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79年(南朝刘宋升明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宋顺帝刘准战战兢兢地将刘氏盘踞了六十年的皇座，禅让给控制了朝廷的权臣——萧道成。萧道成登基后，改元“建元”，易国号为“齐”，后来被奉为太祖高皇帝，称呼为“齐高帝”。
齐代宋只是皇权的简单更替，齐政权几乎全盘了旧政权的社会痛疾和朝政积弊。自元嘉以来，由于刘宋王朝内外征伐不断，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口损耗流失，赋税徭役无从征取，朝廷府库空虚，几乎到了“虑不支岁月”的地步。齐高帝也就是一位“接盘帝”。
“接盘帝”齐高帝
好在齐高帝也是从基层一路摸爬滚打上来的，对国家机器的运作、社会的弊端有比较清楚的认识，登基伊始，他就下旨“检定簿籍”（简称“检籍”）。就是对户籍档案进行审查，掌握全国范围内的人口与财产资料，以便合理地进行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
在晋代，正式的户籍称为“黄籍”。而永嘉之乱后，对于由北方迁移到南方的侨户，东晋建立了临时的“白籍”，这是免征户调和劳役的。齐朝承续晋和刘宋的制度，正式户籍是“黄籍”，也存在部分“白籍”。
“白籍”侨户采取各种方法抵制和对抗，以逃避编入“黄籍”。导致了国家实际控制的户口减少，严重影响了赋税和徭役的征发。齐高帝从“检籍”入手，可谓抓住了户口流失、赋役不充问题的关键。
齐高帝十分清楚，自己刚登基需要朝局稳定，不能轻易动摇政治根基。所以，“检籍”最初看起来只是例行性的定期户籍审查手续，而不是什么大刀阔斧的新政。
为了实现自己的意图，齐高帝下旨让虞玩之和傅坚意两人主持“检籍”工作。虞玩之出身于江东四大望族的会稽虞氏，傅坚意担任骁骑将军，可能是刘宋元嘉年间清查户籍的名臣傅隆之后，两人均是齐高帝的心腹。自然二人不负皇恩，查出了诸多问题。
这时，只需要选择一个合适时机，来提出“检籍”。很快，这个时机就来了。建元元年(479年)十一月，北魏三路大军南征，企图夺取淮河沿线，为消灭南齐、统一天下做准备。齐高帝针锋相对以“北伐”的旗号相抵御。
战场场景
战争持续到建元二年(480年)二月，南齐淮泗一带损失严重，数万百姓被掳掠。战争开支巨大，以及服徭役人丁不足，这让南齐备感压力，齐高帝不得不痛下决心。
齐高帝政治手腕十分老练，他发出一道圣旨，开篇称户籍乃民众纲纪、治国源头；其后谈及各种户籍蠹政和户籍审查不严之弊。但并没有自己提出政策主张，而是向群臣征询意见。这其实是在试探内外官吏的态度。
这道诏书发出之后，可以想见，官吏们必应者不多，或者泛泛而谈，无益实政。作为“检籍”负责人的虞玩之自然对皇帝的用意心领神会，借机上表，全面陈述自己“检籍”发现的问题，又提出整治之法。
虞玩之赞成以严刑峻法对付户籍造假，也考虑到可能遭遇的阻力，留出了宽大处理的空间。特别是他提出要明确国家征发各类徭役的制度，保证按制度办事，避免超期和过度征发。如果能够实现，将大大减轻普通老百姓服役的痛苦，并从根子上解决户籍造假的问题。
齐高帝自然也就顺势采纳了虞玩之的建议，在太极殿的东堂成立专门的“检籍”机构，承担审查户籍的工作。太极殿是当时宫中正殿，是重大政治活动的场所；其东堂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场所，在此设置“检籍”机构，充分显示了齐高帝对此事的重视。
虞玩之
“检籍”机构设立“板籍官”，由郎官充任，负责整个项目管理。板籍官之下设置令史，负责具体审查和重新登记。郎官一般出身士族，令史则全是出身庶族。郎官领导令史本是常制，但出身不同，自然也形成一定的牵制关系。
不过，齐高帝也犯了急于求成的毛病。齐高帝为防止“检籍”工作人员消极懈怠，设立了“硬性工作指标”，要求每位令史每天必须检查出一定数量的户籍造假案例。这一措施的效果恰恰相反，为了确保完成任务，令史们不得不诬良为盗。
建元四年(482年)三月初八，齐高帝驾崩，长子萧赜继承大统，是为齐武帝。齐武帝曾长期在刘宋朝担任官职，经历过血腥的政治斗争和战火烽烟，所以他颇思振作，继续大力推行“检籍”工作。
因为“黄籍”三年制作一次，建元元年籍册中审查出的问题是否全部纠正，新的户籍登记是否有问题，都是新籍册重点审查的内容。
