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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弘之死虽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除李治立嗣禅位，给武则天擅政所造成的威胁，因为李治还有别的子嗣，但是，武则天争取到了时间。

专制政治之下，君主当然可以随意选择自己的继承人，但是，培养继承人并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尤其需要时间。这样一来，李治禅位于太子以摆脱武则天控制的计划便只好搁置。

李弘死后不久，李治与武则天所生的第二个儿子李贤被立为太子。

李贤字明允，生于永徽五年(654年)年底。李贤容貌端庄，言行得体，很受李治的宠爱。刚刚几岁的时候，李贤便显露出非凡的才智。他读书过目不忘，已经足以使李治感到惊奇。

更令李治高兴的是，李贤在读到《论语》“贤贤易色”一句时，反复诵读。李治问其缘故，李贤回答说：“性实爱此。”

李治听了以后，大为称赏，井向李勣夸耀说：

“此儿已读得《尚书》、《礼记》、《论语》，诵古诗赋复十余篇，暂经领览，遂即不忘。我曾遣读《论语》，至‘贤贤易色’，遂再三复诵。我问何为如此，乃言性爱此言，方知夙成聪敏，出自天性”。

亲贤人远女色，这是帝王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则。李贤很小就懂得此中含义，自然使李治认为他很可能成为一个理想的继承人。

李贤出生的第二年，受封为潞王，历官幽州都督、雍州牧。后来，徙封为沛王，进位扬州大都督、右卫大将军。又改封为雍王，领雍州牧、凉州大都督，实封千户。这期间，李贤曾经改名为德，一直到上元元年(674年)才恢复原名。

上元二年(675年)六月，李治下诏，立李贤为皇太子，大赦天下。这一年，李贤二十二岁。不久，李治命其监国。李贤处事明断谨慎，朝廷群臣无不服其识量。

李治非常高兴，亲自书手敕加以褒扬。

在这份手敕中，李治说：

“皇太子贤自顷监国，留心政要。抚字之道，既尽于哀矜；刑网所施，务存于审察。加以听览余暇，专精坟典。往圣遗编，咸窥壶奥；先王策府，备讨菁华。好善载彰，作贞斯在，家国之寄，深副所怀。可赐物五百段。”

在这期间，李贤召集一批学者，对范晔的《后汉书》进行了注释。在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纪传体史书中，《后汉书》以史料翔实、体例完善、笔调畅达而闻名。尤其是范晔撰写的论赞，总结经验教训，评论是非得失，切中时弊，寓意深长。

李贤注《后汉书》，在校释训诂之外，自然不乏心得体会。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注书，李贤把一大批著名学者笼络在自己周围，使自己的羽翼日渐丰满。

参与注书的太子左庶于张大安、太子洗马刘讷言、洛州司户格希元以及学士许叔牙、成玄一、史藏诸、周宝宁等人，在李贤周围形成了一股势力。其中张大安官居相位，是李贤最得力的官僚。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李贤的行为都会引起武则天的疑虑和不满。武则天毒杀李弘，打乱了李治禅位于太子的计划，继续把朝政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她在等待时机。自从李治提出让位于武则天的想法之后，武则天的政治野心更加膨胀。她从专据后宫到把持朝政，一步一步地扩张权势，现在已经不满足于到手的东西。

她的目的已经十分明确，正在朝着皇帝的宝座挺进。

但是，李贤的成长使武则天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这位足智多谋的年轻太子出手不凡。他册立之初便以处事明断博得李治的欢心与朝臣的赞誉，又以修史为名拉起一班人马。

这些“文学之士”与兼任太子宫臣的朝廷重臣内外合势，与武则天的北门学士分庭抗礼。

更令武则天忧虑的是，她的左膀右臂此刻已经不复存在。李义府于乾封元年(666年)死于嶲州流所，许敬宗于咸亨三年(672年)在致仕二年以后死于疾病。这一时期中，朝廷宰相有戴至德、刘仁轨、李敬玄、高智周、薛元超、张文瓘、来恒、郝处俊、李义琰、张大安。

这些人大部分兼任东宫属官，虽然并不全是太子亲信，但却显然不是武则天的死党。

因此，武则天在朝中的势力大不如前。如果李治此时决定禅位李贤，武则天便将面临灭顶之灾。

这一时期中，李贤与武则天在大政方针上的分歧也日益明显。这位英姿天纵的太子虽然并不像他的兄长那样急于纠正母后在对待宗室亲族方面的罪愆，以免引起武则天的恼怒，但却同样使武则天感到他并不买自己的帐。

