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朱元璋以元朝法度废弛而招致灭亡为鉴，格外重视修订法律的相关事宜。

于是其亲自率领群臣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令，包括有《大明令》、《大明律》和其亲自编订的四部《御制大诰》等等。

朱元璋认为“法令者，防民之具、辅治之术耳”，法律是用来防范民众犯上作乱和辅助君主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

那么，他是如何将孝治纳入法律中的呢？

以孝入律

《大明律》是一部统一的刑法典，由朱元璋亲自主持修订，从草创到定型历时三十年，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正式颁布，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

改变了唐宋法律以内容分为十二篇的结构，仅保留“名例”列于律首，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作为律名。

相较于唐律而言，其条目的数量进一步减少，对于涉及伦理关系的犯罪降低处罚程度，普遍加重对涉及国家政治、社会秩序等严重犯罪行为的处罚。

同时，朱元璋在制定《大明律》时，将孝道观念与法律制度相结合，借助法律的强制力推行孝道的实施，同时对不孝的行为进行惩处。

《大明律》中最为严重的罪行被归纳为十恶”，是指危害江山社稷、毁坏宗庙建筑、叛国、谋杀官吏、谋杀父母等十恶不赦的罪行，而其中恶逆、不孝、不睦、内乱四条的内容与孝道有关。

恶逆是殴打及谋杀祖父母、父母、家族的血亲长辈。不睦是谋杀或犯卖缌麻以上亲属，殴打丈夫及大功以上尊长、小功亲属。

不孝是指告言、咒骂祖父母、父母或家族长辈;祖父母和父母在世时，瓜分家产:父母去世时，子女有娶事宜:祖父母或父母的丧事，隐匿不报;假称祖父母或父母去世等行为。

内乱是与小功以上亲属、亲父祖的妾室通奸。其中恶逆、不孝、不睦三条直接涉及到惩治对祖父母、父母或是直系血缘亲属的不敬行为，或是有损其躯体甚至是其生命的行为。

内乱是指血缘亲属或与长辈妾室私通的行为。将悖逆孝道的行为与叛国谋逆的重罪共同放入十恶条，足见朱元璋对孝道的重视程度。

朱元璋对有违孝道的人施以严刑峻法,却对因行孝道而触犯法律的人予以宽宥。

“若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而子孙擅杀行凶人者，六十”，子孙为父母及祖父母报仇，杀死行凶者按律当斩，但其出于孝道而杀人，故而轻判其罪，仅是六十。

同时，法律中还设有“犯罪存留养亲”条，即“凡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者，而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家无以次成丁者，开具所犯罪名奏闻，取自上裁，若犯徒流者，止一百，余罪收赎，存留养亲。”

施行此法律条例，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不犯十恶不赦条中的罪行，祖父母或是父母年迈多病而家中没有次子奉养，如此臣民才能以“存留养亲”为由,上书请求皇帝延期处罚。

为防范臣民身为独子因罪而死，导致其父母老无所养情况的发生，朱元璋制定“存留养亲”条，意在鼓励天下百姓赡养并善待父母，以此推行其孝道观念。

朱元璋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推行孝道，既借助严刑峻法是来震慑天下臣民，又将宽宥行孝道者罪行的做法融入于刑法之中。

“屈法”以申“纲常”

明代的法律是由君主命令大臣制定，依靠国家强制力来保障其实施，是用来统治民众的重要手段。

皇帝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掌握行政和司法大权，他制定法律，对违法犯罪的人依律判处，借助刑罚来威慑百姓。

在多数情况下，臣民违反相关法律，要以律论处;而在少数情况下，某些臣民因行孝道而有违律法，朱元璋作为君主却会赦免其罪行，这就产生了屈法以全孝道的做法。

朱元璋认为“父子之亲，天性也，然不亲、不逊之徒，亲遭患难，有坐视而不顾者”，有人出于孝道愿以己身代受父罚，感念其父子情深，故而“为孝子屈法，以劝励天下”。

天策卫兵卒吴英之父因罪下狱，吴英诣阙陈情，自愿为官奴，替父罪。

朱元璋认为吴英自愿以身代父受罚，其心可嘉，其情可表，但为人子者，理应在平时就劝谏父亲,这样就不会遭此祸端。

他还告诫吴英,“汝自今凡遇父有不善，当即谏止，若不听，必再三言之，使不陷於非义，斯为孝也。”