齐武帝主要做了三件事：提拔“检籍”工作成效明显的官员，对州郡官员薪俸和杂供的征收制定统一标准，加大对户籍造假的惩罚力度，于是，大批涉及户籍造假的人被押送到淮河沿岸充当苦力。
尽管“检籍”工作不断强势推进和深入，可是消极对待者仍然不少，各种问题也在不断涌现。除了诬良为盗之外，缺乏监管的“检籍”官吏又不能自律，于是，便将这项工作变成生财之道。
南朝这些新兴崛起、影响力甚广的庶族大多数出身商人，在长江流域繁荣发展的经济中获得了财富。在朝廷做官、野心勃勃的庶族子弟很快就将新获得的政治权力延展到经济领域。
庶族出身的他们大肆进行权钱交易，只要你付得起一万多钱，就可以修改户籍档案的内容。这样一来，原本为了剔除户籍造假而推行的“检籍”，现在却成为庶族富户们户籍造假的方便之门。
齐武帝
齐武帝即位后，无数无辜的百姓因为无权无势又无钱，被当作户籍造假的替罪羊被罚充边，民间愤怨。“怀冤抱屈，非止千百”。由于“检籍”机构的权威性，他们甚至投诉无门。
“检籍”的目的是查清真实的户口，按照正确的户籍档案征收赋税、征发徭役。在“检籍”实施过程中，是一系列催缴税役的组合拳，特别是对富庶地区进行额外加税。无论是被合理审查出来的富户，还是被冤枉的贫户，都极不情愿承担这么沉重的负担。
在这种形势之下，有人站起来带头反抗了。他就是唐寓之。永明三年(485年)，又是一个大造户籍簿册之年，也是“检籍”工作的重头年。扬州作为王朝核心区，“检籍”的力度与强度非其他地区能比。同时，扬州境内又遭遇旱灾，生活更加艰难。
唐寓之是富阳人(今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家传替人看风水找墓地。能请得起唐寓之的大多应是官吏、富户、商人等，他可谓游走于中上层社会。
此时，他侨居在桐庐县(今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从他后来造反截断当地商路来看，这一带商人比较多，是他经营业务的对象。户籍造假的主力基本上就是唐寓之的客户。
在政府不断严厉打击下，他的生意被严重影响。生活来源受损，又眼见中上层社会成员和普通百姓都积怨满满，于是头脑灵活的唐寓之就有了造反的心思，想要与命运搏一把。
作为风水师，唐寓之很懂得蛊惑煽动那一套。他精心为自己设计了一套说辞，包括自己的祖坟有王者之气，自己又在山间偶然捡到一颗金印之类。
当这些玄之又玄的东西，从他那张能把死人说活的铁嘴里倒出来的时候，不少人就信了。信是一回事，关键还是“检籍”的逼迫，庶族地主、富商以及逃避土断的北方侨民、普通破产百姓等都受波及。
唐寓之起义
到当年冬天，唐寓之就拉起了四百号人的起义队伍。虽然比大泽乡的人还要少一些，但唐寓之和手下人却觉得看到了希望。他们先到新城河边切断了商路，打劫商旅，集聚物资。
随后，起义队伍扩大活动范围，进逼县城(今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新城县令陆赤奋吓得弃县而逃。比陆氏不如的是桐庐县令王天憋。他有城可依，但他仍然弃城而逃。
如此轻松地夺取了两个县，唐寓之大受鼓舞，率领起义军边抢掠边朝家乡富阳县杀去。富阳县令何一样没多少人马，没能阻止起义军的进攻。
刀马还乡的唐寓之没有停顿，继续带领队伍向东，直取钱唐县(今杭州市上城区凤凰山东麓)。县治东面就是柳浦(今杭州市上城区三廊庙)，这在当时是个重要渡口。
柳浦以西的江岸也没有如今开阔的之江路，江水就贴着山脚流淌。所以从富阳到钱唐走水路最便捷，唐寓之的起义军沿浙江东下至柳浦渡口上岸。
起义军前锋推进至小山挫败南齐官军后，唐寓之率领后军或主力抵达，开始全面进攻。在吴山脚下的战斗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攻进了钱唐县城。
夺取了浙江以北四县之后，唐寓之继续扩大版图，企图染指浙江以南。此时他可能犯了个跟后世方腊起义军相同的错误，分兵掠地而忽视了北方中央禁军的威胁，。
唐寓之把起义军分成三支，一支留在钱唐县附近；一支由孙泓率领，向东南进攻会稽郡；一支由高道度指挥，进攻南面的东阳郡(今日浙江省金华市)。
攻城掠地
随着各路起义军取胜，远近因纠正户籍受株连的人纷纷来投，队伍扩大到三万之众。钱唐县的富户也纷纷声援，如富户柯隆献铤（“铤”其实就是铜铁矿，用于冶铸兵器）千块。
看着形势喜人，唐寓之心急火燎地开始筹备自己的皇帝梦。永明四年(486年)正月初一，他欢天喜地地在钱唐县正式称帝，建国号吴，年号兴平，还立了太子。此时的唐寓之至少占据了扬州管内三郡所属七个县，可能涉及四郡所属十县以上，势力达到了顶峰。
