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云南省开远市那可是毒品泛滥得厉害，当地的老百姓都被毒品害惨。
1994年的时候，《中华之剑》摄制组到了云南开远市的解放军化工厂。在那个地方，他们把139名吸毒者的家属都召集到了一起。小小的会谈室里，这些家属都是工薪族，他们是为人父母的，而且他们也是受害者。
那令人悲痛的会谈一结束，这139个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就决定一起联名给中央写信，他们就盼着云南的毒贩能受到惩处。
那时候，李鹏总理收到这封信以后，心里特别沉重，马上就作出批示：“云南的禁毒工作已经到了必须狠抓的时候了。”
【云南开远：过境贩毒高爆地区】
新中国成立前那会儿，公开种罂粟的地儿多达100多万公顷。就4亿人里，靠制售毒品为生的就有30多万人。
不过，新中国成立之后，就狠狠地惩治了这种丑恶现象。仅仅三年的时间，就差不多把在中国危害了一百多年的烟毒这一恶魔给禁绝了。
可是在80年代初的时候，国际贩毒集团瞅准中国对外开放这个机会，把“金三角”的毒品运到港澳，再打进国际毒品市场，毒品就又像汹涌的潮水一样涌回来了。
中国的西南边境紧挨着“金三角”地区，边境线弯弯曲曲、绵延不断，而且还没有天然的屏障。80年代刚开始的时候，境外那些毒贩就开始往云南边境地区偷偷渗透少量毒品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欧美消费市场的需求不断增长，这一情况刺激了“金三角”，使其毒品产量连年大幅增加，在中国境外还建了好几十个生产海洛因的毒品加工厂。
与此同时，国际贩毒集团和那些毒贩子开始想尽各种办法，趁着中国边境开放的机会，拼命要开辟出他们所谓的“云南通道”，这样就把中国弄成了“金三角”毒品贩运的边境国了。
假道中国云南的贩毒活动越来越多了，云南省内流动的毒品也跟着变多了，这就带来了毒品消费，让吸毒现象蔓延开来。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云南边境那块，吸毒的人越来越多了，这里面大部分都是青少年。而且，因为吸毒导致犯罪的事儿那可太多了，到处都能看到。
吸毒的人越来越多。好多男性吸毒者为了弄钱买毒品就去偷、骗、抢的，女性吸毒者，为了毒资甚至出卖自己的身体。这对社会治安造成特别严重的危害。
同时，注射毒品感染艾滋病毒的人群在不断扩大。
1990年12月，《关于禁毒的决定》被通过了。这可是一部很有中国特色的禁毒法，禁种、禁贩、禁吸的方针在这部法里得到了全面体现。对于依法打击那些走私、贩卖、运输毒品的犯罪分子，还有依法禁吸戒毒来说，这部法提供了很强有力的法律武器。
从1993年开始，各地都在强化禁毒执法工作。这一年全国总共查破了26191起毒品案件，查到涉毒违法犯罪人员40834名。另外，西南边境地区，特别是云南的缉毒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全国这一年总共查获了26191起毒品案件，查到涉案的违法犯罪人员达到40834名。收缴的鸦片有3354公斤，海洛因是4459公斤，还有想走私到境外的醋酸酐等制毒化学品90吨。加起来总共逮捕了7677名毒品犯罪分子，判处刑罚的有6137人，被判无期徒刑、死刑的有1410人。
云南、广西两省收缴的鸦片总量占到全国的70%，海洛因总量也占到全国的82%。这战果真让人兴奋，可这背后，是数不清的家庭被伤得千疮百孔。在禁绝、抓捕、打击的工作进程里发现，那些藏得很隐秘的吸毒贩毒的小城，慢慢就像拨开浓雾一样，出现在阳光底下。
1994年，云南有个开远市，那是个边陲小城，当时城里到处弥漫着毒烟和苦泪。
1990年，云南省开远市铁路中学有个学生给上级写了封信。他看到毒品流进开远市，心里又害怕又难受。他在信里惊恐地说：“我同学里都已经有人开始吸毒了。”
大伙好像都没发觉，这可是一种特别丑恶的违法行为。
这封沉痛的信让开远市的吸毒现象开始有了改善，打击吸毒贩毒的力度也一年比一年大。
就因为这样，那些被毒品折磨得够呛的家庭，终于能腾出手来讲述自家的血泪遭遇了。
中央领导很重视这些信件。1994年的时候，中国开展了一场“挽救失足吸毒者”的运动，《中华之剑》摄制组就在这个时候到了云南省开远市。
【139名家属联名上书：“打击贩毒行为。”】
