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任与挑战
1938年，侯礼祥因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军功卓著，被调任中央军委警备团担任副团长。担任副团长后，侯礼祥一如既往地严格要求自己，对任务尽职尽责。他常常亲自参与巡查，严格检查驻地安全状况，还为警卫部队制定了更加详细的警戒计划。
在此期间，他与其他高级指挥官密切配合，带领警备团妥善处理了几次突发事件。一次，敌方特务企图靠近驻地侦查，侯礼祥带领部队迅速出击，将其截获，保护了中央机关的安全。
1939年，形势愈发紧张，战况复杂多变。在一次执行中央首长转移任务的过程中，敌方突然发动袭击。侯礼祥带领警备部队与敌军交战，战斗十分激烈。他亲自指挥前线，确保部队能有序掩护中央领导撤离。就在激战中，一枚敌方炮弹爆炸产生的弹片击中了他的下腹部，造成严重伤势。他当场被抬下战场，送往后方进行紧急救治。
负伤后的侯礼祥卧床数月，伤情虽然得到控制，但身体再难恢复到以往的状态。医生明确表示，他已不适合继续担任高强度的军事职务。这一消息让中央军委不得不重新考虑他的安排。这时，叶剑英作为老战友，主动向他伸出了援手。
叶剑英多次与相关负责人商议，建议为侯礼祥寻找一份相对轻松但仍有重要意义的岗位。最终，叶剑英亲自出面，将他推荐到了湖北省委。到湖北省委后，侯礼祥被安排到江陵县委工作。
身份的转换与困境
转业到江陵县委后的第一年，侯礼祥的处境极为尴尬。组织没有给他明确的工作安排，也没有发放工资来源。原本寄希望于到地方开展革命工作，但现实却与预期相差甚远。他每日按时到县委，却常常在无所事事中度过，连日常的生活开销也没有着落。家里的积蓄早已用尽，他不得不四处筹钱维持基本生活。
迫于生计，侯礼祥走访了家族中的族长，详细讲述了自己的困境，请求借用家族祠堂作为临时经营场所。在族长的斟酌下，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他将祠堂简单收拾了一下，摆上几张木桌和凳子，开了一间牌铺，成了附近村民们聚集消遣的地方。
牌铺里，每天都人声鼎沸，三教九流的人流络绎不绝。附近的农民、商贩，甚至一些来往的路人都会进来坐上一会儿，有的玩牌，有的闲聊。侯礼祥表面上经营牌铺，其实一直留意着人群中的动静，尤其对一些言语间可能泄露敌情的人格外关注。他不动声色地听取各方消息，虽然身处困境，仍未放弃对革命工作的关注。
到了第二年，组织终于为侯礼祥指派了一项特殊任务。根据县委的安排，他需要假扮国民党伪联主任，潜伏进入敌人内部，以搜集情报和策反敌方人员。接到任务后，他迅速投入角色，依靠之前在军中积累的经验，他很快在敌人内部站稳了脚跟。他与当地国民党的伪组织成员建立关系，参加会议，仔细观察他们的部署和行动计划，并将重要情报秘密传递给组织。
然而，不久后，一次突如其来的叛变让局势急转直下。一名地下工作者被捕后叛变，将整个潜伏网络暴露给了敌方。侯礼祥所在的行动小组遭到了敌人的大规模搜捕，许多同志牺牲或被捕。为了避免牵连，他不得不迅速转移。在撤退中，他与组织失去了联系，携带的重要文件也未能及时处理。在这个混乱的局面中，他只能尽量隐藏身份。
身份证明的丢失与苦楚
在抗战的混乱中，侯礼祥藏在床底的重要身份证明文件被人趁机盗走。当时，他四处寻找，无论是曾经的居住地还是可能存放文件的地方，他都仔细翻查了一遍，然而这些证明身份的关键文件如同蒸发一般再无踪影。
新中国成立后，侯礼祥的困境并未结束。因为早年潜伏敌人内部担任伪职的经历，他在村子里被人看作“有问题”的人物。一些人议论他是国民党的旧部，也有人对他过去的身份表示怀疑。在这种环境下，他时常受到村民的疏远和冷嘲热讽。组织上开始进行土地改革时，他试图与当地党组织联系，希望能够重新证明自己的身份。然而，由于缺少相关证件，党组织对他的情况了解有限，也没有进一步安排。
在土地改革的工作中，侯礼祥只能作为普通农民参与其中。他被分配到生产队劳动，像其他农民一样从事田间耕作。这些农活对他而言既陌生又吃力，他过去的革命经历并未让他有机会接触这些体力活。村里的生产队长看在眼里，对他格外关照，尽量安排一些相对轻松的任务，比如放牛。
