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高度评价他是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而他却是以暗杀和暴动为主要革命手段的光复会首任会长、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北大校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主席，还写了《共产党祸党证据及共产党在浙祸党之报告》。
近代史中，蔡元培先生如一颗璀璨的明星，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其学识渊博、才华出众，光绪年间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然而，甲午战争的爆发，让蔡元培深刻地认识到清朝政府的腐朽与无能，国家的未来充满了危机。怀着对国家命运的深深忧虑和对民族前途的强烈责任感，他毅然决定弃官返乡，转身踏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 兴办教育。
这一转身就是一辈子，从1894年到1911年，辗转多地，不知道那个时期他的信仰是否越磨越坚，但是生活很精彩，因为他不仅又结了次婚，还在前一段婚姻中写了《夫妻公约》，有兴趣的可以读读，“看看如何修复夫妻感情之后二婚”。民国元年，44岁的他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 ——《大学令》，可以说这个时候的他才真正的进入高光时刻。1916 年 12 月，蔡元培先生开始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北大的岁月里，他实践了对中国教育制度民主性质的改革。他秉持着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的办学理念，广纳贤才，不论出身、不论派别，只要有真才实学，都能在北大找到一席之地。一时间，北大汇聚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一大批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学术大师，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和中国思想文化的前沿。在蔡元培先生的领导下，北大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学术氛围浓厚，思想自由奔放，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才，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输送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除了对北大的卓越贡献，蔡元培先生还积极参与了中央研究院的创立。中央研究院的成立，为中国的科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支持，推动了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他以高瞻远瞩的眼光和卓越的领导能力，引领着中国的学术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始终坚定地站在文化与学术的前沿，积极参与保障人权和反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斗争，为中国的文化自由和学术独立不懈努力。
抗战爆发，蔡元培先生又积极参与组织成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发动文化界人士及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位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担当。即使在病重之际，他依然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前途，为抗战事业奔走呼号，令人敬仰。
蔡元培先生的精神和贡献，将永远在历史长河中闪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