春，你们皆无定见，中央望你们与临汾战役作对比，下定决心，是否可能以两个月时间夺取长春。”
当日，林彪以“林罗刘”的署名电报回复中央：
“我们对此战局无最后的确定见解。”
1948年6月3日，朱德总司令就徐向前部攻克临汾之战斗经验，向中央军委提出了对东北野战军攻打长春的“十条建议”。
当日，中央对林彪全文转发了朱德总司令的“十条建议”，并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明确要求林彪：
“请对朱总司令所提意见中下列各项给以回答：
（一）以两个或三个纵队及几个独立师攻城，以七个至八个纵队准备打援是否可能？
（二）甲、能强攻则用强攻办法。
乙、不能强攻，即攻占一半或三分之一之后，改用长围构筑坚阵，以一部围困该敌，主力休整待机。”
1948年6月5日，林彪复电中央军委，提出我军可以采取的三个作战方案：
“一、即强攻长春。
二、少数兵力围困长春、主力南下作战。
三、实行较长时期的围城打援，然后再攻城。”
林彪在复电中着重建议：
“目前以采取第三个方案为好，即对长春采取较长期的围城打援，并最后攻城。估计敌被困饿到极点时，沈阳之敌可能被迫增援，因而以长春为钓钩，可能求得打运动战之机会。”
1948年6月7日，中央致电林彪：
“同意上述第三方案，即用三个月至四个月时间攻克长春，并争取歼灭援敌，待秋收后再攻承德或他处。希望你们通过攻取长春的胜利，为尔后南下作战逐一攻克各个大城市开辟道路，各个大城市的攻克将从长春战役取得经验”。
主席在电报中明确要求林彪：
“在攻长春的三个月至四个月时间内，你们必须同时完成下一步在承德、张家口、大同区域作战或在冀东、锦州区域作战所必须的粮食、弹药、被服、新兵等项的补给的道路运输工作。”
林彪收到中央的电报后，于6月15日至20日在吉林市召开了围城部队师以上干部会议，作出了围困长春的方针和部署，并报中央：
“以12纵第34师、第35师，6纵第18师，独立第6师、第7师、第8师、第9师、第10师和一个炮兵团担负围困任务，采取军事封锁与政治攻势、经济斗争相结合的方针，促使长春守敌粮弹俱困，军心动摇。与此同时，东北野战军主力则位于沈阳、长春之间的铁路两侧，准备打援作战。”
1948年6月23日，林彪命令组建围城前方指挥所。
6月25日，围城前方指挥所司令员萧劲光、政委萧华指挥9个师的兵力，以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攻势，对长春守敌正式展开围困作战。
但是，此时东北守军卫立煌集团仍在坚持“集中兵力，重点守备”的作战方针，并没有对长春实施增援，这就使得林彪的打援部队无法寻求战机。
1978年7月中旬，林彪在无法寻得运动战战机的情况下，不得不重新考虑东北野战军下一步的作战行动问题。
以当时的战场态势，长春守军有十余万人，且城防坚固，而东北野战军缺少对大城市攻坚作战的经验，如果强攻长春，又可能受到由沈阳、锦州北上增援的20万敌军的威胁。
最终，林彪决定：我军仍以南下作战为好，不宜勉强和被动地攻打长春。
1948年7月20日，林彪致电中央：
“拟于东北雨季结束后，主力即开始实施南下作战。南下作战的首要目标，是以奔袭手段分别包围歼灭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诸地之敌，继而迅速进行夺取承德和打援之战斗。”
1948年7月22日，林彪在两天的等待中并未收到中央的复电，便再次致电中央，提出了东北野战军南下与晋察冀部队配合作战的设想：
“如华北敌人确实空虚，则我军南下与晋察冀配合作战，则有全部歼灭敌人，夺取天津、北平的重大可能。同时，亦必然引起长春、沈阳敌人撤退，达到解放东北的可能。如中央同意七月二十日电的建议，在我们南下未暴露之前，请设法派兵团攻大同，将傅作义部队分散到大同方面去，以便我军能够各个歼灭敌人。”
林彪认为自己的这个设想，与中央“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战略设想是一致的，应该把东北野战军南下与晋察冀部队配合作战的战役设想更加具体化，以便形成明确的战役企图和具体的作战方针。
1948年7月22日夜，主席亲自起草电文并以中央军委名义复电“林罗刘”：
“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我军愈向敌人后方前进，愈能使敌方孤悬在我侧后之据点被迫减弱或撤退。攻击长春，既然没有把握，当然可以和应当停止这个计划，改为提早向南作战的计划。
在你们准备攻击长春期间，我们即告知你们，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
现在你们已经将注意力移到向南作战方面，研究南面的敌情、地形、粮食等项情况，看出其种种有利的条件，这是很好的和很必要的。
关于具体作战计划，希望你们详加考虑，拟出全盘方案电告。”
