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凯，一位曾任记者、现为执业律师的跨界人士，近期在香港大学访学期间完成了一篇引发广泛关注的文章——《香港记》。这篇文章并非讲述他在香港的见闻，而是深刻反思了自身的人生与职业经历，并探讨了新闻和法律这两个行业的独特视角。

巧合的是，新闻实验室播客也邀请到许凯，就相似话题展开深入对话。无论是否读过《香港记》，这场对话都值得一听。

已读过文章的听众，可以通过许凯的亲口讲述获得更直观的感受；未读过文章的听众，则可以在聆听对话后阅读《香港记》，获得相辅相成的理解。

主持人：欢迎大家收听本期的新闻实验室播客。我请到的嘉宾是许凯律师，他之前做过记者，但现在是一名律师。

许凯老师，要不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许凯：哈喽大家好，谢谢主持人，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聊天。

主持人：非常荣幸邀请到许凯老师。他拥有丰富的媒体从业经验，同时在成为执业律师后也代理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案件，许多都与媒体或社交媒体相关。

我想他对于新闻实验室的这个播客主题来说非常相关，是一个重量级的嘉宾。很开心可以和许凯老师聊天，我想先从他的职业经历开始介绍。许凯老师，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您的背景吗？当时是怎么进入媒体行业的？

许凯：好的，我大概在2004年到2008年在北京读书，当时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主持人：和我的经历基本重合。我可能比您稍微年长一点，我参加了两次高考，第一次是在2003年，填报了北京大学法学院，但没考上，所以去读了西南交通大学的财政金融学院。

因为一直想读法律，当时还找了院长，希望能转到法学院，但他说只能在学院内转系。于是我就退学，回老家复读了一年。

许凯：哇哦，原来还有这么一段经历。确实，中国的大学在转院系方面特别不方便。您刚才提到安徽农村出身，对法律的想象，可以再展开一点吗？

主持人：是的，我是在安徽省庐江县（现在属于合肥市，以前属于巢湖市）。我从小家境贫困，经历了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包括沉重的农业税和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

这些都驱使我对法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高考复读那年，看了一本叫《中国农民调查》的书，书中描述的农业税抗税和计划生育问题都让我感触很深。

这本书在国内只合法出版了几个月，但对我是一个触动，让我坚定了读法学院的决心。

许凯：听起来确实是很有缘分。那您最终如愿以偿进入了法学院，读书过程中的第一课给您什么样的感觉呢？

主持人：是的，第一课给了我很大的震撼……

2004年，怀揣着对法律的憧憬，一名学生步入了北京某法学院的大门。入学伊始的法理学课程，却带来了一场思想的震荡。

课堂上，老师将法律定义为“以国家暴力为后盾，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专政工具”。这与学生心中原本连接着自由、权利与平等的法律形象截然不同，也与学生来自农村的生活经验形成强烈反差。

尽管日后接触到更多元的法律理论，但这次思想的碰撞无疑在其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高中时期主修理科的学生，如果没有立志学习法律，或许会选择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深造。在安徽的成长环境中，学生较少接触政治理论，直到进入法学院，才真正开始思考这些概念，并感受到由此带来的冲击。

2004年至2008年，正值中国半独立市场化媒体的活跃时期。在校园里，学生有机会接触到各种报纸和期刊，这与以往在农村信息闭塞的环境形成鲜明对比。

《南方周末》、《财经》杂志等媒体，以及《科幻世界》上刘慈欣的《三体》连载，都成为了学生的精神食粮。市场化媒体所表达的价值观，与学生学习法律的初衷产生了共鸣，特别是对农村问题，特别是“三农”问题的关注，更使其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并由此萌生了对新闻行业的热情。

2007年，《财经》杂志法制组编辑段宏庆来到法学院分享报道经验。这次分享让学生对《财经》杂志产生了极佳的印象，并促使其主动寻求实习机会。

2007年11月，学生如愿进入《财经》杂志实习，正式开启了媒体行业的探索之旅。

然而，这段记者之路并不平坦。尽管实习后获得了正式工作的机会，但由于缺乏相关的写作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不足，实习期间的文章几乎都由编辑进行了重写。

性格内向和孤僻，也给采访和写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最终，学生在《财经》杂志仅工作了两个月便选择了辞职。

尽管如此，学生对新闻工作的热情并未消减。2009年，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学生先后在《瞭望东方周刊》、《中国新闻周刊》、《中国企业家》、《中国投资》等五六家媒体尝试工作。由于能力的限制，学生在这些媒体的任职时间都不长，但他仍然希望能够不断提升自己，找到适合的发展方向。

采访能力的不足导致职业生涯初期并不顺利，一直缺乏稳定的记者工作。直到2009年底，在当时的财经主管单位与苏立团队发生争执后，苏立团队创办了现在的财经传媒，由于采编岗位出现大量空缺，才得以再次获得工作机会。

2010年至2014年期间，在法律大厦工作，这段经历也为后来转行律师奠定了基础。

2008年至2009年刚毕业时，初入社会的孤独和人际交往的困惑，伴随着工作上的不稳定和经济上的拮据，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大学同学有的继续深造，有的出国发展，而自己却收入微薄、负债累累。

然而，正是这些挫折，促使对行业内的优秀人士进行观察学习，并付出加倍的努力。2010年再次回到媒体行业后，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全身心投入工作，成为当时团队中最勤奋、付出最多的人。

2010年正式成为记者，正值中国新闻黄金时代的尾声。陕西安康镇冯建梅二胎强制引产事件的采访经历令人印象深刻。

在镇平县进行了为期一周多的采访，深入接触当事家庭，不仅履行了记者的职责，更像是一位行动者。将现场照片传递给朋友，通过当时兴起的微博平台进行传播，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这段经历虽然赋予了职业价值感，但其动机并非单纯为了帮助弱势群体。记者的职责在于记录和表达事实，而非直接介入个案。记者应该提供具有公共价值的事实，克制参与个案，为历史留下底稿，为公众提供需要了解的信息。这与个人的情感和行动主义存在一定冲突，也最终促使了后来转行成为律师。

从最初的职场迷茫到重返媒体的磨砺，再到对记者职业的反思，这段十年的媒体经历塑造了独特的职业理念。记者的职责是记录事实、呈现真相，而非扮演行动者的角色。

这种对职业边界的深刻理解，最终引导其走向了法律的道路，继续以另一种方式守护着公平与正义。