求助无门与冤屈
1959年，侯礼祥的处境也因此愈加艰难。当时，他所在的村庄接连召开批斗会，几乎每个人都要接受审查。侯礼祥过去曾担任国民党伪职的历史再次被提起，尽管他一再解释那是组织安排的潜伏任务，但始终无法说服别人。在那样的环境中，没人愿意相信一个没有证件、又与组织失联的人。
改造期间，他被安排到村里的砖窑厂帮工。砖窑厂的环境恶劣，尘土飞扬，工作又累又脏。他每天和一群壮年劳动力一起抬砖、搬石头。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个月，他的身体愈发虚弱，精神上也倍感无力。这时，他偶然听说曾经的上级杨得志和杨勇仍在军中担任重要职务，便萌生了向他们求助的想法。他花了好几天时间整理思路，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叙述了自己的革命经历以及目前的困境。他将信寄出后，每天都在等待答复。
几个月后，杨得志和杨勇的回信相继到了。他们在信中表达了关切，并对侯礼祥的情况表示理解，还特意提到会将他的情况向有关部门反映。拿到信件的那一刻，侯礼祥感到事情有了转机。他立即将信交给村里的干部，希望以此证明自己的清白。然而，这些信件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并未起到作用。村干部看了信后，反而怀疑这些信是伪造的，并直接将他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
随着这顶新帽子扣下来，侯礼祥的处境更加艰难。他被公开批判，村里的批斗会上经常点名让他发言检讨，甚至有村民因为怀疑他而对他态度更加恶劣。
清白的证明与恢复名誉
1971年，侯礼祥在一次劳改的间隙，偶然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一条消息：杨得志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员。这让他意识到一个久违的机会。他虽然年近六十，但仍旧坚定地决定前去济南，亲自向杨得志求助，为自己洗清多年的冤屈。他向公社申请了几天的假期，简单收拾了几件衣物，带上仅剩的一点路费。
侯礼祥从村里步行出发，一步一步走到沙市，这一段足有一百公里。他天未亮便出发，带着干粮和水，边走边休息，终于在第二天清晨到达。到了沙市，他打听到去济南的路线，又设法混上了一艘北上的货船。船上，他几乎全程躲在角落里，生怕被人赶下去。船到港后，他又辗转搭乘火车，终于在数日后抵达济南。
到了济南，侯礼祥找到杨得志所在的军区大院，向门卫表明身份。门卫对他并不信任，但见他坚持不懈，最后决定向内通报。杨得志得知消息后，亲自出来接见了这位多年未见的老战友。杨得志仔细听了侯礼祥的陈述，详细询问了他的情况。得知他这些年的遭遇后，杨得志感到十分惋惜，当即表示会尽力帮助他解决问题。
侯礼祥在杨得志的安排下，住进了军区的接待所。杨得志随即派人整理侯礼祥的材料，并向上级汇报了他的情况。几天后，杨得志写了一封正式的信函，详细说明了侯礼祥的革命经历和现状，并通过官方渠道转交给相关部门处理。安顿好一切后，侯礼祥才启程返回江陵。
1973年，杨得志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他来荆州视察工作时，专门抽空前往江陵了解侯礼祥的近况。他与当地县委沟通后，再次详细说明了侯礼祥的身份背景，并亲自为他作证。杨得志的到来让江陵县委开始重新审视侯礼祥的问题。与此同时，曾任江陵县委书记的魏西也出面作证，补充了更多侯礼祥在地方工作期间的贡献和情况。
经过多次调查和审查，1975年，中共江陵县委终于作出了决定，恢复侯礼祥的红军待遇。侯礼祥多年积压的冤屈，终于得到了平反。
参考资料：踪的红军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