1948年7月23日，主席亲笔起草电文，并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政治委员薄一波，并转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的电报：
“华北军区立即组织西进兵团，以杨成武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迅速进军绥远，以便分散傅作义的兵力，便于东北野战军在北宁线作战。从而完成“东北打，华北拉”的战略任务。”
从1948年7月中旬，林彪提出放弃强攻长春，全军主力南下作战，到9月中旬正式实施北宁线攻势作战的近两个月时间里，林彪作为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对南下作战方案产生过多次犹豫和徘徊，在执行中央的战略决策也出现了几次变化。
也正是在中央耐心说服下，林彪对中央“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战役企图和实现的方式，才真正领会并认同，从而统一了东北野战军主要领导人的作战思想，为战役的组织实施指明了方向。
1948年7月30日，主席再次致电林彪，对东北野战军新的作战计划作出指示：
“关于你们新的作战计划，我们觉得你们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只要有可能就应攻取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歼灭范汉杰集团，然后再向承德、张家口打傅作义。
如果你们不打范汉杰先打傅作义，则卫立煌将以大力集中锦唐线，卫、范协力向西援傅，那时你们可能处于很困难地位。”
1948年8月1日，根据主席7月30日电报指示精神，林彪深思熟虑后会同罗荣桓、刘亚楼联名上报中央军委：
“东野下一步作战计划要点：
以3个纵队和两个独立师的兵力采取奔袭的手段，分别包围义县、锦西、绥中、兴城、山海关之敌，待主力到达后，逐一歼灭该5城之敌（共7个师，均属范汉杰兵团）。
第一步作战行动后，视情况进攻承德或唐山。
在第二阶段作战中拟留3个纵队和9个独立师在东北境内，主要目的是不让长春敌人撤退和乘其撤退时歼灭其全部或大部。”
但是，直到此刻，林彪对南下作战仍是心存顾虑，在决策上表现出瞻前顾后的犹豫和徘徊。
中央为了协调好东北、华北两个战略区的行动，要求东北野战军对上述作战计划的攻势发起时间尽快确定，而林彪对此却一直犹豫不决。
1948年8月3日，主席以中央军委的名义致电东北的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告华北的杨得志、罗瑞卿、耿飚，通报了杨成武部本月20日左右可完成一切准备，阐明了中央军委的战役决心：
“拟待你们东野部队在锦榆线作战业已开始，杨罗耿兵团任务确定，或者包围承德，或者包围唐山，并开始吸引傅作义主力向北或向东之时，杨成武部即开始西进，以配合你们作战。”
主席为敦促林彪的执行力，在电文中特别强调：
“杨罗耿任务究竟如何规定，何日行动，你们主力何时开始锦榆线作战，盼即告。”
但林彪收到主席电文后，在8月6日至11日的两次复电中，却始终不谈作战发起时间。
8月6日，林彪先是建议中央：
“杨成武兵团先出击绥远，吸引傅作义集团一部西援，然后东北野战军再南下。东野主力的行动时间，视杨成武部行动的迟早而确定。”
8月11日，林彪又以“林罗刘”的名义向中央提出：
“东野南下的粮食、道路等困难均无法解决，因而出动时间仍无法确定。”
林彪及东北局在南下作战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再三犹豫，令主席很不满意。
1948年8月9日，主席以中央军委名义复电“林罗刘”，严肃指出：
“你们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你们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
1948年8月12日，主席再次致电林彪，电文措词极其严厉：
“关于你们大军南下必须先期准备粮食一事，两个月前亦已指示你们努力准备。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一字不提。
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对于你们自己，则敌情、粮食、雨具样样必须顾虑周到，对于杨成武部则似乎一切皆不成问题。
试问你们出动遥遥无期，而令该部孤军早出。如此，对于战局有何利益？”
至此，林彪终于8月24日致电中央军委，明确表示：
“我们拟待铁路桥梁修好后，以三天时间运粮屯集在阜新一带。我部队大约于本月底或九月初出动，在九月六日前后，即可在北宁线各城打响。”
