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642年，黎塞留的法国霸主梦已近乎实现：阿图瓦、阿尔萨斯和鲁西永已在法国的掌握之中，并且通过它们，法军打开了进军佛兰德斯、德意志和加泰罗尼亚的大门。可是在1642年11月末，为政治事业耗尽心血的黎塞留病倒在巴黎的寓所中。12月4日，这位伟大的政治家与世长辞。
而路易十三仅比他的首席大臣多活了不到6个月。1643年5月14日，路易十三死于热病。伴随着他的驾崩，王太子路易，这个仅有4岁零8个月大的孩子，成为法国这个庞大王国的继任者——路易十四。他的母亲，成了摄政太后。
幼年的路易十四与弟弟
对于这对孤儿寡母而言，黎塞留留下来的遗产不可谓不丰富，虽然其中也潜藏着某些隐患。黎塞留在贯彻王权集中化过程中，曾打压各方不安分势力。
这些势力，在黎塞留的铁腕统治下，只能暗流涌动，一旦强人不在，必将试图掀起狂涛。但黎塞留馈赠给路易十四和法国的，更多是引导国家走向鼎盛的契机。
首先，黎塞留为了打击这些国内的分离势力，将他最为亲密的天然盟友聚集在了身边，也就是他的家族成员及其家臣。他将他的外甥、甥孙和堂亲们安插在军事与民政备受信赖的位置上。此外，黎塞留的外甥女们还与多个法国显贵家族联姻。
政府的阁僚与大臣职位被把持在一些管理层世家手中。菲利波家族、科尔贝家族、勒·泰利埃家族、德·阿格苏家族、德·阿格让森家族以及勒姆阿尼恩家族，在17世纪法国的政府体系中盘根错节。而他们之中，一些从前是黎塞留的部下，另一些直接就是黎塞留的亲族。
同时，这些家族或出自上层贵族，或出身于被当时英国人取名为乡绅的乡村贵族。虽然利用裙带关系的历史与政治本身一样古老，但黎塞留这种行为却在无意中打造出来一个“穿袍贵族”阶层。
这些官吏贵族已经与以往的领地贵族有了很大不同，他们的财产与权力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王室对其政府职位的委任上。黎塞留以及之后的路易十四，也越来越多地从这个阶层中提拔管理人员，填充中央和地方政府。
通过散布在各个机构部门的这些“穿袍贵族”和他们的附庸，黎塞留打造出了一个庞大而精密的官僚机器，而这一切都被路易十四所继承和完善，对当时法国连年的战争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支持作用。
黎塞留在工作
另外，17世纪的官僚政治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内阁部门的出现。到1642年时，法国已经有了至少两个政府部门，分别管理战争和外交事务。这些部门的国务大臣，与其他国务大臣和他们手下办事处的官吏们，成为地方政府与中央行政之间沟通信息的总渠道。
此外，国务大臣与他们手下办事处的官吏展现出了管辖上的连贯性。这种连贯性还表现在国务大臣官职的安排与售卖上，即允许在职的大臣将官职指定给儿子、侄甥或堂表兄弟继承。
到17世纪60年代，“穿袍贵族”已然成为贵族中的一个强力新兴群体，为旧有的封地贵族所痛恨。封地贵族的代表——圣西蒙公爵以及担任军职的佩剑贵族，将这些新贵刻画为卑劣的暴发户。
但这明显是一种偏见。事实上，“穿袍贵族”能够把笔塑造成比剑更为强大的武器。因此可以说，黎塞留最为重要的一项遗产就是他对中央集权的官僚制的推动，而这正是17世纪路易十四绝对君主制能够铸成的核心要素。
其次，在外交上，黎塞留也留下了不少遗产。这之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就是所谓的“意大利大业”。黎塞留在他早年生涯中承认，他坚信意大利应当是整个世界的中心。其巴洛克艺术璀璨夺目，诸多闻名遐迩的科学家、作家、建筑师、画家和诗人居住在此。
与文艺复兴时代的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和弗朗西斯一世一样，黎塞留和路易十三命令法国军队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伦巴第富饶的平原。
