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剧：武则天
前言星占在古代一定程度上限制和规范皇帝的行为，皇帝依靠星占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掌握正统的舆论。唐初，虽然星占也会在政变之时被赋予特殊的意义，但星占自身的辅政作用并没有太大程度上受到干扰。
星占机构在秘书省管辖下按照自己特有的流程发挥作用，星占预言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参政者们的褒贬，规劝着帝王的行为。随着武后和韦后的相继掌权，星占被最高权力者所控制，造成了星变记载的空缺甚至大范围的炮制谶言和星占以进行政治获利和斗争。
但与此同时的是，当时参政者和史书编撰者并未放弃在灾异论相关的部分对帝王的规劝和贬斥。同时，后世史书编撰中对两次结束女性执政的政变所对应的星占记载，不仅能看出修史者和参政者对两个干政女主的不同评价与认知，也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唐代前期谶纬之学对政治的影响以及武韦干政时期逐渐占术乱政化的倾向。
作为一个女性想在古代的礼法规则下登上帝位，势必需要大量神话色彩的祥瑞以及谶言来制造舆论、宣扬天命。上文已经提到了武则天时期炮制的“女主昌”以及“女武王者”两大谶言，但这一时期出现的不仅是谶言祥瑞的滥用，还有参政者与当权者在星占上的博弈，这体现在了这一时期记载中关于暗讽女主干政占辞的加多以及天文机构归属权的变化上。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就当时的人伦来说，是有悖常理的，这也就导致了在武则天登基前后不得不大肆宣扬祥瑞、炮制谶言，千方百计地去证明自己是天命所归，构建其统治的合法性。
《旧唐书·冯元常传》记载：“及临朝，四方承旨，多献符瑞。”①不仅如此，冯元常还因为反对炮制符瑞而被贬官，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武则天对符瑞的热衷。
除此之外，《新唐书》以及《资治通鉴》①都对武则天执政时期祥瑞频生的现象有过记载。但仔细审阅这一时期正史中对于祥瑞的记载，是能看出修史者对于此事的反对态度的。
不仅如此，在这一时期的天文志和五行志中对于灾异的记载比唐代历代帝王的条目都多，且大多数的记载都有着暗示女祸或者阴阳失衡的含义。
首先来看永徽六年七月乙亥的这次岁星守尾，这一天象记载虽然仅见于《新唐书》中，但是日本学者通过考证，证明了此时的岁星位于南斗中，因此正好停留在尾宿。所以，《新唐书》关于这一天象的记载不是宋人在编撰史书时的书写，而是确实发生在唐代的天象。
关于这一天象，当时的太史局给出“人主以嫔为后”的占辞。这个占辞应该来自于甘氏所言：“岁星入尾而守之，人主以嫔为后，政在臣下。期四十日。”不仅如此，甘氏占辞中又占曰：“岁星守尾三十日，王者立贵后夫人，若生太子，欲封宠后族。”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岁星守尾，《开元占经》所收集的占辞中一共有十四条，其中虽然七条都与女主或者后宫有关，但这些占辞中也并不全是贬义的，如石氏曰：“岁星入尾，天下诸侯有庆贺之事，期九十日。”
但此时的太史局并没有选择这些占辞，而是选用了褒贬明确的“人主以嫔为后”,特别是与这条占辞相关的还有与后妃母族相关的占辞，当中的劝诫之意可以说十分明显。
此时正处于高宗想废王立武的关键时刻，这年的六月，武则天诬陷王皇后与柳氏厌胜，柳奭被贬官；接着高宗想封赏武则天，为此特制出宸妃位份；再加上中书舍人王德俭上书要求废王立武被高宗提拔，可以说此时高宗想要废王立武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
这个时候，太史局给出这样的占辞，既体现了星占作为政局外显的功能，又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参政者对皇帝的劝诫和批判的意味。
