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连花

1924年5月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举行庆祝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纪念活动时合影。前排左一为邓中夏（共产党员）、左六为胡汉民、左七为汪精卫，二排左四为叶楚伧、左五为王荷波（共产党员），三排左一为刘伯伦（共产党员）、左二为毛泽东（共产党员）、左八为恽代英（共产党员）、左十为戴季陶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句话一针见血，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关键所在。这一著名论断出自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简称《分析》）。该文系《毛泽东选集》的首篇，毛泽东在此文中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问题，初步提出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堪称毛泽东思想萌芽的一篇光辉文献。它的问世，是毛泽东深刻洞察党内外思想动态，反对党内错误倾向，总结革命经验教训的结果。

《毛泽东选集》在收录《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时，对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做了说明：“是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不注意团结国民党内的革命力量，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同时也没有真正弄清革命的“敌人”是谁。

1923年，毛泽东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后，更深入、更直接地了解到党内这两种错误思想倾向及其危害，并同这些错误倾向进行了斗争。

6月，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央领导核心，这一年他刚好三十岁，三十而立！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注意到当时党内的重要领导人张国焘只重视工人运动，不注意团结国民党内的革命力量的错误。

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两党的合作。1922年8月，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同国民党实行合作。1923年“二七”惨案留下的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只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应该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由于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取得了成功，国民党在社会上有威信，又在南方建立了根据地。孙中山在民国成立后几经挫折，深感中国革命要改弦易辙，对共产党员同他合作抱着积极欢迎的态度。西湖会议后，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就陆续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

对这样做，毛泽东是有思想准备的。4月离开长沙时，他在湖南自修大学主办的《新时代》创刊号上发表了《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提出：中国的反动势力太大了，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共产党和一些“非革命的民主派”都将同“革命的民主派”国民党合作，以“成功一个大的民主派”。到广州后，他在《向导》上发表的文章中提出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看法：国民革命的历史使命是“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只有“建立严密的联合阵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从五四时期倡导民众大联合，到这时主张建立联合阵线，毛泽东的思路是连贯的。

但是，张国焘认为，工人阶级只能在自己政党的旗帜下进行革命，不同意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去搞党内合作，否则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也不同意在劳动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组织。

会上，张国焘说：“我党党员如若加入国民党，势必会引起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其结果将有害于革命势力的团结。”毛泽东的发言，与张国焘针锋相对。他根据湖南工人运动的经验，说明搞联合阵线的必要性，反驳说：“大批工农加入国民党，正可以改造它的阶级成分，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阵线，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两种观点，激烈交锋，会议气氛显得紧张。

经过激烈讨论，会议最终赞同了毛泽东的主张，张国焘的观点暂居下风。

中共三大通过了“党内合作”的决定，要求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仍保持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会上，毛泽东被选进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任中央局秘书，接替张国焘的位置，张国焘落选。

尽管如此，中共党内反对国共合作的思想仍大有人在！他们对国民党到底是敌是友的问题，国民党内存在分化的问题，始终搞不清楚。这是毛泽东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一大动因。

毛泽东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另一大动因，则是和陈独秀有关。

担任中央局秘书、直接协助陈独秀工作的毛泽东，发现陈独秀漠视农民和农民运动。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他认为，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中共三大上，他郑重地提出了农民的问题，并负责起草《农民问题决议案》。毛泽东在《农民问题决议案》一文中指出：“由于种种压迫，农民自然发生一种反抗的精神，各地农民之抗租、抗税的暴动，即其明证。故我党第三次大会决议，认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牵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

张国焘回忆说，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农民运动，是“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但是，这时的陈独秀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选入《毛泽东选集》时添加的题注中所说：“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

大革命时期，眼看着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陈独秀却痛恨地说：“农民运动‘糟得很’‘过火了’”。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应该予以制止。这是没有把农民当作真正的同盟军来看待的表现。

陈独秀对农民运动的抵制，导致中共对农民运动的领导不力，严重影响了农民运动的发展。时隔十余年后，毛泽东对此事依旧耿耿于怀：“我今天认为，如果当时比较彻底地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开展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就会在全国范围早一些并且有力得多地发展起来。”