黎塞留的继任者，红衣主教马萨林(又译作马扎然)，同样痴迷于意大利梦想。他也介入到意大利事务当中，在1647—1648年派出了一支不幸的远征军援助那不勒斯人的叛乱。
路易十四本人对意大利也十分渴望。在其统治期间，法国分别在17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以及1701-1706年多次入侵意大利。然而，黎塞留的这些继承者所取得的成果并不比他们的前任好到哪里去。
直到将近一百年后，法国共和国的军队才在拿破仑的率领下在意大利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但也只是昙花一现。事实上，法国人的意大利梦想之所以破灭，主要因为法国越来越多地介入到勃艮第继承争端之中。
拿破仑率法军越过阿尔卑斯山
随着焦点的转移，欧洲列强的势力向北方倾斜，并将靠近莱茵河口处的地区视作政治轴心线，争斗的焦点凝聚到了荷兰低地地区。英国、法国以及德意志诸国都先后参与到了这个瓜分游戏当中。
对法国人来说，勃艮第的继承问题是个历史遗留问题。那些要塞给予了掌握着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王国的哈布斯堡家族前进的基地，从这些地方哈布斯堡家族能轻松地向法国的北方心脏发动进攻，让法国人无法安眠。
在黎塞留执掌大权时，法国人通过军事努力，拥有了美因茨、图勒和凡尔登三个主教领的控制权，而它们坐落在勃艮第和洛林地区的边缘。
1630年初，法国军队从这些要塞进入洛林公爵领，逼走了在任公爵。正是为保护新征服的土地免受弗朗什-孔泰、贝尔福隘口和阿尔萨斯的反击，黎塞留才如前文所说，鼓动伯纳德沿莱茵河流域作战，并进入阿尔萨斯。
后来，路易十四和他的大臣们继续沿用黎塞留的政策，吞并了更多阿尔萨斯、斯特拉斯堡以及弗朗什-孔泰的土地。不过，对勃艮第和洛林领土的征战也点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即天然疆界问题。
黎塞留对洛林和阿尔萨斯的志在必得是为了确立前进基地，好使法国军队从这些地方击退敌人进攻或是主动发起袭击。
黎塞留在1629年时宣称：“我坚信我们必须设防梅茨并尽可能向外推进至斯特拉斯堡，以获取通往德意志的‘一扇门户’。” 这种前进基地或者说门户的概念，还可以延伸至在勃艮第山口的贝尔福要塞以及警戒着意大利的皮内罗洛和卡萨莱身上。
后来，路易十四时代的战争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基地通常守护着通往北欧和东北欧的丰富水路。在没有天然防护——森林、峡谷或是河流转弯处的地方，路易十四的工程师们设计了一道坚实的要塞防线：由运河和堤坝连接起来的设防城镇要塞。同时，这些运河和堤坝能够被挖开，以淹没周边区域。
当时法国的主要防御方向
这种边界防御体系在随后的年头里，由路易十四统治时代的天才沃邦侯爵进一步完善。他改良和建造的诸多伟大要塞，像是一条钢铁项链，散落在法国北部和东北部边疆上。
当然，在所有黎塞留交到路易十四手里的遗产中，没有哪份遗产的直接影响力可与他选择马萨林作为法国首相和红衣主教的继任者相媲美。
政治生涯之初，马萨林作为一名外交官为罗马元老院服务。1631年，他因率领代表团成功使曼图亚公爵领地继承争端达成和议，不久声名鹊起。
也就是在那时，他获得了黎塞留的青睐，随后就被招到法国外交部门工作。1638年，马萨林作为黎塞留外交事务上的排忧解难者迅速走红。黎塞留临终前，选择了马萨林继承他的衣钵，担任下一任首相。
马萨林，如同他的画像显示的那样，身量不高，有些圆胖但相貌英俊，他有炯炯有神的眼睛、细腻的手掌以及优雅的仪态。
在这文雅神态之下，马萨林所隐含着的玩世不恭、超然以及自知之明使得他像黎塞留一样令人敬畏。比如说，在法国投石党动乱中那些糟糕日子里，马萨林遭受到公开辱骂，他的私人生活被人挖苦讽刺，而他本人也被流放。