方有为一看到有人愿意为云南拍摄一部纪录片，特别高兴，赶紧倒上茶水招呼摄制组。等他坐下来想要说点啥的时候，这个皮肤黝黑的汉子眼睛忍不住红了起来，说道：“毒品可把我们害惨了……”
毒品泛滥带来极大危害，当地少数民族群体的身体素质严重下降。工农业生产发展不了，家乡建设也搞不起来，甚至出现了拿田产、儿女去换毒资的情况。
摄制组得知这一情况后，全都沉默了。他们本有一堆问题想问的，可这时候，就想听听这位副处长倾诉。
都没人管的吗？谁来管管？村干部都吸毒。毒品可不光是破坏经济建设这么简单，那是直接对基层政权组织产生威胁！
摄制组离开云南德宏州后，又到了砚山县平远镇。
走进这个小镇的时候，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里居然是人均年收入还不到300元的贫困山区，只见路旁一排排“小别墅”整整齐齐地排列着。
再朝着镇子里头走，就看到有几间茅屋，摇摇晃晃的，好像马上就要倒了似的。可是到了傍晚，那屋顶少瓦、窗户漏风的小屋里，居然有炊烟一缕缕地冒了出来。
跟当地居民打听后，他们这才晓得，那几座最气派的别墅都是毒贩和他们亲戚住的地方。“马金、马慈休的别墅盖下来花了65万，沙国柱家建别墅花了差不多100万才建好，马文卫家前前后后用了90万。”
在当地居民看来，这些毒贩又穷奢极欲又特别高调，在乡邻面前提自己那些不义之财的时候，一点都不避讳。
云南省禁毒委在摄制组到达的时候就会见了他们这一行人，给他们讲了平远镇那些让人触目惊心的过往：
“工作队压根就压不住他们吗？”摄制组特别吃惊。
云南省禁毒委员会主任刘选略摇着头说：“他们把地区、州里政法委的副书记，还有我们省民委参加工作队的一个科长，这两个人都给活活打死了。”
摄制组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道：“听说，他们每家都有枪？”
刘选略神情沉重地微微点头：“枪支老多了，多到能装备一个团。”
摄制组的记者们还没能完全接受“一个团的武器”这一吓人的事实。
他们到平远街去采访当地居民，问道：“当时这儿贩毒、卖枪严重到啥地步了？”
那个被喊住的中年男人愣了一下，然后老老实实地讲：“在咱们这儿，有些毒品，就跟卖炒豆、卖新出的芦笋似的，能公然在市场上售卖。”
“数量规模大不大？”记者表情严肃地问。
男子回想了一下，好像没觉得数量有多庞大：“有时候贩卖几十支，有时候能贩卖到几百支。”
在场的人听了，都倒吸一口冷气。
摄制组一路走来，脸上就没再露出过笑容。他们马上要去的地方，是开远市解放军化工厂，那可是个让人心里更不好受的地方。
1994年的时候，开远解放军化工厂里有139个来自各界的人，他们被毒品害得不轻。于是，这139个人就联合起来写了封信给中央领导，信里就说，得严惩那些像“庆父”一样的坏家伙，把毒贩都枪毙了，好救救他们的孩子。
现在，他们都聚在这个不大的会议室里，脸上木呆呆的，就瞅着摄制组在那儿摆弄设备、布置现场。
龚鹤灵在解放军化工厂干了好些年，是个老工人了。他孩子沾染上了毒瘾，这龚鹤灵，本就是个暴脾气，这下眼睛里都满是红血丝了。他恨恨地说：“我这心里头的压力可太大了，经济上的负担就更别提了，他现在脾气还那么坏，真让人受不了，肯定得把他正法了。”
化工厂有个资深工人，他这一辈子最厌恶毒品了。他对着自己那像鬼一样的亲生子女说：“你，还不如死了，你死了的话，咱们大家就都解脱了，你解脱了，我们也解脱了。”
看到摄制组那惊愕的表情，他泛起一丝苍凉的笑，说道：“这样，家庭能安宁，咱们都能多活几年。”
旁边的唐兴林也是退休工人，他捶着胸口，满脸疑惑：“咱给党工作，勤勤恳恳几十年，一直跟着党的方向走，我从没做过一件敷衍了事或者昧着良心的事，咋养出来的孩子会出这种事？我拿皮带抽了他两回，他也跑了两回，抽都不管用。”
凌凤翔还在岗位上，她低着头，像是不想让摄像机拍到自己脸上的泪水，说道：“我们对他们，那是又恨又疼又爱，一点办法都没有。”
退休工人张秉智一脸凄然地望向远方，说道：“娃娃参加工作后，开始的时候，上边和下边的人都挺赏识他的。可他太不像话了，现在想戒掉那些坏毛病，咋戒都戒不掉，一直就那样。我和他妈妈都不知道哭了多少回了，我们现在精神上和思想上都扛不住了。”
凌凤翔满脸泪水，抬起头说道：“咱们大家看到吸毒的人，不管啥时候、啥地方，心里的感觉都一样。要说让他们死？这也就是气话罢了。实际上，哪个当爹妈的舍得自己孩子死？”