当唐寓之起兵造反的消息传到建康时，齐武帝正与二弟——官居侍中、使持节都督扬南徐二州诸军事、中书监、太尉、扬州刺史的豫章王萧疑在乐游苑里玩赏。
现在，唐寓之事发，作为扬州军政一把手的萧疑不得不表达自己的看法，而且既不能太高明，又不能太离谱。萧疑很可能对唐寓之造反表示了稍显过度的担忧，倾向于采取绥抚手段，显示出一种懦弱的态度。
齐武帝对此不以为意。当年，刘宋朝宋明帝谋杀侄儿前废帝，抢得帝位，引发全境反叛。当时，齐武帝跟随父亲站在宋明帝这边，依据建康周边几郡之地，四处平叛，一举功成。如今小小的唐寓之作乱，又怎入得了这位时代弄潮儿的法眼呢？
齐武帝果断拍板，迅速派遣台军(中央禁军)前往平乱。这支军队的兵力有数千人，含几百名骑兵，由冠军将军、前军将陈天福统帅。
陈天福是齐武帝的宠将，也是一名出色的骑兵将领，擅于骑马用槊，他的骑术和槊法在南齐军中长期被奉为教范。其副手刘明彻、周奉叔都是一时之雄。
同时，齐武帝也没有一味依赖暴力，他派遣宁朔将军、右军将军兼中书通事舍人、领淮陵太守刘系宗随军行动，负责安抚民心。
精锐台军
台军部队在永明三年十二月就应该出发了。从地图上看，走太湖西侧义兴郡——吴兴郡——钱唐县这条近路的可能性为大。次年正月初二，台军部队在钱唐一带与起义军交手。
这一次，轮到起义军一败涂地了。唐寓之也在当天“伏诛”，不知道是在战场上战死，还是被俘后被杀。从时间上分析，很有可能是唐寓之正在忙于登基等事务，疏于应付；起义军沉浸在过年氛围中，准备不足；早先的进军顺利导致警备松懈，起义队伍急速膨胀混入了内应等。
胜利来得太快，趾高气扬的台军开始发泄多余的精力。他们四处烧杀劫掠，制造了新一轮的恐慌。陈天福、刘明彻等人对部下这种情状不闻不问，恣意放纵。
由于参与户籍作伪的人多是富户，本身就牵涉许多官吏，这一烧杀抢掠自然激怒了他们。当部队凯旋时，这些事情也恰好反馈到建康宫廷。
齐武帝听说情况后大为恼怒。他本想借这次平乱树威，却没想到反授人口实，捅了马蜂窝。面对朝廷上下的怨言，作为皇帝也不得不有所顾忌，只能弃车保帅了。
闰正月初五，一代骁将陈天福在建康被斩首。刘明彻也被免官削爵，发配少府管辖之下的东冶，作为官奴劳动。这些惩罚不可谓不重，一时之间震慑了朝廷内外。
陈天福被斩首
虽然唐寓之起义被强势镇压下去，可是“检籍”引发的积怨仍然未平。从永明四年起，齐武帝对这项工作又坚持了四年。
大概受唐寓之起义的刺激，齐武帝又采取了一些经济缓和手段，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百姓的负担。然而反对“检籍”的仍大有人在。
时至永明八年(490年)，来年又将重新登记户籍了。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之下，齐武帝终于做出调整政策之举：自齐朝建元元年号“黄籍”以前的户籍档案都免罪，已经发配戍边的，全部准许回乡，户籍登记也恢复旧状。
这意味着先前的“检籍”基本失败了。虽然户籍审查的工作没有完全停止。但政策一旦松动，风向变易，办事的官吏对工作肯定不如以前上心，“检籍”工作便逐渐陷于荒废了。
为了安抚朝野人心，“检籍”的始作俑者虞玩之也保不住了。这位自刘宋元嘉二十八年出仕，宦海沉浮近四十年的老臣终于退出了政治舞台。
此时，他的堂兄弟四十二人，仅剩他一人了。当他离开建康时，满朝文武居然无一人为之饯行。由此可以看出，自他而始的这个“检籍”究竟得罪了多少人。
齐武帝驾崩之后，齐明帝以旁支两度发动政变，得到诸多朝臣的支持。这一点与齐高帝、齐武帝采取包括“检籍”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历史就是这么现实！
“检籍”与东汉“度田”、东晋南朝“土断”、隋朝“大索貌阅”、唐朝“括户”等一样，都是中央政府通过强力行政手段，对户籍档案进行清查整顿，借此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措施，是与国有益、整治非法的良政。
古代清查土地
其中“度田”的重点是清查田产，“土断”的重点是把“白籍”转换成“黄籍”，而“检籍”与“大索貌阅”“括户”的重点是清除户籍登记中的欺瞒、造假、隐漏行为，获得更多缴纳赋税、提供徭役的编户齐民。
但是，我们看到其他朝代的措施基本成功，何以南齐朝的“检籍”偏偏失败了呢？