但马萨林反而收集到那些讽刺他的人的品性与政治策略，将其整理成文章并装订成集，还经常放声朗读以自娱。后来，他干脆出售掉其中一些合集，并获得了可观的利润。通过这件小事，马萨林的气度，以及对财政利润的渴望，可见一斑。
公平地说，马萨林是以极大的忠诚与奉献精神服务于王室的。他与当时摄政的安娜王太后几乎是同病相怜。因为对于法国人来说，他们都算是外国人。
在路易十三驾崩后，奥地利的安娜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了祈祷和慈善事业，但这并不能忽视她在政治上的手腕。这位冷淡，还有些许懒散的母亲，在充满敌意的贵族包围下做着顽强的抗争，以维护她幼子的王室特权与他的光辉形象。
在政治上，她极为依赖马萨林，而红衣主教也极力支持王太后。两人之间盟友般的合作令人很容易回想起前任国王路易十三与他的首相黎塞留。
作为首相，马萨林最为伟大、最为持久的成就是在对外事务上。他不仅拥有着与前任一样的政治家品质，而且还有着极具个人特色的精明。
马萨林
17世纪40年代早期，马萨林的外交事业无疑是成功的。当时整个欧洲都已厌倦了战火，这正是外交官大展身手的时刻。
马萨林抓住机遇委派了一支卓越的议和使团。法国使团和他们的盟友瑞典人在德意志地区的明斯特和奥斯纳布吕克，花费了数年时间，举行了诸多会议来洽谈最终的和议。
当然，外交官背后依靠的是法国军队在格拉沃利讷( 1644年)、马蒂克(1645年)、讷德林根(1645年)以及朗斯(1648年)取得的胜利。
马萨林的政策与黎塞留也有所不同，特别是在他们关注的西属尼德兰和阿尔萨斯问题上。在写给明斯特大会上的法国全权代表的信中，马萨林提及“法国心脏地带”这一概念，认为只有当法国的边疆拓展至荷兰和莱茵河，并接手洛林和阿尔萨斯诸省才能保护住该心脏地带。
与黎塞留主张设立西属尼德兰行政区，并确立向莱茵河推进的前进基地不同，马萨林寻求彻底吞并尼德兰以及阿尔萨斯地区。
不过荷兰政治家并没有丧失对法国威胁的警戒心，他们在1648年1月与西班牙人在第一份《明斯特条约》中单独媾和。随后西班牙立刻撤出了这次大会，拒绝与法国签署和约。
在吞并西属尼德兰上遭遇失败后，马萨林将他全部精力放到了完成与神圣罗马皇帝的和议上。1648年10月24日，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签署第二份《明斯特条约》。
经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协定，法国获得梅茨、图勒以及凡尔登这三个主教区的合法头衔，并由法学家们来确定这三个主教区的精确边界。
至于阿尔萨斯，在这份条约中，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彻底割让出了荪古，这个位于上阿尔萨斯，由哈布斯堡家族世代相传的领地。他还同意将卫戍权力交还给布赖萨赫城。他将10座帝国城市让渡给法国，并承认法国对上下阿尔萨斯的领主权。
不过，这个条约也有很多隐患。首先，法国对勃艮第和洛林的领主权宣称仍未得到认可。法国与西属尼德兰地区间的边界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要等到11年后与西班牙签订《比利牛斯条约》才算最终解决。
三十年战争
其次，事实上法国对西属尼德兰地区的处置问题不得不交由列强们来公开仲裁解决。马萨林曾提出，法国只有将它的边疆拓展至荷兰边界才能保证首都的安全，但法国占据西属尼德兰的要求对荷兰来说无法接受。
最后，对阿尔萨斯领土的处置也留下了隐患。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确实向法国人让出了他在该省的权利，但他遗赠给法国的是一份含糊不清的世袭权力。事实上，还需要法国用军人的鲜血来确定对这里的完全统治。
与外交相比，马萨林的国内政策所面临的困难则要严重得多。在旧君主制时代，摄政总是一个危险的职业。路易十四的登基为贵族和平民开启了极大的期望，大家都盼望着一个好时代的到来。