陈独秀不仅忘记了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问题上也同样犯了错误。如果说张国焘是不支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那么，陈独秀则为了团结国民党，处处让步，处处妥协，主动放弃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把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革命，既没有找到领导力量，又没有找到可靠的革命队伍，成为一句空话。

为了让党内早一些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认识到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同时，也认识到国民党的“革命”性，解决中国革命的领导、动力、对象等一系列根本问题，毛泽东要写一篇文章，弄清这一系列问题的想法在心里酝酿了很久！

1924年1月至12月，毛泽东在国民党内工作了近一年时间。进入国民党内工作，使他更全面地了解到国民党内的基本情况，更真切地把握到国民党内部的思想动向。

1924年1月，毛泽东作为湖南代表参加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月31日，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全体会议召开，决定在上海、北京、汉口等地成立执行部，以加强这几个地区的工作，毛泽东被派到上海执行部。

起初，毛泽东在国民党内工作是比较顺利的，很受国民党左派元老们的器重。

当时，实际负责上海执行部的是组织部部长胡汉民。毛泽东任胡汉民的秘书，职责是“协助部长，办理本部事务”。同时，毛泽东还兼任文书科秘书，在文书科主任邵元冲到任前，代理文书科主任一职。

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孙中山对他格外倚重，国民党改组后的许多重大事情，都离不开胡汉民的参与。因此，组织部的实际工作也就落到了毛泽东的肩上，这从胡汉民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可见一斑。

顷得觉生先生来书，要取《宣言》十份，《党章》十份及《民国日报特刊》一份，入党表、登记表各四十份，志愿书二十份，请即交其来人为幸！此上润之我兄。

弟汉民

信中所说“觉生”乃是国民党元老居正。当时的胡汉民已经45岁，毛泽东31岁，一句“润之我兄”可见胡汉民对其器重的程度。

在胡汉民的支持下，毛泽东的初期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毛泽东对国民党也是信任的，工作是热情而积极的，以至于引起当时共产党内部分高级领导人的不满，李立三曾嘲讽他是“胡汉民的秘书”。

随着胡汉民的调离，毛泽东开始被一些分共、反共势力所排挤。在与他们的激烈斗争中，毛泽东越发感觉国民党内存在分化的两派——国民党左派，支持革命，主张“联共”“容共”；国民党右派分子则反对革命，暗地策划反共、分共的卑鄙行径。两派严重对立，内部“暗流涌动”。

一些分共、反共的事件时常发生在毛泽东身边，使他心力交瘁，直至累倒。

上海执行部成立不久，胡汉民返粤，叶楚伧接替胡汉民负责执行部的工作。叶楚伧对毛泽东的工作一直持异议，对共产党员一直持戒备心理。在这样的状态下，毛泽东的工作极为艰难。7月，毛泽东不得不辞去组织部秘书职务，只负责文书科工作，并推荐共产党员张廷灏继任。

8月1日，周颂西、喻育之等人在南方大学召集各区党部代表会议，讨论处置“共产分子”问题。会上，主张“容共”和反对“容共”的两派发生分歧。次日，喻育之等到上海执行部，要求致电广州国民党中央分共，并殴打“跨党党员”邵力子。当时，主持执行部工作的叶楚伧采取骑墙态度，未按右派要求致电国民党中央，也未对喻育之等人进行处理。

对此，毛泽东极为不满，联合恽代英、施存统、邓中夏、刘伯伦等跨党党员致函孙中山，控告叶楚伧“主持不力，迹近纵容”。

之后，毛泽东与叶楚伧的矛盾，在执行部几乎人人皆知。加上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矛盾加剧后，经费即不能照发，负责无人，工作几乎停滞。毛泽东的工作困难重重，吃力不讨好，兼之劳累成疾，便于12月请假回到湖南老家韶山了。毛泽东离开上海后，叶楚伧摆宴相庆。