主席接到林彪复电后，鉴于林彪之前的再三犹豫，于9月5日，再次去电敦促林彪，并进一步明确东北野战军作战目标：
“你们秋季作战的重点应放在卫立煌、范汉杰系统，不要预先设想打了范汉杰几个师以后就去打傅作义的承德十三军。
你们可以在北宁线上展开大规模作战，在此线上作战补给较便利。这又是中间突破的方法，使两翼敌人卫立煌、傅作义互相孤立。
因此，你们主力不要轻易离开北宁线，要预先设想继续打锦州、山海关、唐山诸点，控制整个北宁路（除平津段）于我手，以利尔后向两翼机动。”
1948年9月6日，林彪以东北局集体会议决议的名义复电中央军委：
“我们完全同意军委九月五日电对我们行动指示之意见。此次奔袭如能达到使义县、高桥、兴城、绥中四处敌人未逃回锦州、锦西、山海关集中，则锦州亦将成为有利之进攻目标。”
1948年9月7日，中央军委发出由主席亲笔起草的致“林罗刘”的电报，系统深入地阐述了我军以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战略决战思想，以及实现这一思想的战役指导方针问题。
这就是后来以《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著名篇章。
该电指出：
“六日十三时电悉，你们同意我们五日电所提意见，甚好甚慰。我们准备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是具有可能性的。
只要我们每年歼灭正规军一百个旅左右，今后三年要求我军歼敌正规军三百个旅以上。今年七月至明年六月，我们希望能歼敌正规军一百五十个旅左右。
此数分配于各野战军和各兵团，要求你们配合罗瑞卿、杨成武两兵团担负歼灭卫立煌、傅作义两军三十五个旅左右（七月杨成武已歼一个旅在内），并攻占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除北平、天津、沈阳三点以外的一切城市。”
主席在电文中还对林彪指出：
“为完成歼敌任务而组织实施的这次战役应该采取的正确方针，这就是：你们如果能在九、十两月或再多一点时间内歼灭锦州至唐山一线之敌，并攻克锦州、榆关、唐山诸点，就可以达到歼敌十八个旅左右之目的。
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
此外，主席在电文中对于战役部署和作战决心上也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指出：
“你们应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为适宜。 长、沈之敌倾巢援锦，争取将卫立煌全军就地歼灭。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于此，你们应注意：
（一）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
（二）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即在卫立煌全军来援的时候敢于同他作战。
（三）为适应上述两项决心，重新考虑作战计划并筹办全军军需（粮食、弹药、新兵等）和处理俘虏事宜。”
主席的这封电报，确立了东北野战军在即将发起的辽沈战役中的作战方针。林彪根据电报指示精神，迅速制定了相应的作战计划。
1948年9月10日18时，林彪将作战计划上报中央军委，该计划分两步实施：
“第一步，以奔袭动作歼灭义县及北宁线各据点的敌人，切断关内外敌军之联系。
第二步，集中兵力攻取锦州和打增援之敌。”
战役基本部署是：
“以6个纵队和炮兵纵队主力、2纵之第5师、冀察热辽军区3个独立师，担负歼灭义县至昌黎一线之敌军，尔后相机夺取锦州、锦西、山海关。
以5个纵队位于沈阳西北及沈阳至长春之间，阻止沈阳敌军向锦州或长春增援，并随时准备参加攻锦作战和歼灭长春突围之敌。
以12纵和6个独立师、一个炮兵团及内蒙古军区骑兵第2师等部，继续围困长春。”
1948年9月11日，中央军委致电“林罗刘”，批准了东北野战军的作战计划。此后，东北野战军主力即转入南下作战的实施阶段。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拉开帷幕。
锦州是北宁线上的枢纽，更是东北国军的防御重点。
由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中将指挥的第93军、新8军各两个师，新6军1个师，原属第60军的1个师共6个师，连同特种兵、后勤及地方部队约10万人，负责坚守锦州。
范汉杰以第93军1个师布防于义县，新8军1个师布防于高桥，第54军3个师布防于锦西、葫芦岛和兴城，新5军的3个师布防于绥中、山海关、秦皇岛、北戴河一线。
此外，华北“剿总”以所属第62军等部4个师布防唐山至昌黎一线。