可是当 1643年5月18日，路易十三驾崩仅4天后，摄政王太后与她年幼的儿子出现在巴黎高等法院面前时，大法官与大贵族们急不可耐地将路易十三的遗愿抛在一边。
但令法官和贵族们失望的是，安娜并非是一位容易被恐吓或是哄骗的女性。她不仅没有抛弃红衣主教黎塞留晚期的政策，甚至还通过保持黎塞留的“影子”，让马萨林作为她的首相和私交密友来延续和强化这些政策。
遭到断然拒绝的贵族们密谋推翻马萨林。收到间谍密报的马萨林放逐了密谋集团的首领们，这使他在内阁中的地位无人能及。
王太后和路易十四
另外，从1644年到1648年，法国最严重的问题不在政治上，而在经济上。仗打了快10年，法国的国库都被掏空了。政府也被财政危机弄得焦头烂额，于是不得不向包税人预支比以往更多的款项，这无疑是饮鸩止渴。
财政体系的混乱只是导致危机的部分原因，真正的问题出在法国经济逐步陷入瘫痪。此时的法国经济，同时受到了国际贸易减缓和连续性农业歉收的双重打击。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马萨林的各种财政应急措施层出不穷：先后出台了针对不动产业主的不动产税和主要落在富人身上的薪俸税，进一步提高入市税，并削减官员俸禄和年金公债。
这些措施让贵族、食利阶层和法官们大为恼火。巴黎高等法院也使出了拖延战术，阻止这些财政应急政策的颁布。一直到1645年9月5日，经过一场国王主持的高等法院司法会议后，马萨林和高等法院最终商定了以同业公会课税替代更重的不动产税和薪俸税的妥协方案。
然而，尽管马萨林做出了这样的让步，但人民的不满仍旧日益增长。抱怨声遍布巴黎的法庭和街头小巷，要求将马萨林免职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这期间，隔海相望的英国所发生的内战，让大众和高等法院显露出的敌意愈加明显。法国的法官们也希望能像在西敏寺的英国议员同行们那样，成为政府政策的仲裁者，以及大贵族与君主之间的平衡力量。他们试图效仿英国，将议会的权力提升至国王之上。
黎塞留主政时曾削减高等法院的权力，而他们现在决意恢复自身权力。法官们认为君主立宪是拯救当前法国的良药，王权应当置于代表全国民意的某种代议机构监管之下才能保证大众的权益。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各地的12个高等法院与英国国会不同，它们并非是由各地区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而是一个司法和行政机构，法官们的职位是世袭或是由国王指定的。
尽管如此，这些法官仍以民众权益的正义伸张者自居。1648年春天，巴黎高等法院在圣路易法院集会，在那里他们起草了强化高等法院权力的《二十七条》法案。总之，“决斗的白手套”已经丢落到马萨林脚旁，但他在是否接受挑战上迟疑不决。
1648年8月，马萨林厌倦了法庭频繁的骚扰，法国对西班牙军事上的胜利也为他打了一针强心剂。他最终下令逮捕了以布鲁塞尔为首的数位议会首脑。
投石党叛乱
结果，从该月一直到1653年夏，法国落入了无止境的动荡当中。随后发生的内战，被历史学家们称为“投石党之乱”，该名字来源于街头顽童手中的弹弓，象征着巴黎人民对所谓的外来者——马萨林与安娜“暴政”的抗争。
具体说来，当时的事态在马萨林逮捕高等法院代表后急转直下。民众匆匆搭建起了众多街垒，集体暴动，中央政府的权威受到了挑战。
布鲁塞尔因“拒绝纳税”的口号而名噪一时，民众在皇宫前集会要求释放布鲁塞尔，许多人还带上了弹弓投石抗议。一直到王太后安娜对民众施加的压力让步，并同意了一些《二十七条》中要求，巴黎大主教的副手保罗·贡迪才遣散了人群。
事实上，安娜是在拖延时间，她绝不会饶恕议员们如此强制的请愿。1649年1月，王室军队尚在外作战(三十年战争)，王太后安娜、马萨林还有年轻的国王害怕被民众胁迫当成人质，秘密骑马从巴黎出逃到了圣日耳曼。
当时王太后典当珠宝以购衣物，夜间以稻草为枕，情形甚为狼狈。年幼的路易十四自此对民众再无好感，对巴黎也是如此。
随后三十年战争结束，王室军队回援并包围了巴黎，以此迫使巴黎民众投降。这支军队的首领是孔代亲王，他承诺支持王室。