为了使李贤顺从自己的意志，武则天命北门学士撰写了《少阳正范》、《孝子传》，拿去给李贤阅读，并几次用书面形式，对李贤加以训诫。

不料，这位少年气盛的太子根本不打算对母后百依百顺。李贤有自己的主张，有李治的信任，有朝臣的支持。李弘之死使李贤明白，顺从并不能救自己的命，这是实力与智谋的较量。李贤不仅是在为自己的前途，而且是在为大唐王朝的命运而奋斗，他准备为此而与武则天对抗到底。

当然，李贤并不打算与母后决裂，他只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他从《后汉书》中学到不少东西，懂得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他竭力避免与武则天进行正面冲突，不想重蹈李弘被毒杀的覆辙。

但是，武则天不肯善罢甘休。她不能容忍太子失去自己的控制，日益强大，并最终毁掉自己的美梦。

为了实现这一美梦，武则天已经杀死了自己的长女和长子，为了实现这一美梦，武则天准备把自己的次子也送上断头台。

仪凤四年(679年)，李治再次命李贤监国。此时，李治的身体越来越坏，而李贤的声望日益上升，武则天认为自己必须尽快下手，除掉这个障碍。

武则天有一名宠臣，名叫明崇俨。

此人的祖先是平原士族，世代在江南为官，其父明恪，官至豫州刺史。明崇俨年少之时，随其父在安喜令任所。县中有一小吏，善于装神弄鬼，明崇俨对此人十分佩服，天长日久，竟然学会了他的全部“法术”。

乾封初年，明崇俨应封岳举及第，授黄安丞。正巧刺史的女儿病重，多方医治不愈，明崇俨毛遂自荐，施展法术，弄来许多特殊物品，出人意料地使病人死里逃生。

此事不胫而走，越传越奇，李治闻之，召其进觐。明崇俨鼓其三寸不烂之舌，说得李治十分高兴，便任命他为冀王府文学。

不久，明崇俨又讨得武则天的欢心，累迁正谏大夫，特令入阁供奉。此人机敏聪慧，善于察言观色，经常借谈论鬼神之机，评议时政得失。后来，他投靠武则天，为她施法求神。

明崇俨曾经私下对武则天说过，李贤不堪承继大位；李显相貌类似太宗李世民，可为明君；而李旦相貌最贵，后福无穷。这些话传到李贤耳中，使他忧心忡忡。

武则天本来就对李贤心怀不满，有了这些说词，便有借口废黜李贤，另立他人。李贤知道这些鬼话在当时会起到什么样的效果，自然对明崇俨恨之入骨。

使李贤不安的还有另外一件事。

当时，宫中私下传言，说李贤并不是武则天的亲生儿子，他的母亲，是武则天的姐姐韩国夫人。

李治宠爱韩国夫人及其女儿魏国夫人，确有其事，但是，说李贤是韩国夫人所生，却并无什么真凭实据。

其实，李贤完全可以不理会这些谣言。因为如果李贤不是武则天所生，她绝不会让他当上太子。武则天心狠手辣，做事干净利落，不留后患。

她对韩国夫人及魏国夫人与自己争宠妒火中烧，韩国夫人死后，她马上下手毒死魏国夫人。如果李贤是韩国夫人所生，很难想象武则天会把他说成是自己的儿子，并让他登上太子宝座，也许李贤早已被悄然除掉，下场决不会比李忠更好。

但是，李贤不可能不理会这些谣言。即使他不相信自己是韩国夫人的儿子，也可以从中获得一个信息：他已经失去了武则天的母爱，至少周围的人已经看破了这一点。

如果把这些传言和明崇俨的说词联系起来，对李贤来说，便意味着一种危险。李贤对后宫中发生的一切耳闻目睹，自然不难从其中看出这种危险。

仪凤四年(679年)，明崇俨突然被杀。

这也是一桩无头案，人们颇怀疑是太子李贤所为，武则天更认定明崇俨之死与李贤有关。几天以后，李贤受命监国，此案搁置，更增加了人们的怀疑。

其实，以李贤之明智，并不见得为了保住自己的太子之位而出此下策。此举于事无补，徒然增加武则天的恶感，李贤不会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不过，无论明崇俨之死是否与李贤有关，武则天把愤怒埋在心里，李贤便没有解释的机会。这样一来，李贤的处境更加不妙。

李贤有一位属官，名叫韦承庆，此人进士出身，博学有才智，为太子司议郎。他曾经多次上书，向李贤进言。在这些书启之中，韦承庆对太子的地位以及言行处事之方详加论述，相当深刻、切于实际。