东北野战军11纵及冀察热辽3个独立师，最先攻击昌黎至兴城诸点。于9月12日包围了绥中、兴城之敌，并于9月14日攻克昌黎。
东北野战军北线部队则迅速奔袭北宁线，4纵、9纵于9月16日突然包围义县守军，使其来不及向锦州收缩，成为瓮中之鳖。
9月25日，8纵、9纵攻占了锦州以北的葛文碑、帽儿山等要地。
9月27日，7纵攻占高桥和西海口。
同日，4纵一部进占塔山，截断了锦州与锦西、葫芦岛的联系。
在陆路增援锦州的通路被切断之后，国军紧急布置空运增援锦州，首先从沈阳空运第79师两个团到达锦州。
9月28日，东北野战军9纵逼近锦州机场，用炮火封锁了机场，致使国军向锦州增援的通道被彻底切断。
9月29日，4纵攻占兴城。
10月1日，3纵及2纵5师攻克义县。
至此，东北野战军已歼灭敌军2万余人，切断了北宁路。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中将所率锦州10万守军完全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但是，随后的战局很快发生了变化！
1948年10月2日，蒋介石飞抵沈阳，紧急调整作战计划：
“范汉杰集团固守锦州，以求吸引与消耗东北野战军主力。
华北“剿总”的第62军、第92军1个师、独立第95师以及驻山东烟台的第39军2个师，迅速海运至葫芦岛，会同锦西、葫芦岛原有的4个师共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第17兵团司令官侯镜如指挥，迅速增援锦州。
沈阳地区的新3军、新1军、新6军、第71军和第49军主力共11个师另3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由第9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指挥，先向彰武、新立屯攻击，截断东北野战军后方补给线，然后向阜新、义县方向进攻，协同“东进兵团”夹击东北野战军。
长春的郑洞国集团则伺机准备向沈阳突围，以东西对进，三面夹击之势来解救锦州之围，重新控制北宁线。”
1948年10月2日下午，林彪得悉国军已经海运4个师抵达葫芦岛后，忧心忡忡林彪担心被沈阳、锦西、葫芦岛之敌三面夹击。
林彪判断葫芦岛之敌必大举援锦，锦西至锦州之间仅相距50公里，且无险可守，担心阻援部队不一定能挡得住援敌。
林彪犹豫再三后，于当日22时紧急致电中央军委，提出继续打锦州或者回头打长春的两个作战方案，表示“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
林彪对贯彻中央已经确定的辽沈战役总方针的犹豫和徘徊，使得我军再次经历了战场决策的变化。
主席接到林彪电文后，对林彪大战前的举棋不定大感震怒：
“要林彪南下北宁线，这是年初就定下来的事情，结果如此，怎么得了？电报不要写别的，就写请他林彪到军委来，我到他那里去……”
随后，主席复电林彪，在电文中严厉指出：
“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应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
1948年10月3日清晨9时，在罗荣桓政委、刘亚楼参谋长的建议和劝说下，林彪经过反复考虑后，在位于彰武以北的冯家窝棚铁轨上的列车里，再次致电中央，表示：
“决心仍攻锦州”
1948年10月4日清晨6时，主席复电“林罗刘”，明确要求：
“按照你们三日九时电的部署，大胆放手和坚持地实施，争取首先攻克锦州。”
至此，辽沈战役的序幕缓缓揭开，解放战争东北战场的胜利由此奠定。
在辽沈战役的筹划阶段，以及战役展开之初，林彪的个人意见与中央的战略决策产生了很多分歧。
如何解决这些分歧，中央对林彪进行了耐心的说服，而非压服，从而保证了辽沈战役的最终胜利。
在一点上，主席的战略思想高屋建瓴，林彪的战役指挥出神入化，二者相得益彰。
辽沈战役开启了人民军队与国民党军队的决战，为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胜局！
本文资料引自：
1、《辽沈战役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8年版。
2、《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战争全战事》，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1997年版。
3、《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出版，200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