在被围困的巴黎城内，被围攻的民众如坐针毡，于是把城内残余的忠于王室的势力都给清除掉了，怕他们和外面的军队相互呼应。
几个大贵族认为，这次动乱是争取议会恢复封建特权的大好时机，同时还认为假如没有上层贵族领导，这次起事可能会乱得不可收拾。
于是隆格维尔公爵、博福尔公爵和布永公爵均加入议会一方，孔蒂亲王与隆格维尔公爵夫人(他们是孔代的兄弟和妹妹)也参与其中。
倒向议会势力的还有巴黎大主教的副手，那个狡猾透顶的副主教贡迪，他曾向王太后进言释放布鲁塞尔，但遭到拒绝，于是他在愤怒之余转而鼓动民众反抗国王。
巴黎围城
在围城危机面前，上层贵族和巴黎大主教的副手向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求援，这造成了巴黎高等法院的离心离德。一方面，法官们开始意识到自己被封建贵族利用了。另一方面，大多数法官都不愿意丧失黎塞留时代以来取得的外交胜利果实。
在受困的巴黎，饥饿引发的各种骚动和可怕阴谋让高等法院心惊肉跳。与此同时，从英国传来了查理一世被处死的消息，杀死国王这一可怕的事情，让最坚定的人也没了热情，转而倾向于屈从。3月下旬，高等法院势力选择屈服，并在吕埃签署了条约，该条约确保了对他们及其追随者们的特赦。
但骚乱并没有因此结束，暗潮仍在涌动。高等法院仍未死心，贡迪与一些持不同政见的中产阶级在旁鼓噪。越来越多的攻击马萨林的小册子出现，巴黎人也越来越难以驾驭。
在宫廷中，孔代亲王是指挥法军在罗克鲁瓦和朗斯获取胜利之人，开始大摇大摆地走在卢浮宫中，成为名副其实的“骄傲的雄孔雀”。
虽然他的意见得到了摄政王太后的征询，并且虚荣心也在马萨林那里得到满足，但这只让他的野心愈加膨胀。他与其他王室亲王、大贵族，以及巴黎高等法院一起密谋推倒马萨林。
当年黎塞留最担忧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亲王、大贵族以及法官们勾结起来，沆瀣一气。奥地利的安娜，撇开马萨林谨慎的恳求，于1650年1月14日以几乎政变的激烈手段，分别于万塞讷和勒阿弗尔，逮捕并监禁了孔代、孔蒂和隆格维尔等人。
他们的下狱在宫廷和巴黎触发了激烈反应。许多贵族离开巴黎回到他们的庄园，其中就有名将蒂雷纳。此时，他还是孔代亲王的支持者。
另外，当时法国还遭遇到来自外部势力的威胁，西班牙的军队对法国北部边界发动了袭击。因为害怕再一次被困在卢浮宫，法国的宫廷成员们开始了漫游法国之旅。
1651年初，在高等法院和民众的坚决要求下，安娜被迫释放了这些亲王。巴黎人狂热地迎回了他们的英雄，并怀着对马萨林的轻蔑，对他极尽侮辱之能。
马萨林意识到他继续留下将对自身和王家造成危险，于是他逃离法国，来到科隆附近一座安全的城堡中。在那里，他收集资金和部队，与国外诸侯通信，并就王太后下一步应当实施的动作进行建言。
孔代亲王则自封为君主制的救星，又一次炫耀地行走在宫廷当中，仿佛他已然被任命为摄政。他在官职与增强附庸上贪得无厌，以致与安娜之间的冲突再次爆发。
孔代亲王
安娜在1651年秋天反复请求马萨林返回宫廷，后者在经过些许犹豫后在1652年1月正式启程，并带着约7000人的军队返回法国。与此同时，蒂雷纳也选择了支持王室。
于是，两位同时代最伟大指挥官之间的较量开始了。最终，两位名将于1652年7月上旬，在圣安托万城区城门外进行了一场简短的遭遇战。
孔代亲王落于下风，依赖来自巴士底狱的密集炮火才幸免于战败，然而胜利并没有被孔代亲王长久地攥在手里。亲王的傲慢态度使巴黎人疏远了他，稳健派人士也开始反对他。
当时整个巴黎乌烟瘴气，孔代的军队因为缺乏军饷腐败不堪，民众肆意暴动，结果许多平民被杀害，经济活动陷于停滞，粮食供给严重缺乏，半数的巴黎人都面临饥饿的威胁。
民众不禁开始怀疑这些起义行为的正当性，因为显而易见的是，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因为王权削弱而得到改善，反而陷入了反复动乱的恶性泥沼。