其次，《旧唐书》本纪和《新唐书》五行志所记载的事情，也大有深意。首先，像这种人事灾异理应像《新唐书》所做的那样归类于五行志的人疴条目下，但是《旧唐书》却将其放于本纪中，并且将两件事情的记载前后都是与武则天或者武则天母族相关的事件。
《新唐书》虽然将之归于五行志人疴一类中，在后面加上了“凡物反常则为妖，亦阴气盛则母道壮也”的判语。关于这一判语，清代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提到了类似的内容。
可以知道，这类判语一般代表着过失而引发的报应，《新唐书》将判语用在此处，《旧唐书》将事情记于本纪，无不是在借此事批判或者讽喻武则天被封后和其母族被大肆封赏的事情。
高宗年间的六条星占记录和一条雨雹灾害记录。日食本来是一种很正常的天文现象，但是在古代却代表着灾祸的降临。
李淳风《乙巳占》认为：“(日食)又为臣下蔽上之象，人君当慎防权臣内戚在左右擅权者。”在咸亨年间，特别是咸亨三年(672年),这是一个很敏感的时间点，因为在咸亨三年的八月，武则天所依赖的文官大员许敬宗去世了。
而围绕着许敬宗谥号的评议又在朝堂掀起了波澜，虽然最后的结果是双方各退一步，谥号由“缪”改为“恭”。但是仍然是一个恶谥。韩昇认为，这件事暴露出来的，是“官”群体对于侵害国家一元统治理念原则、凌驾于制度之上的不正常的皇后干政体制的反对，并且高宗对此保持着默认的态度。
所以在这个时候，《新唐书》天文志在记载日食的记录后面还加入了对日食所在星宿的注解，箕、尾均直指后宫或者后妃，这其中暗藏的含义是不言而喻的。
要知道，在咸亨二年(671年)的雨雹灾害中，虽然也有阴胁阳这样的暗示，但是重点还是放在对高宗施政的批判之上，然而到了咸亨三年，便直指女主干政导致君上被蒙蔽，这里面的变化也可以侧面应证这一时期时局的变化，即“官”群体在高宗默许下对武则天干政的反对。
紧接着的，是从咸亨五年(674年)到上元二年(675年)间《旧唐书》本纪关于三次星变的书写，可以看到，每次星变之后连接着的，必定是武则天的政治地位进一步提高的时候。
特别是上元二年三月丁未的日色如赭，这一天象具体有没有发生是无法验证的，但这一天象代表的含义却是“日赤如血，其国君死，赤始末赭，将军战死于野”。
再加上这次星变之后高宗突如其来的想让武则天摄政，对于高宗这次的决议，韩昇认为这是武则天铺垫充分的一次逼宫，而高宗最后单独召集宰辅商议正是其应对这次逼宫的努力。
对于这一观点，上元二年“荧惑犯房”所引用的君有忧的占辞，也暗示了高宗的政治危局。不仅如此，在了解了日色如赭在占卜中所代表的意涵，就很容易理解这一记载所代表的暗喻，不仅进一步表现了高宗所处情况的危急，更是对武则天干政摄权的隐形批判。
永隆年间，已经是高宗统治的后期时刻了，这一时期武则天权力比之前又更进了一步，在永隆元年(680年),更是一举布局将太子李贤废弃，面对这种情况，修史者和参政者再次以阴乘阳暗示君道不存，表达隐性的批判。
其次，是在高宗去世后，武则天临朝称制期间一共两条星变和四条灾异内容。光宅元年(684年)是其年九月才更改的年号，九月之前这年曾有过嗣圣和文明两个年号。
就在这年，武则天刚刚废去了中宗的帝位，改立李旦为帝，但是却幽李旦于别殿，政事皆决于武则天。不仅如此，原废太子李贤也于此年被逼自尽。九月改元光宅之后改易各行政机构名号，又不顾裴炎劝阻，立武氏七庙，李唐宗室人人自危。
所以，在武则天为太后时期的两条星占记录，是唐代星变与政治紧密连接的展现，也透露着参政者与修史者对女主干政的批判。其他的四条灾异记录，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涵。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长寿元年(692年)“黄雾四塞”的记载，三年前的天授元年(690年)九月，武则天就已经改国号为“周”,正式成为我国唯一一位女皇帝，但正史的记载中依然有着“阴冒阳”的贬斥，这表明了正史中对女主的批判是贯穿整个时间线存在的。
文|萌眼探世界
编辑|萌眼探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