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架飞机从北京起飞，朝着武汉前进。飞机上坐着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姓罗，名光禄，他是毛主席的机要秘书。

飞机尚未降落，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政委谭政已在机场等候。此次，毛主席看了一份关于武汉的报告，作了批示，要罗光禄带着文件乘专机赶往武汉。

那时，毛主席身边有两位机要秘书，一个叫高智，另一个便是罗光禄。

有一次，毛主席跟高智聊天，说：“我只管两个半人。”高智感到非常惊讶，心想：“全国很多大事都需要您参与，怎么说‘只管两个半人’呢？”于是他问道：“哪两个半人？”

毛主席回答说：“你一个，罗光禄一个。”

“那还有半个呢？”

“还有半个是江青！”

高智和罗光禄作为机要秘书，一直生活在毛主席身边，两人轮流值班，每人二十四小时。对于罗光禄来说，能到毛主席身边工作，是非常幸运且幸福的。

1948年，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中央军委副总参谋叶剑英找到罗光禄谈话。叶剑英开门见山地说：“现在，中央决定集中办公，毛主席那里需要人，经过组织研究，决定调你到毛主席那里，担任秘书工作。”

罗光禄愣在原地，满脸不可思议，他万万没想到，领导会调他担任毛主席的秘书。这个消息让他很兴奋，但兴奋过后，又很担心。

罗光禄忐忑地回答说：“我怕担当不起这项重要的工作。”

“怎么会担当不起呢？”叶剑英笑着解释道：“这项工作的确很重要，要派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同志去，中央很信任你，所以调你去，相信你会做好秘书工作的。”

罗光禄终于点了点头，放下心来。

叶剑英见状，嘱咐道：“如果你有不懂的地方，向毛主席请教就好了。”

就这样，罗光禄来到毛主席身边，和毛主席朝夕相处了15年。

虽然罗光禄在各种场合都曾见过毛主席，但他们却从未有过交谈。那时候，罗光禄一走进毛主席的办公室，就紧张了起来。

“你到我这里来工作，我很欢迎啊！”毛主席笑容亲切，紧紧握住罗光禄的手，说话很随和。

“主席，我怕做不好工作。”罗光禄担忧地说。

“不要紧，慢慢就会熟悉的。”毛主席安慰地说道。

就这样，罗光禄成为了毛主席的机要秘书。一开始，他十分拘谨，就连走路都会特地放轻脚步，尽量不发出声音，做什么事都是小心翼翼的。

毛主席见状，很快就打破了他的拘束感。那时候，毛主席不喜欢独自吃饭，总要招呼一、两个人一起吃。罗光禄在他身边，自然常常成为被叫去吃饭的对象。

两人边吃边聊，说说笑笑，就像一家人一样。毛主席说：“工作时，我全部的精力都扑在办公桌上，吃饭时，如果一个人吃，我的脑子还会在办公桌上。倘若跟人边吃边聊，我就换了一个脑子，得到了休息。”

罗光禄清楚地记得，那时毛主席的饭菜很简单，两三个菜而已，大多都是素菜。辣椒则每餐必备，好在罗光禄是四川人，也是吃辣椒长大的，所以他的口味和毛主席很相像。

在海阔天空的闲聊中，罗光禄的拘束感荡然无存，他们甚至还会开起玩笑来。

那是50年代的一天，毛主席上岸后和工作人员一起聊天。这次，他们聊到了“姓名”。毛主席先问了服务员李维信，然后又“明知故问”地扭头望着秘书罗光禄，问：“你姓什么啊？”

“我信罗。”罗光禄笑着回答道。

“你怎么姓罗呢？”

“我不姓罗姓什么？”

“奥，你父亲姓罗你就姓罗，这是传宗。”

其实，毛主席早在1948年就知道罗光禄姓罗，之所以会这样问，是想把罗光禄带到聊天中来。

毛主席平时很爱散步，一边走一边聊，这样做也是为了“换脑子”。

最令罗光禄不能理解的是，毛主席看书也是为了“换脑子”。

众所周知，毛主席最爱看书，特别是进入北京以后，他的茶几上，床上总放着书。休息时要看，吃饭时要看，散步时要看，就连上厕所也要看。

毛主席说：“看书就是休息，办公时想的一些问题，看书时，换了脑筋，也就得到了休息。”

毛主席看到书很多，各种各样的书都看，所以知识渊博。他的讲话和著作，广征博引，得益于读书。

在罗光禄的手中，保存着一张毛主席的便条原件，上面写着：

“罗秘书，请在今天至广州书店买一本书，叫做《哲学研究》杂志，一九五九十一月——十二月综合好，下午交我为盼。”

那时，毛主席很关心《哲学研究》杂志上关于逻辑学的讨论，甚至还提议让政治局委员每人都订一份《哲学研究》杂志。

罗光禄说：“像这种毛主席买书的便条，他经手很多，至今保存的，只有一张。那是红色铅笔写在宣纸上的。”