韦承庆的这份书启，系写于李贤立为太子一年左右，即仪凤元年(676年)，事在李治下诏褒奖李贤监国并注《后汉书》之前。

如果把韦承庆的书启与李治的诏敕联系起来进行考查，我们可以认为：韦承庆此书只是指出李贤应该注意的一些倾向，而李贤在实际上采纳了他的建议。

但是，正如书启中所指出的那样，有些事情并非由李贤专断自决，而李贤本人并非完人，说得到、想得到、听得到的事情，并非都能做得到，这样一来，就使得李贤的太子之德在实际上大打折扣。

此后，韦承庆又上了一封谏书，专门陈述骄奢淫逸之弊。

韦承庆的两封书启，实质上都是以如何保持太子之位作为其基本立场，由此可见，李贤从一开始被定为继承人，便处于危险的境地之中。韦承庆希望太子克终令德，防微杜渐，固有可取之处，但在实际上，武则天野心勃勃，窥伺皇位，不择手段，志在必得，不会容忍妨碍她成功的因素存在，即使是自己的亲生骨肉也不例外。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李贤有无失德，只要武则天认为他是自己的敌人，就一定能找到把柄把他消灭。况且李贤本人也并不是抓不到把柄。

明崇俨被杀的次年，即永隆元年(680年)，武则天以“好声色，与户奴赵道生等狎昵，多赐之金帛”的罪名，派人告发李贤。

李治命宰臣薛元超、裴炎与御史大夫高智周审理其事。他们从东宫马坊之中搜出皂甲数百领，当作谋反的证据，又逼迫赵道生承认自己受李贤指使杀死了明崇俨。于是李贤谋反之罪成立。

当武则天把这一消息通知李治时，李治几乎无话可说，但他还是尽其所能回护李贤。

然而，武则天不肯让步，她对李治说：

“为人子怀逆谋，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

李治无奈，下诏废李贤为庶人，振人将他押回京师，幽禁起来，把搜得的皂甲焚毁于天津桥南，以宣示士民。

此案未发之前，李贤曾作《宝庆乐》。

当时，李嗣真以通晓音律闻名京师，在太清观演奏此乐，对道士刘概、辅俨说：“此曲何哀思不和之甚也？”

二人对曰：“此太子所作《宝庆乐》也。”

乐为心声，《宝庆乐》如此名实不符，反映李贤当时的惶恐不安，已经达到了掩饰不住的程度。

李贤被废黜以后，他的亲信属官皆遭杀戮。太子洗马刘讷言因撰写《俳谐集》献给李贤，受到牵连。李治闻讯，大怒曰：“以六经教人，犹恐不化，乃进俳谐鄙说，岂辅导之义邪！”将其流放振州。

太子典膳丞高政是左卫将军高真行之子，因受李贤牵连，李治把他交给其父，令其加以训责。

高政回到家中，高真行用佩刀刺其喉、其兄户部侍郎高审行又刺其腹，高审行之子高旋斩其首，一家人生怕牵累自己，如狼似虎一般把高政杀死，把首级弃于道中。

李治闻之不悦，把这一家人贬为边远之州的刺史。

左庶子、中书门下三品张大安以阿附太子的罪名，左迁普州刺史。其余官僚皆释而不问，官复原职。左庶子薛元超等人闻命，欢欣雷动、舞蹈谢恩。

只有右庶子李义琰引咎自责，泣涕不已，群臣称其高义。武则天临朝，起用他为怀州刺史，坚辞不拜，病卒于家。

李治在世时，李贤尚得存活。李治死后，武则天命左金吾将军丘神勤往巴州贬所杀死了他，时年三十二岁。

为了掩人耳目，武则天贬丘神勣为叠州刺史，追封李贤为雍王。

李贤有三个儿子。长子李光顾被杀，次子李守义病卒，三子李守礼在武则天称帝之后被囚禁十余年，直到圣历年间才重见天日。

玄宗李隆基在位时，李守礼以邠王身份逍遥自娱，不修风教，有谏之者，则日：“岂有天子兄没人葬？”

后来，诸王奇其预知天气阴晴，以为通晓奇术，问其究竟，李守礼说：

“臣无术也。则天时以章怀迁谪，臣幽闭宫中十余年，每岁被敕杖数顿，见瘢痕甚厚。欲雨臣脊上即沉闷，欲晴即轻健，臣以此知之，非有术也。”