朱元璋赦免吴英父亲的罪行，是要此事为例，向天下百姓彰显行孝道的好处，从而推行其孝治政策。

江宁人周琬之父为滁州牧，因罪判处死刑，时年周琬十六岁，上京面见皇帝并请求以身代父。

朱元璋怀疑周琬年幼，受人教导才要如此行事，下令要将其斩首。周听此圣旨，却是面不改色。朱元璋对此十分惊讶，故而下令宽宥其父，改判为流放成边。

周琬再次进言，说“成与斩，均死尔。父死，子安用生为，顾就死以父成。”朱元璋闻此言，更加生气，下令将其绑缚送去市曹，而周琬却面露喜色。

朱元璋这才察觉周琬的孝心，即刻赦免他父亲的罪过，亲自在御屏上题字“孝子周琬”。不久之后，周琬被授予其兵科给事中一职。

无论是出身兵卒的吴英，还是年幼的周琬，他们都是主动以身替父受过，皇帝赦免其父的罪行。朱元璋作为大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屈法”以申“纲常”。

但这并不意味着出于孝道而代父受过者，无论所犯何罪都会被皇帝赦免。例如，常熟人虞宗济的父兄触犯法律，官吏即将逮捕他们。

虞宗济告诉兄长“事涉徭役，国法严，往必死”，但父亲年迈多病，兄长尚未有子嗣，而自己已有子嗣，愿以身相代。

宗济“挺身诣吏，白父兄无所预。吏疑而讯之，悉自引伏”，于洪武四年被斩首。朱元璋的“屈法”以全孝道，是为了巩固其政权。

宽宥子代父过者，即父母触犯法律而其子女愿受其过，朱元璋宽宥其孝行，予以教免。

此举既树立了孝子贤孙的典范，又彰显了“仁君”风范，从而更好的推行其孝治的政策。

朱元璋的“屈法”以全孝道,没有明确的量刑原则，或是完全宽宥罪行，或是允许子女代刑，或是一定程度上减轻罪行，这都取决于朱元璋个人的心意。

他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掌握司法大权，对司法拥有任意解释的权力，对法律中统一的量刑标准置之不理，此举破坏了司法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孝道优先

朱元璋将孝道精神与法律制度相结合，在执行相关法律规章时，以孝道为准则，既会对父母犯罪而其子女愿以身代刑者，予以赦免或是减轻处罚，又会应允因触犯法律却为赡养父母而上书请求延期惩处的臣民。

其推崇孝道优先的原则，并不拘于法律条文之中，如若百姓行孝道，哪怕其行为与法律或是政策向悖，也会赦免或是减轻其责。

朱元璋此举是为让天下臣民以孝道为生活准则，将孝道融入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

朱元璋“屈法”以全孝道，赦免因行孝道而触犯法律的臣民，其意在树立孝子典范标榜天下，但这并不意味着，朱元璋会轻视法律的作用，因孝道而被赦免的臣民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罪行并不会得到赦免。

朱元璋“屈法”以申纲常，是为发挥孝道的教化作用，从精神层面控制民众，若要想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还是要依仗法律的威慑力。

这是源于帝制时代始终推行“人治”高于“法治”的政策，皇权凌驾于法律之上,使法律不能彻底发挥其治国的作用。

而朱元璋推行以孝治理天下，在司法中宽宥孝子的举动，就是以孝为由而放宽量刑标准。

这与“八议”在本质上都是相同的，都是在冲击法律的公平性，体现着皇权高于一切的原则，这是帝制时代所特有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