毛主席在延安时期大多用毛笔写字，进北京以后，有一回尝试施德楼生产的铅笔，很是喜欢，从此就一直用这种铅笔……

毛主席住在中南海丰泽园内的菊香书屋，那是一座古老的四合院。毛主席的办公室，就在东房靠北的两间，机要秘书的办公室，离毛主席办公室大约四五十米。

那时候，一般群众的来信，都由田家英同志所在的秘书室查阅、处理；有关文件，重要的信件，则由机要秘书拆阅、处理、并加以筛选，加上标题后送毛主席批阅。

一般来说，卫士把毛主席的文件、信件在下午一时或二时送交机要秘书，机要秘书经过筛选、处理后，在当夜送到毛主席处，因为毛主席习惯夜间上班。

还有一些标明“特急”的文件，罗光禄拆阅后，需要马上去找毛主席，即使毛主席正在睡觉，也要叫醒他。

这类急件，以外交文件居多，因为在外交谈判上，往往限时限刻，要求毛主席迅速作出决定。

密级最高的是“亲启件”，给毛主席的“亲启件”，都要由机要秘书拆阅，足见机要秘书的重要性。

当然，还有打给毛主席的电话，也是由罗光禄或者高智接的。任何打给毛主席的电话，总是接到毛主席的机要秘书那里。

这个时候，罗光禄要作出判断，倘若认为必须由毛主席本人接听，那就接到毛主席办公室。有时，电话内容紧急，而毛主席正在睡觉，罗光禄则需要叫醒毛主席，让他接听电话。

打给毛主席的电话不多，但往往都是周恩来打来的。周恩来一般在晚上11点或者12点打来电话。

接通电话后，他总是先问罗光禄：“主席睡觉了没有？”一听是周恩来的声音，罗光禄就会马上到主席那里，让主席接电话。

毛主席每天的工作日程，都有机要秘书安排。几时几分接见谁？什么时候出席会议？都是事先进行周密的安排。

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是不许作记录的，所以罗光禄个人不记日记。不过，他要每天填写值班日记，这些值班日记上记录了毛主席的日常活动。如今，已成为研究毛主席的重要档案资料。

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毛主席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北京市有个规定，每户一个月只能供应一斤肉，毛主席也遵照这一规定。

有一回，他在钓鱼台吃饭，发现餐桌上有一盆肉，于是就问罗光禄：“这些肉是哪里来的？”

罗光禄赶紧解释说：“昨天您宴请外宾，原定两桌，但周总理临时有事，不能出席宴会，就改成了一桌。按照规定，招待外宾，席上有肉，剩下来的那桌菜，今日分给大家。”

好在罗光禄解释及时，要不然毛主席对这些“来路不明”的肉，肯定是不会动筷的。毛主席听说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分到了肉，才吃了那盆肉。

还有一回，毛主席在杭州患上了感冒，发烧到38度多，卫士和秘书都很担心，所以在那段时间里，罗光禄没有给毛主席送文件。

几天后，察觉到不对劲的毛主席问：“罗秘书，你怎么不给我送文件呀？”罗光禄回答说：“主席，您现在正在发烧，应该多多休息。”

毛主席听后当即表示：“没有关系，还没到三十九度呢！”

最后没有办法，罗光禄只得遵命，给毛主席送去文件。

看着毛主席半躺在床上，费力地批阅文件，罗光禄深受感动，不知不觉中，他的眼眶也湿润了。

这时，毛主席朝他看了看，眼里满是温柔。罗光禄迅速擦去眼泪，动情地说：“主席，我要把您的这种精神，告诉支部的同志们，让大家向您学习。”

毛主席听后笑了笑：“人是要有一点精神，如果你要告诉支部的话，就说这句话。”

于是，罗光禄向叶子龙、王敬先转告了毛主席的话。他们召集了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让罗光禄介绍毛主席在病中坚持工作的情景，大家深受感动。

作为毛主席的机要秘书，罗光禄跟随毛主席南来北往，十分频繁。他记得有一次在武汉，正巧遇到元宵节，黄鹤楼一带会耍龙灯，场面十分热闹。

毛主席听到外面欢声笑语，也想出去看看。于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公安部长罗瑞卿便带着十多个警卫，跟毛主席一起出去，罗光禄也陪同前往。

几人步行着，很快便上了山，毛主席因为身材高大，特别招人注意。一群小学生很快就认出了毛主席，他们紧紧跟着，眼睛里充满了激动。

罗光禄看见后，便去打发他们，让他们别跟在后面。这时，一位胆大的小学生悄声地说：“那是毛主席吧！”

罗光禄连连摇头，说：“不是毛主席！”小学生听后压根不信，他们笑着说：“那就是毛主席，没错，毛主席这里有颗痣。”