马萨林在都城沦陷时自动引退，更使投石党人失去了团结一心的目标。当时的雷斯红衣主教贡迪已然获得他渴望已久的职位，并认为这是明哲保身的时机，于是利用他的影响力使人民恢复对国王的忠诚。
巴黎民众在1652年10月以极大的热情欢迎国王陛下重回首都。极为明智的是，马萨林并没有立即返回巴黎。1653年的2月，随着红衣主教马萨林进入巴黎，高等法院和亲王投石党叛乱可以说终于宣告完结。
尽管如此，在接下来的6年里，法国北部和东北部边界上，间歇性的战火仍未停息。孔代亲王在逃亡到西属尼德兰地区后，带着他手下的投石党徒们倒向了西班牙，结果再次与昔日的战友、如今的对手对阵：蒂雷纳率领的法军遇上了孔代亲王的西班牙部队。
当战争在边界上持续时，马萨林着力在法国国内重新确立秩序。他与议政会成员们携手，为国内财政及军队的重组、监管确立了表面上的秩序。
在外交领域，雨果·德·里昂作为外交使臣首先出访西班牙，随后是意大利和德意志诸邦国，帮助构建起了莱茵河联盟。
该联盟缔结条约签署于1658年8月，据此确立了美因茨、特里尔和科隆大主教与法国国王之间的“友好邦交关系”。法国成为这些德意志诸侯国自主权的保证人，使他们免受西班牙或神圣罗马帝国侵害。
在明斯特大会上播下的种子终于开始生根发芽。马萨林的另一项外交妙手是在1657年3月与英国缔结同盟协定，这为蒂雷纳对西属尼德兰地区的战争带来了6000英国援军。
蒂雷纳
作为等价交换，英国护国公奥利弗·克伦威尔，要求获得战略重镇敦刻尔克，该城在英法联军于1658年6月取得迪讷之战的大胜后，被移交给了英军指挥官。
随着这些外交事务逐渐开花结果，西班牙对和平谈判的反对声渐渐微弱，马萨林便将更多的精力转向一个成为路易十四统治时期主旋律的问题：西班牙王位的继承争端。
西班牙的卡斯提尔法律不像法国，并不禁止女性继承王位的权力。因此腓力四世女儿们的婚姻事务成了全欧洲宫廷的热议焦点。
路易十四的母后安娜，在经历了投石党动乱后，此生最为渴望的事情莫过于看到她的儿子与一位西班牙公主成婚，而且她认为路易十四应当迎娶与他年龄相当的西班牙长公主——玛丽亚·特雷丝。
1657年时，19岁的路易十四已经和马萨林的外甥女，玛丽·曼奇尼有了一段浪漫恋情，但国家利益与母后的警告让这对年轻人的爱情被无情否决。
1658年腓力四世同意了法国国王与他女儿的联姻，并且和平谈判于该年年初在巴黎举行。马萨林在那个时代最为伟大的贡献就是与西班牙签订了《比利牛斯山和约》。
双方非正式磋商开始于1659年1月，并持续到该年秋天。当时马萨林与西班牙首相路易斯·德·阿罗亲自在比利牛斯山脚下会面，条约正式签署于1659年11月7日。
《比利牛斯山和约》是马萨林对年轻国王最终的遗赠和遗嘱。它既是《明斯特条约》的终结，又是下一时代外交活动的前奏。
根据此条约，法国将其边界拓展到了比利牛斯山，获得了西班牙海滨地区的沼泽地带作为缓冲，并且确立了沿佛兰德斯边界线上的一条新堡垒防线；洛林被肢解和瓜分。可以说，黎塞留与马萨林在外交上的馈赠，使路易十四余生都在为之奋斗。
1661年3月9日，红衣主教马萨林去世。对于年轻的国王来说，马萨林不仅仅是国家的首相，还是自己的老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父亲这一角色。
在马萨林的言传身教下，路易十四学会了政权的运作，而当红衣主教咽下最后一口气时，路易十四的学徒生涯也宣告结束。路易十四取消了首相的职位，公开宣称他将亲自理事。
马萨林的财产也被路易十四没收，此举既收得了民心又使路易十四成为欧洲最富有的君主，但这并不意味着形势一片大好。法国经历了内部叛乱、农民起义以及连年的战火后，已是满目疮。领土的扩张带来的骚动，更需要安抚和镇压。
战场上的路易十四
但无疑，法国正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1661年时的法国是个觉醒中的巨人，其土地富饶、自然资源丰富而且还有着可观的工商业潜力。当时的法国人口达1800—2000万，位居欧洲大陆首位。
就这样，对法国来讲，一个新的时代——路易十四时代到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