回到韶山后，毛泽东一边安心养病，一边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他急切地感到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实在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反革命分子随时都可能打起“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如果不做好反击的准备，革命将遭受重创。

国共矛盾发展至此，这时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对国民党却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对他们的反共、分共行径无条件地包容，为了统一战线，处处迁就，处处躲避，这就更加剧了国民党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革命实质上已经危机四伏。

毛泽东感到忧心忡忡，为了让党内认识到国民党内对革命的“矛盾惶遽状态”以及可能对革命带来的危害性，毛泽东着手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动力又强了几分。

在韶山养病期间发动农民运动的经历，又为毛泽东撰写《分析》奠定了实践基础。

这一次，毛泽东在韶山住了203天，是毛泽东1921年离开韶山后回故乡时间最长的一次。虽说是养病，但是毛泽东并未闲着，一向有发动农民运动想法的他，利用这宝贵的时间和家乡的人缘之便，搞起了农民运动。毛泽东曾回忆：“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休养——我在上海生病，但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毛泽东回韶山时，正值春节后不久，前来探望的人和本门的亲友川流不息。毛泽东利用这个机会广泛接触群众，有时与农民谈家常、打骨牌、玩麻将，和大家搞得火热。他还和夫人杨开慧一道在乡下四处走走看看，做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依靠夫人杨开慧以及庞叔侃、柳军刚、李耿侯等进步知识分子，先后在毛氏宗祠、毛震公祠、李氏祠堂等处，利用原有族校，创办了20多所农民夜校。夜校教农民识字、学珠算，并向农民进行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

农民的阶级觉悟提高后，开始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斗争，最著名的要算被誉为“韶山神话”的“平粜阻运”。“平粜阻运”胜利后，毛泽东认为成立农民协会的条件基本成熟，于是一夜之间，韶山挂起了20多个乡农民协会的木牌。由此，毛泽东更加清晰地看到了蕴藏在农民中的伟大力量。

1925年秋，毛泽东呕心沥血，终于写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部光辉著作。《分析》开宗明义：“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也就是没有找到革命的对象和盟友的问题，而“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毛泽东把中国社会的阶级情况做了如下分析：

第一，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这个阶级是极端反革命的，他们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第二，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

中产阶级的政治主张是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但是由于中国工业发展得并不充分，中产阶级具有软弱性，根本没有力量独立领导革命，取得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因此，“这个阶级的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在当时的“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下，“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那些中间阶级，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共产党可以尽量多地争取中产阶级的支持，防止他们“跑入反革命派”，但是也要警惕他们的反革命行径。

第三，小资产阶级。这部分人主要包括“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

第四，半无产阶级。包含：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五种。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体。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他们一般都受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生活困苦，叫苦不迭，因此，对于革命宣传极易接受。

第五，无产阶级。这部分人在当时约200万人，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这个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

第六，游民无产者。主要是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在一一分析各个阶级及其对革命的态度后，毛泽东做了一个总体的概括：“可知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这一概括深刻、全面、精到，为革命如何寻找力量，如何取得同盟军指明了路径。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总结党内、党外及农村革命经验的结晶，是呕心沥血的经典之作。但是这个经典，在刚问世的时候是不被党内高层看好的。

1925年秋，毛泽东在昏暗的油灯下，把经过再三斟酌、多次修改的《分析》，装进一个信封，并在信封上写上“陈独秀收”几个字样。原来，他准备把他刚刚完成的《分析》寄给党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让他推荐在党的机关报上发表。毛泽东对陈独秀一向是尊敬的。“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老师。”这种想法一直贯穿毛泽东的一生。毛泽东认为：“如果能够得到陈独秀的认同，并在党的机关报上发表，将会对党内认清‘敌友问题’，明确革命的方向有帮助。”毛泽东的心满怀着希望，但是他又有点紧张。因为，在与陈独秀共事的一段时间里，他了解陈独秀。