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毛主席在山上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开来。大家都围拢到一起，要看毛主席，甚至还有人大喊：“毛主席万岁。”

这下，人群越来越多，罗光禄很着急，生怕出事。就在这个时候，罗瑞卿站了出来，他大声喊道：“同志们，我是公安部长罗瑞卿，大家请听我指挥，让出一条路。”

于是，警卫们护送着毛主席，朝江边走去，一直到江边，上了船，罗光禄和警卫们才松了一口气。

在船上，罗光禄还一直拍着胸脯，他对毛主席说：“主席，今天好险啊，如果群众中混进了坏人，那就麻烦了。”

毛主席笑着摇了摇头，十分坦然地说：“这没什么，即使有坏人，我们也有准备的，坏人没有准备。”

还有一次，是1956年，印尼总统苏加诺访华结束，毛主席起了个大早到西苑机场送客。在回来的路上，毛主席突然吩咐道：“快七点了，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吧！”

于是大家一起，来到了新街口一家普通的饭店门前。当时毛主席戴着口罩，还特意交代大家不要声张，免得警察把人赶出去。

罗光禄跟着毛主席一直往里走，正在吃早点的群众也没想到毛主席会去吃饭，他们低头吃着，根本顾不上抬起头来看。

大家入座以后，店主热情地走了过来，他也没有认出毛主席。毛主席边吃便问：“这羊肉泡馍多少钱一碗？”旁边的吃客随口答应。

当所有人都吃好以后，算账时才发现没有人带钱，于是只好和店主商量，先赊账，等回去以后派人送来。

店主连连答应：“行！行！”

这一餐，毛主席吃得很开心，也吃得很满意，因为他享受了一下融入群众生活的乐趣。

毛主席很注意倾听来自群众真实的声音，每逢有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回家时，他总是让他们趁回家之际，了解情况，然后向他汇报。

1960年12月26日，毛主席给林克、高智、叶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封耀松、汪东兴等七位身边的工作人员写信，派他们到农村调查。

1961年1月20日，又派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3人，各率一个小组，分别到浙江、湖南、广州等地调查。

1962年，毛主席派罗光禄和孙勇，带着一些人去湖南常德专区石门县调查。那是湘北的贫穷小县，生活比较艰苦。

临走的那天，汪东兴告诉罗光禄：“主席昨晚没有睡好，为的是担心你从北京一下子到了石门县，生活上受不了，会产生思想问题……”

罗光禄听后，当即请汪东兴转告毛主席，说：“请主席放心，我会非常愉快地下乡！”

就这样，罗光禄来到了石门县，和农民们一起种地。上半年搞了半年劳动，下半年了解农村情况，进行调查研究。

这是罗光禄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期间进行的一次时间较长，也是最后一次调查。

1963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精简机构，毛主席带头裁剪身边的工作人员，罗光禄也因此调离毛主席身边。

回想起和毛主席在一起的时光，总能让罗光禄感到温暖。

记得那是1959年，春节来临之际，大家伙儿提议给毛主席拜年。毛主席说：“算了吧。”结果同志们不依，毛主席便同意找个机会一起团拜。

1959年2月8日晚上，毛主席身边的一批工作人员带着自己的爱人和孩子一起到丰泽园颐年堂举行团拜。

那时候，罗光禄的爱人刘若风见了毛主席，非常激动。毛主席看到后，亲切地问：“你叫什么名字？”

“刘若风！”

“这名字好。”毛主席笑着说道：“那你是不是知识分子？”

“不是，我是工农分子，在建工部工作。”

毛主席接着说：“工农分子也好，知识分子也好，总之知识分子要工农化，工农分子要机械化，两者要结合起来咯。”

团拜时，大家簇拥着毛主席，照了一张合影。每个人都很客气，秘书们还习惯地躲镜头，往旁边站。团拜结束后，毛主席又兴致勃勃地和工作人员的孩子们一起照相留念。

在毛主席身边的15个春秋，可以说是朝夕相处。罗光禄本有无数次机会和毛主席照相，但当时因为躲镜头，也没有提出要单独合影，所以罗光禄只保存两张合影，一张是团拜时拍的，另一张是李敏结婚时拍的。

1959年8月，毛主席的大女儿结婚。毛主席和他的亲家孔从洲、蔡畅大姐、邓颖超大姐以及王季范老人参加了婚礼。

那天，罗光禄和刘若风都有参加。新娘李敏和新郎孔令华左右拉着毛主席的手，和大家一起，在颐年堂门口合了影。

这些温馨的画面，始终在罗光禄的脑海盘旋，他虽然离开了毛主席身边，但对毛主席的崇敬和爱戴，丝毫没有减弱。

在毛主席身边的15年，由于工作高度紧张，加上日夜颠倒，罗光禄得了神经衰弱症。如今，他睡眠不好，记忆力也差，但那15年，他却清楚地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