说罢，涕泗沾襟，闻者莫不伤感。

据说，李贤曾经写过一首《黄台瓜辞》，其辞曰：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

李贤把这首《黄台瓜辞》交给乐工，令其歌唱，希望母后听见以后，稍存哀矜之意。但是，武则天迷失本性，一意孤行，终于把李贤送上死路。

武则天争权夺利、放手摘瓜，真正抱蔓而归的却是李治。

这位本来可以成为“守文良主”的皇帝，在武则天的手中，莫名其妙地充当了许多不应该由他来充当的角色。

李治对他的子女充满慈爱，把他们看做掌上明珠，关心他们的学业、道德、幸福，无微不至。

但是，他不知道如何保护他们。

他有八个儿子，次子李孝病死，长子李忠、三子李上金、四子李素节、五子李弘、六子李贤皆死于非命。

七子李显、八子李旦，历尽辛酸苦涩、颠沛流离。他有四个女儿，除太平公主以外，两个所嫁非宜，一个死于襁褓之中。至于诸子公主的后代不得善终者不胜枚举。无论如何，李治对这一结局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实际上，李治不可能不对武则天的杀子行为有所察觉。尽管武则天权势炙手，但她毕竟只是一个皇后。李治仍然坐在皇帝的宝座之上，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

令人费解的是，李治竟然始终没有对武则天采取行动。

麟德元年(664年)，李治对武则天专作威福、牵制自己十分恼怒。正巧武则天召纳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装神弄鬼，施展厌胜之术，被宦官王伏胜告发。李治大发雷霆，密召宰臣上官仪商议处置。

上官仪奏道：“皇后专恣，海内所不与，请废之。”李治点头同意，立即命上官仪草拟诏书。

不料，武则天安置在李治身边的耳目立刻把消息通知了她。武则天急忙来见李治，一番花言巧语，竟然使李治回心转意，又羞又惭，不仅复待武则天如初，还把上官仪的话告诉了她：“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

结果，武则天安然无恙，上官仪与王伏胜却遭到杀身之祸，朝臣受牵连而被贬逐者甚众。此后，朝政大事，武则天无不参与，李治“拱手”而已。

自上官仪被杀以来，朝臣慑于武则天威势，很少有人再提起这个问题。

李治没有采取坚决措施废黜武则天，原因是多方面的。

武则天善于笼络朝臣，在朝廷中颇有势力，固然会使李治投鼠忌器、难以下手，但说到底，李治的犹豫不决还是在于感情。李治不仅深爱武则天，而且对她充满信任，即使到了最后时刻，这种爱意与信任也没有完全消失。

李治的政治嗅觉不甚敏锐，这一缺陷使他错误地把自己与皇后之间的关系仅仅看成是家事。但是，到了上元二年(675年)，李治因风眩病加剧，打算传位于武则天，李治显然不可能不认识到他的决定的含义。

李治用武则天参与朝政，与他自己的身体状况也有直接关系。自显庆五年(660年)冬以来，李治患风眩病，始终未能痊愈，武则天参政，就在此时。

后来，李治打算传位武则天，与他病势加重、体力不支显然有关。传位武则天，遭到大臣反对，李治又欲传位太子李弘，结果李弘又遇鸩而亡。传位武则天与传位李弘，史籍记载年代不一，顺序颠倒。

但不论何者在先，以及人们如何解释二者之间的联系，对李治来说，结果都是一样：他急于卸下肩上的重担，却始终不能如愿。他把希望寄托于李贤，而李贤又以谋逆之罪被废黜，李治只好放弃这种打算。

但是，李治毕竟是一位皇帝，对自己所应负的责任并非一无所知。李贤之废，终于使他感觉到了危机。李贤被废黜的第二天，李治下诏立他和武则天的第三个儿子英王李显为皇太子，改元永隆，大赦天下。

此时的李治，病魔缠身，却突然清醒起来，因为他已经先后失掉了三位太子。永淳元年(682年)，李治在临终前一年，下诏立太子之子李重照为皇太孙，并打算为其开府设置官署。

当时，吏部郎中王方庆反对说：“晋及齐皆尝立太孙，其太子官属即为太孙官属，未闻太子在东宫而更立太孙者也。”李治又问：“自我作古，可乎？”

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强硬理由。王方庆只好回答说：“三王不相袭礼，何为不可！”

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举动。李治在晚年终于开始认真考虑皇位继承问题。

在此之前，无论武则天如何抓权，只要李治还在，她就不敢过于放肆。现在，李治自知不久于人世，必须采取措施，保证在他死后，大唐王朝的江山社稷世世代代掌握在李氏家族的手中。

遗憾的是，这位被感情蒙住了眼睛的君主，过迟地认识到这个问题，而且一直到最后时刻，他也没有下决心，采取真正有效的行动，来保卫大唐王朝的江山社稷。

弘道元年十二月四日，李治死于东都贞观殿，享年五十六岁。这位仁慈忠厚的君主，在位三十四年，怀着无限的惆怅离开了人世。

李治死后，谥曰天皇大帝，庙号高宗，葬于乾陵。玄宗李隆基在位时，又增谥为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

李治死后不久，武则天废黜中宗李显，另立李旦为帝，临朝称制。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革唐之命，建立周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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