就像是触动了她那满是苦难的神经一样，凌凤翔不停地诉说着：“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自从我孩子染上毒瘾之后，我就从来不敢吃早点，就一块钱一碗的早点我都不敢吃。上夜班的时候，我也从来不吃夜宵。”
“我图啥？我就寻思着能省点钱，好替他去赔偿，赔偿……”这话一出来，在场的父母们个个都特别有感触，屋里到处都是轻轻的抽泣声。
凌凤翔还在哭着诉说：“我们家打造了一副30多公斤的脚镣，把他拴在家里，孩子上床睡觉的时候也得提着脚镣。”
他对妈妈说：“妈，我好累。”然后把床单给撕了，还说自己心里特别难受，就连洗澡的时候都这么铐着。
凌凤翔的孩子，毒瘾戒掉了没？
后来，保卫科的人来领她的孩子，还对她说：“你这么做可是犯法的。”
凌凤翔就只讲了一句：“我宁可去犯法。”
脚镣被锁链锁得死死的，之前都差点被挣断了，凌凤翔没办法，只能用电焊把它铆死。
就这么着，她只能干看着保卫科花了一个多小时把那副脚镣给拆掉。
她特别困惑，迷茫地向周围人寻求帮助：“天底下当父母的，哪有愿意自己孩子这样的？能想的办法我们都想遍了。可厂里吸毒的孩子太多了，谁想这样？没办法，我们只能向党中央求救了，求求党救救我们的孩子吧。”
1994年的时候，李鹏总理收到了139名父母写的联名信。总理看到这封信后，心里特别沉重，马上就提笔批示：“请云南省认真查处。”
同时，在批示里他专门提到：“云南的禁毒工作已经到了必须狠抓的阶段，关键要发动群众，大家都参与到禁毒工作中来，这样才会有真正的成效。”
【严打进行时：大联合，大禁毒】
1994年的时候，云南在禁贩毒品这块工作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一年，缴获走私进云南的鸦片有876.7公斤，跟上一年比，少了735.8公斤；海洛因缴获量多达2810.4公斤，和上一年相比，也少了735.8公斤。
139位父母联名写了封信送到李鹏总理那儿后，开远市就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毒品联合整治行动。开远市对吸毒的人做了统计，结果让人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就这么个小小的开远市，吸毒的人居然有2133个。开远解放军化工厂有5000名职工，其中“瘾君子”就超过300个。
另外，厂矿受到的毒害也特别严重。
开远市马上就在厂矿和办事处设立了12个戒毒所。解放军化工厂也为300多个沾染上毒瘾的职工办了两期戒毒班。
解放军化工厂戒毒的时候，由于没有科学戒毒理论来指导，一开始那戒毒方式可粗暴了，就“一看，二关，三放走”这么个搞法。最后，结果那叫一个惨，复吸率达到了百分之百。还有，负责戒毒班的两名厂保卫科的经济民警，一个因为吸毒被送去劳教了，另一个吸毒吸过量，就那么死在大街上了。
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戒毒管理模式，这个模式把强制脱毒、身心康复还有融入社会功能都集合到一块了。
2002年到2006年的时候，国家、省、州市、县区各级的财政总共拿出了6.15亿元，分批次对云南全省的64个戒毒所搞新建或者改扩建。
2006年的时候，张云珍跑到开远戒毒所去看自己儿子张立，这儿子，染上毒瘾都快20年了。张立从20岁就沾染上了毒瘾，这一晃，都40多岁了。
马振华对张云珍说：“你儿子已经报名进社区。在社区里，会教他们生产自救的技能，参加生产劳动还能拿到合适的报酬。社区会给他们解决社会救济的事儿，给办低保，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生活需求也都会满足的。”
张云珍还了解到，要是生产劳动能力强的话，就会被聘为生产或者管理方面的骨干，又或者能成为戒毒所的员工。
张云珍瞧着出所人员里越来越多的人自愿申请进入“雨露社区”，这人数都已经有170人，她心里就想，这日子可算是见着亮儿了。
2010年11月的时候，有一个国际禁毒参访团来到了云南开远市参观考察。这个参访团可不得了，是由13个国家的23位驻华联络官组成的，这些国家包括西班牙、泰国、德国、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