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是“检籍”实施的条件并不成熟，遭遇到强大的阻力；第二是“检籍”政策在策划和实行细节上漏洞百出，存在严重失误，导致良政变恶政，纠偏成扰动。
先来看第一点。建立在庄园经济之上的占田制与九品中正制是门阀士族政治、经济权利的保障。由于南朝社会生产没有根本改变，政治制度没有根本改革，社会的政治生态仍然大体维系旧模式。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皇权政治开始回归，皇帝利用庶族出身的人士掌管机要形成制衡，力量尚显薄弱，一时之间难以彻底压倒门阀士族。
而门阀士族却凭着九品中正制“平流进取，坐至公卿”，“世为二千石”，一面高居庙堂，坐拥大批隐匿户口，对政治、经济施以莫大的影响；一面不务实事，崇尚清谈。
尽管他们强调士庶之别，维护自己的正统特权，但无力承担也毫不关心“检籍”的工作。更为严重的是，办理“检籍”实务的主力是庶族官吏，而庶族又是“检籍”的重要对象。
因为士族本来就免税免役，户籍造假以求分享特权的正是庶族。在这之中，最有意思的就是军功泛滥的问题。因为士族垄断了仕途的上升通道，于是庶族选择从军立功跻身高位，军功贵族多半是庶族。一旦成功，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庶族从军
由他们来自己审查自己，结果可想而知。士族人士与庶族官吏都对“检籍”三心二意，政策就得不到良好的贯彻执行，危机自然就变相转嫁到庶族普通百姓身上。
由此，变成中央政府与士庶全体，与整个天下的对抗，皇权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这样的政策又怎能在短期内推行成功呢？
我们看到，当到了隋朝初年，庶族的经济力量超越了士族，占田制与九品中正制被废除，士族特权阶层趋于弱化，中央集权力量增强，有执行政策能力与意愿的组织体系和官吏出现，“大索貌阅”才取得空前成功。
第二点，我们再来看“检籍”政策本身。户籍造假的根本原因是征发赋役中的“务尽民力”，“下穷而上不恤”，只要解决了这个问题，户籍造假自然迎刃而解。
然而，我们看到，“检籍”本身针对的只是户籍的造假，没有其他相应经济政策的充分配合，是单一的治标不治本的措施，根本无法解决百姓畏避赋役的问题。
南齐的赋税徭役相当沉重，基层官吏又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任意延长服役时间。尽管齐高帝、齐武帝也有多次免赋税之举，但多数针对已有的灾害和老弱，对户籍造假而逃税者吸引力不大。
更有甚者，齐朝统治者竟然一边“检籍”一边加征各种杂税，这等于是逼良为娼，就算被查出来，又有谁情愿去做顺民呢？
对比隋朝的“大索貌阅”有“输籍法”相配，规定了朝廷赋税徭役的明确定数，并公布天下；唐朝开元年间的“括户”，免除新客户的六年赋调，并减征杂钱——高下立判。
隋文帝
至于唐寓之起义，从已知的情况看，他遇上了在政坛和沙场久经风雨的齐武帝，反应迅捷、处置果断，而齐朝中央禁军的战斗力和将领指挥能力又非常出色，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
立志“使我治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的齐高帝是有心创造“治世”的。齐武帝也继承了父亲的志愿，“以富国为先”。
他们都珍惜得来不易的江山，凭借一己之权威，以苛猛之风格对抗朝野之颓靡。然而治理国家并非光有宏愿就够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一项动机正确的政策也未必符合大部分人的利益所期，如何谋划实施、在何时何种条件下实施都成为决定成败的因素。
我们今日评价历史，不能简单以成败论英雄，而是要学会客观对待古人与时事，把因果、对错剖析明白。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还要细心总结这些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引以为鉴，才能砥砺前行，继往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