陈独秀出身于书香门第，18岁中秀才。受维新运动的影响，他受过一段新式教育，一度拥护维新主张。之后，他曾五次赴日，特别研究过使西方国家富强的政治学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这是他1920年前接受马克思主义前的人生指南。因为陈独秀崇尚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模式，受到刻骨铭心的影响，所以其向共产主义者转变不彻底。在陈独秀心里，最看重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排在后面。他认为，在民主革命阶段，无产阶级应帮助资产阶级联合农民，实现资产阶级革命。

毛泽东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了解农民，知道农民的力量，也懂得发动农民的办法。他和陈独秀在农民问题上的认识深刻程度是有差别的，在坚持的对农民的政策上也是有分歧的。在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上，毛泽东也以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的思想区别于陈独秀。

信寄出去后，毛泽东在韶山忐忑地等了几个月。几个月后，等来的是令毛泽东大失所望的消息——陈独秀拒绝《分析》在党的机关刊物上发表。对于这段经历，毛泽东一直记忆深刻。1939年，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回忆了这段经历，说：“我那时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在共产党内，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

毛泽东进一步认清了陈独秀，从此开始不再对陈抱有幻想。“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

1925年冬，在被陈独秀拒绝后，毛泽东又把稿子寄往其他杂志。这一次，毛泽东充满信心，神情笃定，因为他知道，《分析》可能不被陈独秀认可，但是真理就一定会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

12月，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政治部编辑的半月刊《革命》第四期刊登了《分析》一文，《分析》正式问世。该文开宗明义写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与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革命党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阶级性，人数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这就一目了然地提出了无产阶级要领导革命，必须明确依靠谁、团结谁和打击谁这个首要问题。由于这一论述极为重要，随即引起人们的普遍注意。

1926年2月，《中国农民》第二期全文转载了《分析》。《中国农民》是国民党农民部主办的全国性刊物，被这样一个刊物转载，进一步证明了《分析》一文的重要性。转载后，该文的影响就更大了，许多中共党内同志，特别是青年同志成为《分析》的忠实读者。

鉴于《分析》的较大影响，同年3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致信毛泽东，对该文提出修改意见，并决定把修改后的《分析》在当月再一次发表。毛泽东得到消息后，慎重地对《分析》进行了第一次修改。主要是对文章的结构和文字进行了加工，如第一段由原来的440多字缩减为不足200字。将大资产阶级“乃民族革命运动之死敌”改为“其政治主张之代表为国家主义”，等等。这次修改后，《分析》基本定型，成为现今我们所看到的版本。

在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上发表，让《分析》声名远播，也正式奠定了毛泽东在农民运动中的领袖地位。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为了更好地培训农运骨干，农讲所又重印了1926年2月出版的《分析》，发给学员作为课本使用。“毛泽东同志在这里主讲了这一专题”，《分析》中的思想得到广泛地传播。之后，中国革命在《分析》的指导下，拨开迷雾，少走了许多弯路，增添了许多理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十分重视这篇文章，对《分析》又进行了两次修改。第一次是1951年8月，中央编辑的《毛泽东选集》要收入这篇文章，毛泽东逐字推敲，再三斟酌，对各阶级的分析，取消了原来的“第一”“第二”等冠称。结论部分做了提炼与概括。其次，把“生产工具”改为“生产手段”，把“流动资金”改为“资金”，把“主力”改为“领导力量”，并使其在段落上更加明细等等。第二次是1952年7月，中央第二次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毛泽东精益求精，对《分析》再次修改。正如《党的文献》在1989年刊文指出的，《毛泽东选集》对《分析》“作了多次精心的修改和补充，印过几次修改稿”。这次修改稿与第二次修改稿相比，语言更加流畅精练，思想更为准确深刻，文字修改可谓精雕细琢，其思想内容则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形态。

《分析》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基本思想萌芽的重要标志，是指导中国革命的纲领性文献之一，它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如今，时代在变，实践在变，新的建设历程呼唤新的理论。然而，《分析》中所告诉我们的：要正确认识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新变化，解决“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这一首要问题的思想对我们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处理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各阶级、各阶层间的关系，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事业。

《分析》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继续闪烁着伟大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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